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强：教育断想
关于教育的目标，约翰·洛克引用过一句言简意赅的话，就是使“健康的心灵寓于健全的体魄”（《教育片论》）。没有健康的心灵，再强壮的身体也只是行尸走肉；没有健全的体魄，再美好的思想也无法身体力行。只有让人的身体和精神都健康成长，教育才是完美的。
约翰·盖托写过一本书，名叫《上学真的有用吗？》。这是一道发人深省的好题目。它表达了一个常识，而这一常识长期以来一直被人所忽视，因此一经点明，就在思想上给人带来了一种巨大的冲击力。这个常识就是：“上学”不等于“受教育”。在约翰·盖托看来，“最有力的教育永远是开放的，而不是被他人来灌输的”，“真正的教育只能以自我觉悟为起点，认识真实的你，不然你将一事无成，只不过是一个可怜的劳动力”。如果学校培养的不是有独立个性、充满活力、思想自由、敢于怀疑和挑战一切不合理秩序的公民，而是在精神上和行动上都“整齐划一”、有利于权力“控制”的臣民，那么，所谓的“上学”，与其说是“受教育”，不如说是被囚禁、被扼杀。约翰·盖托指出，愚民教育是一种“超级武器”，具有“超强的杀伤能力”，这个世界上的天才本来“多得像尘土”，可惜，他们在学校里就变成了精神上的傀儡 ，过早地夭折了。
叔本华说：“教育的关键在于从正确的一端开始认识这个世界，而获得这样的认识可以说就是一切教育的目的。”（《论教育》）所谓“从正确的一端”认识世界，意思就是，人对世界的印象，应当来自于客观现实以及自己的亲身体验，而不是相反，先被人在头脑里灌输了一大堆概念，再把这些概念套在现实身上。教师的责任之一，就是告诉学生真相，鼓励学生通过自己的体验、思考和眼光去寻找和发现真相。如果“教师不是培养和发展孩子观察、思考、判断的能力，而是致力于把别人的现成的思想、观点填塞小孩的脑袋”，等到他们长大成人，发现世界并非像教科书上所描述的那么美好，就会产生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对任何事物都不再持有信任的态度，甚至会因此而步入人生的歧途。成功的教育，予人直面现实的勇气；失败的教育，则是告诉人一大堆谎话，再让他耗费一辈子的时光，来消除这些谎话的影响。
明治时期，福泽谕吉在《劝学篇》中如此批评日本的弊病：“一个青年学生只读了几本书就想做官；有志经商的人仅只有了几百圆资金，便想假借官府的名义来做买卖。设立学校要官许，传教要官许，甚至牧羊养蚕也要官府允许，大概民间事业中十之七八都是与官府有关的。因此，举世人心风靡，羡慕官，依赖官，害怕官，谄媚官，丝毫不能发挥一点独立的真精神，其丑态实在是不忍卒睹。”（《论学者的职分》）教育风气，受社会风气的影响；社会风气，又受政治风气的影响。这三者之间，并非单向影响的关系，而是互为影响，错综复杂。其中，政治风气的影响尤为重要，具有“风向标”的作用。在一个权力可以左右一切、官员作威作福的社会，教育要想独善其身，无异于痴人说梦。只有当教育的力量、民间的力量足以和官员的力量相抗衡的时候，整个社会，才有趋于良性发展的可能。
自由精神，是大学的魂魄所在。雅斯贝尔斯说：“大学生要具有自我负责的观念，并带着批判精神从事学习，因而拥有学习的自由；而大学教师则是以传播科学真理为己任，因此他们有教学的自由。”（《什么是教育》）宽泛地说，教与学的自由，换言之，也就是传播真理、接受真理的自由，不应受到校园围墙的阻挡和束缚。没有自由精神，围墙之内的学校是死气沉沉的学校；而自由精神所到之处，即是大学所在之处——有没有围墙，无关宏旨。社会这所大学，需要人用一辈子来学习；自由精神，更需要穿越重重围墙，在社会上广泛传播。
作为学者的哈耶克，与作为教师的哈耶克，给人的印象是不一样的。米尔顿·弗里德曼是哈耶克的好友，在他眼里，哈耶克“是个傲慢的人”，“他对自己的观点非常自信”。而在芝加哥大学学生尤金·米勒的眼中，哈耶克则具有“无限宽广”的胸怀。米勒说：“当我的研究发展到对他的思想的某些根本原则产生质疑的时候，他继续向我提供无私的帮助和鼓励。他不求培养弟子，而是激励他的学生像他自己进行思考时那样诚实、果敢地直面艰难的问题。”（阿兰·艾伯斯坦《哈耶克传》）一名有思想、有个性的教师，必定也注重培养学生的个性，引导学生独立思考，敢于质疑导师，挑战权威，而不是教出一群“听话的孩子”或者“门下走狗”。如此看来，作为学者的哈耶克，与作为教师的哈耶克，其实是“吾道一以贯之”的。
“我会站在一道破悬崖边上。我要做的就是抓住每个跑向悬崖的孩子——我是说要是他们跑起来不看方向，我就得从哪儿过来抓住他们。我整天就干那种事，就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得了。”（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很难想象，这段话会出自一个“不可救药”的孩子之口。考试不及格、打架、抽烟、喝酒、逃学、去旅馆找妓女……在老师们看来，小说的主人公霍尔顿无疑是身处悬崖边上的一个学生，但又恰恰是这个学生，在内心深处埋藏着一个美好的理想。世界上没有不好的学生，只有不好的教育，也许，这就是霍尔顿带给读者的启示吧。
抗战期间，物理学家魏荣爵在重庆南开中学任教。有一年毕业考试，一名语文成绩很好的学生交了物理科的白卷，心想反正是不能毕业了，索性在考卷上写了一首词，以表心志。魏荣爵一看，写了四句批语：“卷虽白卷，词却好词，人各有志，给分六十。”这是齐邦媛在《巨流河》里转述的一段逸事。这样的故事，如今真的已经散逸无闻了，让人顿生隔世之感。
许倬云先天残疾，行动不便。他在辅仁中学读书时，学校对他格外照顾。许先生回忆说：“学校的安排，本来一年级在一楼，二年级、三年级都上二楼；为了我的方便，安排我们班一直在一楼上课，我非常感激学校。”（《许倬云谈话录》）许先生的感激，是对教育人性化的感激。把学生当作“人”而不是“工具”，这是对教育的本质要求，否则教育就不配称为教育，只不过是“奴役”的代名词。
言而有齿，感谢一路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