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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曾令琪（四川成都）
几经迁徙，在工作调动两年之后，我终于从所工作的学校搬出来，住上了120平米的房子。但因为有老人，有小孩，所以，单独的书房仍然属于“空中楼阁”，似乎遥不可及，就算能“及”，也“犹恐相逢是梦中”；但卧室有20多个平米，所以，我的“览星楼”也就顺理成章地和我的卧室合二为一了。新房坐落在芋子溪边，二楼，一面临道，一面临水。以前教书时候的两个竹器书架，已经“鸟枪换炮”，换成了两个高大的书柜。两个大书柜靠墙直立，几乎占据了一面墙壁的面积。我的书，我的资料，我曾经带着学生去捶拓的颜真卿同志的摩崖刻石《大唐中兴颂》拓片……这些，都整齐有序地放置在书柜里。主卧室的窗向着东方。当窗，是一张保力板桌面的八仙桌，一张太师椅。这张桌子是1988年临近寒假的时候，学校给每个教职工发100元的福利，我到街上花40元钱买回的。算来已经陪伴了我差不多6年了。桌面已经有点斑驳，绿色的桌面就像上了年纪的人一般，额头上有了皱纹，脸蛋上有了老年斑。但桌子再老，也没有我的太师椅老啊。这张太师椅，是我的三姑婆（我爷爷的大姐）曾玉书出嫁的时候，我的公太（曾祖父）庆成公为她特制的嫁妆呢。三姑婆出嫁，大约是1910年，那个时候，大清王朝正日薄西山，在生与死的线上挣扎着。记得1989年的秋天，三姑婆的大女儿、我的表姑张继芳老师离开资中、前往泸州他儿子家之时，将三姑婆当年的这个嫁妆，赠送给了我。这一张太师椅，由我的公太庆成公、婆太（曾祖母）赖氏亲手送出去，转了差不多八十年，又回到曾氏子孙的手中。有时，坐在这张椅子上，总会想起路遥同志《人生》中的高加林，在社会上转了一大圈，最后还是回到生他、养他的高家村农村。想来，世间上的一切，不都是这样的吗？我们从黄土中来，最后又回到黄土中去。人生也好，世界也好，物品也好，谁逃得了这样的宿命？
那个时候每周上班六天，后来才逐渐调整为耍大小星期，也就是一个星期周末休假一天，下一个星期周末就休假两天。因为时间似乎越来越富裕，所以，也就勾起了我重新拿起笔写点什么的欲望。如果说我这么多年的写作多多少少还有一点点收获的话，那么应该肯定地说，我的写作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步的。因此，搬迁之后，在“览星楼”中，我一如既往地读书，写作，写字，交友，度过了一段难忘的书斋生活。于是乎，周末，当早晨第一缕晨曦射进我的“览星楼”的时候，我也就一个鲤鱼打挺，临窗坐在我那张老太师椅上。桌上是一叠稿纸，一支钢笔。兴之所至，一阵乱写。记得那时痴迷于搜集关于周恩来的资料，瞄准1998年3月5号的周总理100周岁冥诞，我从搜集的400多种资料中，精心挑选，仔细甄别，然后一节一节地写，半年过去，将10多万字的《周恩来诗歌赏析》书稿写出来了。为了将书稿改好，我将几个文友请到家里，请大家翻阅我的书稿。答曰：“他的‘大江歌罢掉头东’我读过，其他的没有。”“既然没有读过，那暂时就不要下结论，好吗？”我只能这样说。那个人的态度，弄得我不由得问我自己：我的选择对不对哟？但好在另外一个残疾朋友给予了我很大的鼓励。他以十分肯定的语气说：“说不定令琪这一次就要‘踩到宝’呢！”
那是1997年夏天的事了，至今想来，恍如隔世。那年冬天，宣传部领导在看了我的《周恩来诗歌赏析》书稿之后，同意由组织出钱，出版和发行我的这部书。那一年，中国美学学会会长王世德先生为我的书稿欣然作序，道：“这部书，填补了国内外学术界研究周恩来及其诗歌的一项空白。”谁都知道这一句话的分量！王先生的书序，让我这个多多少少有点文学情结的中文系毕业生，真想跑到沱江河畔，痛痛快快地旁若无人大哭一场！那时不像现在，没有网络，通讯不发达；一个小地方，要想在写作上混出名堂，有如“蜀道之难”。写作是寂寞的，有时也是孤苦的。那年的冬天，为了和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商谈书稿出版的事，我和内子张炳华老师，乘坐公交车到成都，找到责任编辑。那个时候我腼腆、内向，不善言辞，不像现在废话、屁话这么多；所以，欲说还休，扭扭捏捏，才将意思表达完整。时近中午，和内子请责编去吃了一顿便饭，然后再回到出版社，将挎包里面的13500元钱公款，交给出版社作出版、发行的经费。等“谈判”结束、从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出来到磨子桥等公交车的时候，才发现时间已经是下午4点。抬眼看天，天灰蒙蒙的，北风呼啸，令人生怖。不一会儿，天空竟然飘下淅淅沥沥的雨雪。因为早上出门前没有准备，穿得太少，突然而至的雨夹雪，北风肆虐，感觉耳朵都仿佛要冻掉一般。我们一边顿着脚，一边双手互相摩擦取暖。我想，这个时候，说不定我的那些同事，正关了门，在办公室高谈阔论，静等下班呢。而我，为了文学，为了自己从小到大的梦想，却让内子跟着受罪，到这人地生疏的省城，为“五斗米”而折腰。但这样的想法是暂时的，因为，“谈判”成功的喜悦，最终冲淡了心中的阴影。几个月后，1998年3月5日，在周恩来总理100周岁诞辰之际，当中共内江市委宣传部为我出文件、举行隆重的新书首发仪式的时候，我长舒了一口气——我曾经的一切付出，终于见到了成果。那一年，我的《周恩来诗歌赏析》一书，由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43000多册。一本处女作，能发行几万册，就是放在今天，也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
就这样，在我的书斋“览星楼”中，我完成了我的单行本处女作，并正式出版，发行全国。再后，首发于《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四川日报》的一些稿子，也在这里完成。每每一些文友到我的“书斋”交流，都会坐一坐我的太师椅，说这是我写作《周》书所坐的椅子，在他们的心中，这张椅子也就充满了一定的神秘感。――现在，这张椅子已经放到老家，静静地放在四楼健身房的一角。因为久已不坐，恐怕是灰丝蒙面了吧？那时，我那喜欢读书的四哥亚骐，说了好几次，既然喜欢写作，那么写作的环境也应该改善一些，应该有一张更好的大班桌，一张大班椅，以便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但我的看法不太一样。写作可以说是“成本”最贵的工作，要耗费大量的心血；也可以说是“成本”最便宜的劳动，那个时候，一支笔，一叠纸，于此足矣。不过，读书与写作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事情。如同种地，你糊弄地，最终地就会糊弄你。曾经亲眼目睹，有的人书房大大的，窗明几净，书柜高大上，但却是《红楼梦》中的二老爷――贾政，仅仅是动口不动手的“君子”；有的人一排红木书柜，里面却几乎都是地摊上两块钱一斤的别字连篇的盗版书，简直大煞风景；有人为了显示自己很“博学”，居然买来一些只有封皮、内页一片空白的假“书”，令人大跌眼镜；……要知道，被命运碾压过，才懂得岁月的慈悲；被生活折磨过，才知道写作的可贵。所以，我最终的结论是：书房不在大小，只要有，就行；写作不论迟早，只要坚持，就行！――当然，趋利避害，人之常也。对于长期写写画画的人而言，能有更好的写作条件，从而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那何尝不是一件赏心乐事呢！因此，我还是盼望自己的书房，不再是“空中楼阁”……
作家简介
曾令琪，中国辞赋家协会理事，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大型纯文学期刊《西南作家》杂志主编、《新蕾》杂志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