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楸帆专访：科技监控的世纪如何谈反抗？

陈楸帆专访：科技监控的世纪如何谈反抗？

这几年，一向小众的科幻也成了流行文化的大热题材，《攻壳机动队》《银翼杀手2049》荧屏大热，就连Taylor Swift新曲也一展赛博庞克风格；而伴随《三体》《北京折叠》等小说获奖，中国科幻亦浮出水面广受关注。香港可谓科幻作品的取景胜地，然而身处香港的我们又如何谈论科幻呢？2018年3月17日美伦星际科幻大会（Melon-X）在港举办，创办人Fritz Demopoulos邀电影制片人、科学家、游戏开发商和投资者聚首一堂，探索科幻前景。01哲学带来Melon-X科幻作家专访系列，带你回顾科幻历史、追问科幻与传统神话乃至现实主义的关系。

科幻作家陈楸帆

陈楸帆早年被媒体称作“中国的威廉·吉布森”，而后者是赛博庞克小说的鼻祖，不过在他看来这个标签就只在卖书时有用：“作家最好是没有标签束缚，最好连'科幻’的标签都不要有，'作家’就好。”

“科幻现实主义”是这位“八十后”作家给自己的定位，但他本人却相当不符合我们对于“作家”（尤其是“现实主义作家”）的传统想象。虽说陈楸帆的“主业”是写作科幻，但很大部分时间却活跃在科技互联网行业的第一线，曾在谷歌、百度工作，后来去一家科技创业公司做副总裁。他开发AI、VR市场，做一些小额投资，也玩科技和艺术的跨界，写小说的经验更使他怀有将中国科幻小说可视化的野心——毕竟中国影视工业化的水平还不成熟，很多尝试未如理想，像很多热爱科幻的年轻人那样，他的公司也试着做科幻小说的剧本改编、乃至电影开发。

或许是过于忙碌的生活和连轴转的节奏，让陈楸帆整个人看起来都有点机械人的科幻未来感。同时身为“作家”与“商人”，他觉得自己“没有切换模式上的障碍”，“长期以来我同时在做写作和创业两件事，主要的问题是时间和精力上的协调。这种状态有利有弊，好处在于能接触到很多新鲜的讯息和人，带来更多的灵感和刺激；弊的话就是精力比较分散，创作时间是碎片化的。”看了石黑一雄写代表作《长日将尽》时制定的“崩溃计划”，陈楸帆觉得如果能集中一段时间甚么也不干，闭关做创作也挺好，“或许下半年就试一下”。

电影《长日将尽》剧照

对于尖端技术和市场应用的格外敏感，以及后人类理论和控制论的阅读热情，造就了陈楸帆对于何谓当今“现实主义”的不同理解，这可能是他的小说读来最有趣的地方：《荒潮》《未来病史》等作品一方面很有意识地运用人类学、社会学式田野调查来加强写实力度；另一方面又在新技术之下不断重新定义何谓“现实”，他即将出版的新小说《人生算法》便尝试以AI数据来做文学分析——或许可以说，这种写作态度承认“我们都是后人类”已是“现实”。陈楸帆说，“我觉得以往文学对于'现实’的定义太狭窄了。事实上，无论意识空间的构想或我们的幻觉，都是现实的一种，甚至深刻影响了实物质世界。中国欠缺这一层面的讨论，接下来我的创作可能会处理这类问题。”

从左至右依次为《荒潮》《未来病史》

01哲学：你的科幻写作很早就强调现实主义，你怎么理解“科幻现实主义”？对普通读者而言，这个说法恐怕有些吊诡。

陈楸帆（以下简称陈）：现实主义是一种传统的文学写作方式；科幻现实主义则响应这样一个问题：科技已成为我们当今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你无法想象如何剥离了科技成分去讨论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然而，中国纯文学长期以都忽略了这种现象，或者说它没有能力去把握和处理科技的问题。科幻现实主义要深入思考科学、科技在人的生活中起到什么作用，与人有怎样的互动关系？它如何从不同层面影响了每一人对于自我、他者以及整个世界的认知？我们对于技术有怎样的想象？我觉得这是科幻现实主义最重要的一个立场。

技术在我们的社会链条中扮演着特别关键的角色。尤其在中国，你会发现政府、媒体和大众的话语生产和意义建立，往往与技术紧密结合。我们可能觉得父母那一辈人会不适应今天急速变动的新技术生活，但实际上他们可能适应得比你我更快更好——某种意义上这还蛮可怕的。比如你回家时会发现爸妈的智能手机全都用上了支付宝、淘宝，他们非常热衷那种消费返点的电子支付模式。这种情境之下，你不可能逃离科技的语境去讨论“现实主义”。

01哲学：中国现当代小说有很强的现实主义传统，你自己写作现实主义的参照系在哪里？

陈：我比较少写“宇宙史诗”（space opera）这种透过隐喻去构建叙事的类型，我的小说直接从当下的具体议题出发，在现实生活的土壤中加上科幻元素。布什亚有个词叫超真实主义（hyper-realism），不同于超现实主义（surrealism），超真实主义是信息化社会之中一种超载（overload）的现实，人接触到的不只是物理世界的现实，还有虚拟世界、心理空间的现实，这些都是现实的一种。我希望通过不同层面迭加且相互影响的关系，去呈现一个更加完整的、全息立体的现实世界图景——这是文学评论家宋明炜老师为我的小说所下的定义。我也会有意识地向这方面探索。

01哲学：今天科技发展的程度距离科幻最初的设想越来越近、甚至有超越之势，这对你的科幻写作有甚么刺激和影响？

陈：最大的刺激在于，当你了解到现实技术的飞跃之后，要如何在逻辑自洽的范畴里把它再往前推进一步，直至产生科幻的惊异感（sense of wonder）。这种惊异在当下其实很难做到，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早已充满技术，对技术产生惊奇以及审美上的陌生化或崇高感变得更困难。在今天写作科幻，是一件非常有挑战的事情，你要理解今天的技术与数学、算法密切相关，而这一部分是相当抽象的——它不像经典科学那样可以被具像化，或透过隐喻、转喻而令读者领略其美妙。数学、算法、量子计算要如何透过故事来表达和呈现？其实很困难。而科学家的想法，有时远比写科幻的人更加前沿、大胆。我自己会看很多科学论文，虽然不一定都能看懂，但至少大致理解他们是如何思考问题，包括跟一些科学家的交流也很有帮助。

01哲学：前几天跟朋友谈到，美剧《黑客军团》（Mr. Robot）里的黑客只是不使用社交网络就能隐藏他们的身份，但这在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太可行，人脸识别的技术应用一下子就暴露出你的身份信息。

陈：在中国这样一个摄像头遍布、而且做所有事情都要实名制的国家，你其实很难想象一个罪犯该如何逃脱。我认识一些做网络安全的朋友 ，他们原来混黑客圈，如今都弃暗投明，“黑帽子”变成“白帽子”。他们会介绍很多黑客的做法，而他们又怎样“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很有意思，罪犯技能恐怕也要因应时代而提升。

美剧《黑客军团》

01哲学：“反抗”在当今是越来越需要条件的行为，不少新媒体研究者觉得掌握了技术的程序员是未来反抗的希望。

陈：如今已不是草莽英雄的时代，一个成功的反抗者恐怕更类似于斯诺登这样的“第四公民”。我的小说也设想有一部分掌握了技术的无政府主义者通过地下组织形成新的势力进行平衡，但最后能达到甚么样的结果也不好说。事实上，人类历史上所有去中心化的努力最后都演化为了新中心的形成。或许这就是人类无法逃脱的命运，人类本身就是自我中心的，即便再努力建设一个去中心化的世界恐怕都难以如愿，除非人类也变成蜂群一般——但蜂群也是有中心的，蜂王和蜂后作为整个神经中枢的节点。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可以在科幻小说里探讨。

01哲学：你怎么看待那些反抗新技术发展的卢尔德主义者（Luddite）？

陈：在任何一个技术大变革的时代，必然会有一部分人成为我们所谓的牺牲者。那些社会位置较低、自身技能以及知识储备和经验不足的人，很容易被新技术带来的高效率生产方式所取代，而这些人很有可能变成卢尔德主义者。但是通常他们很快就会放弃这种反抗性，甚至比普通人更加深入地卷入新技术的漩涡，比如今天那些最沉迷智能手机的人往往是底层群体。他们的社会处境反过来决定了他们缺少必要的工具和手段去反思，而往往沦为最缺乏反抗和独立思考能力的一群人，反过更加热烈地拥护技术娱乐化和消费主义所塑造的美丽新世界。

01哲学：八十年代赛博庞克刚出现时极具冲击力，在“高科技、低生活”的世界塑造了富有反抗力量的底层人群。但今天赛博朋克变得越来越大众化，连Taylor Swift的新歌都会使用这个元素。赛博庞克本身的反叛性已经被消化得差不多了，沦为被过度消费的产品类型。你觉得今天赛博庞克的先锋性在哪里？

陈：你说的对。前几年我给《纽约时报》写过一篇文章，说赛博庞克在中国是“只赛博不庞克”，它的理念已经变成日常消费的美学形态。我们要反思的是“后庞克时代”反抗的意味，以及是否还存在反抗的可能性。齐泽克说过很多次，这世界留给人的反抗空间已经越来越小，但我在想的是如何通过融入系统而变成系统的一部分——尽管这听起来有些改良主义。

我倾向于将社会理解为一个复杂的系统，不同层面、不同个体、不同尺度都有不同的规则。物联网形成之后、节点数量足够多时可能会形成一种新的结构方式或是社会管理模式。这种东西在现阶段难以被中心化的权力结构所控制——尽管后者会非常努力地尝试控制。个人可能在社会中获得更大空间——不论是思考空间或是行动空间，并由此形成一种新的平衡。这不是通过庞克式的反抗去打碎甚么，或是从底层去推翻甚么，而是更大层面上的共存。我一直在想该怎样称呼这种新东西，大概跟佛教的理念比较相似吧。

01哲学：这很像海尔思（N.Katherine Hayles）描述的人类和技术系统交互链接的状态。你对后人类理论和控制论似乎一直很有热情，包括你刚刚提到的关键词背后都有理论支撑。你的理论阅读和小说创作是怎样的关系？

陈：我上学时就特别喜欢读理论，甚至理论比小说读的更多。理论是一种抽象而来的思维框架，透过这种框架我们可以得到新的视角。假如没有这些理论书，我就只能从感官、直觉和经验层面去看待生活。当然，理论可能有不自洽的地方，它为自身具体的论述目标而寻找切入点，不一定放之四海皆准，同一理论可能放在其它领域就会失效，如钱理群所说是一种“片面的深刻”或“深刻的片面”。我在阅读不同理论时会联想到相应的社会生活现象，连结二者的过程很有意思。这也是一种想象力，我觉得搞理论的人都挺有想象力的。

作家出版社即将出版我的文集《后人类时代》，我的新小说《人生算法》也会在今年八、九月份由中信出版社出版，我会从人机共存、人机协作的角度来探讨新时代的文学需要怎样的分析工具和评论理念。我请创新工厂AI研究院的副院长王咏刚给我写了一个程序，让AI模仿我的写作风格创作了一部分内容，AI所写的部分也会放入小说之中，供读者玩味。这本书比较令人兴奋，应该会给科幻界带来一些不同的东西。

N.Katherine Hayles（著有《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

01哲学：有人说，科幻文学是当代中国文学之中最具世界性的，你认同吗？怎么理解科幻文学的中国性和世界性？

陈：科幻自身的类型特点，决定了它是从人类文明整体出发来思考问题、响应危机，比如《三体》作者刘慈欣的很多作品便是如此。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科幻写作一直以来的立场，从这个角度看，科幻比纯文学更具世界性。对纯文学而言，细致处理具体的文化历史背景、将社会与人的连结在地化是首要问题；但科幻则直接从人与科技、他者及整个世界的关系出发，只不过这种世界性、普世性的价值和情感也要置于在一个本土风格的故事中才会有更好的表达。比如我成长在中国，用中文思考和写作，很多文学处理方式会与西方作家不太一样。不过，一个西方读者完全可以在一个中国背景的故事中读出超越个体、文化、语言和地理等层面的共鸣，从而获得一种人类整体的观念。恰恰是这种东西令我们感受到科幻的力量。

01哲学：中国科幻小说家应该是中国作家之中国际化程度最高、英文最好的一批？

陈：目前看来是。当下中国80、90后的纯文学作家也有一些相当国际化，比如颜歌。因为教育背景或工作的原因，我们的英文水平能够直接跟国外作者、出版行业或者读者进行交流，也可以直接读英文原文，相比过去的纯文学前辈算是进了一大步。阅读原文和译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审美过程，比如我自己的小说被刘宇昆翻译成英文后，就有相当不同的处理方式。类似的第一手国际经验令我们这代科幻作家更具备世界性思维方式。举个例子，性别、种族的“政治正确”在中文写作的脉络中往往是不被注意的，但放到西方语境下就会显得特别突兀。意识到这一点令我们在写作上有更多反思。

刘宇昆译陈楸帆的小说《丽江的鱼儿》

01哲学：中国科幻作家“与世界同步”的写作步调，对于挖掘本土的现象和问题有哪些帮助？

陈：我也是在写作过程中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当你获得一种全球化的视野，看问题的角度会完全不一样，而这对于我们分析和判断现实、乃至文学创作都很有帮助。比如中国农村问题，纯文学可能会描写一个非常封闭、割裂的村庄之中人与人的关系；而我们看农村问题，则会意识到今天中国农民的处境是置身国际化市场之中的，他们受到全球化资本体系、以及新技术应用的冲击，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的农民亦如是。从这个角度看，农村问题绝不只是村里发生的事情，它可能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这是全球化视野所带来的思考。

01哲学：你的双重身份（“作家”与“商人”）很有趣。一方面作为科技从业者，你见证了近年中国科技产业的发展狂飙、游资涌入和泡沫滋生；另一方面，作为科幻小说家，你也亲身经历了中国科幻在国际文学界及市场上的异军突起。你如何理解二者在当下的同步性？

陈：中国科幻的热潮，跟中国在国际社会之中政治经济、国际位置的变动不无相关，二者虽然看似是不同领域的两股潮流，但在深层结构上却具有同一性。我很幸运一直在科技行业工作，能够接触到第一手搞科研、做产品的人，也能与国际上的写作者和行业人士直接交流。在场的观察带给我很大的冲击，令我不断思考——我们时代的科幻应该是什么样的？中国的科幻应该是怎样的？科幻在当今社会应该有怎样的位置和作用？

很多科幻作家的写作其实没有跟上今天科技发展的步伐，他们写的东西甚至可能是落后于当代科技的，这是一个挺要命的陷阱。这类作家可能要寻找其它讲故事的方式，比如弱化科技部分，转而强调人文、情感等故事性因素。不过，我觉得科幻小说最重要的还是探讨技术的可能性、技术如何与人的命运连结、碰撞、乃至改变人的困境。

责任编辑：黄少天的文字泡永不翻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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