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没有防止信息不对称的魔棒——从信息不对称走向行为对称
摘要
☄ 支撑医疗保健领域“信息不对称”这个老掉牙“妖怪”的那一类推理，直接陷入了市场参与者和政策制定者之间的“行为对称”
经济学和有关经济更广泛的辩论充斥着各色妖魔：无端恐惧，还有思想空洞、要么至少过度夸大理由的概念。一些反复念叨的例子，如通货紧缩、垄断价格，再比如外部性，也就是某些商品的生产过剩（或供应不足）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某些成本（或收益）是由不参与这一交易的代理人所承担的。
在这份列表中，我们还可以加上“信息不对称”——这一神秘原则被用来解释各种背景下糟糕的结果。这些背景包括劳动关系、消费者选择、银行贷款、金融市场，以及于之最为有害的领域，医疗保健服务。
任何上过几节经济学课的人，或与众多市场失灵者争辩过的人，都遇到过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因为和（通常）信息不灵的买家相比，卖家拥有更多关于自家商品和服务的信息，买家多付了钱，而卖家则榨取不合理的利润。市场失灵：发挥信息灵通的政府的惊人力量吧 !
关键词：貌似。因为当你进一步思考，买方对于产品或其生产过程的信息要比卖方为少这一事实，不过是劳动分工自然而然的另一面。如果我，作为一位买家，确切地知道在哪里可以得到便宜的面包原料，如何经济高效地大规模烘焙优质面包，并能立即检验其质量，那我就不再需要什么面包师傅了；我自己会成为面包师傅。
专业化的确切定义就是，把你的努力和知识倾注到（相对而言）你更擅长的生产领域，而把其他事情外包给别人。然后，在默认情况下，其他这些人将对他们生产的一切有更多知识，就像你对自己专业化生产的东西了解更多一样。
“信息不对称”并没有任何怪异或不完美之处：正如认知科学家史蒂文·斯洛曼（Steven Sloman）和菲利普·费恩巴赫（Philip Fernbach）在两人著作《知识错觉：为什么我们从不独自思考》（the Knowledge Illusion：Why we Never Think Alone）中所解释的那样，这是我们从大规模市场、实际上还从人类事务的自然状态当中所期待的。最终来看，信息不对称这一“怪物”，是对专业化的否定，是对自给自足的呼吁，是对市场的极不信任。这种不信任是如此之深，以至于市场必须停止存在。
具体到医疗保健，这个话题看起来比其他领域还要糟。政府提供的全民医疗保健，因此对于我们人道主义的中央计划者来说，更加义不容辞。
1963 年，即将获得诺贝尔奖的阿罗（Kenneth Arrow）写了一篇极具影响力的文章，题为《医疗保健的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Uncertainty and the Welfare Economics of Medical Care），阐述了医疗保健当中市场失灵的原因。
阿罗认为，买卖（医患）双方之间的医疗关系，并不像我们在面包店里所见那种常规的信息不对称，而是更为深刻。病人既不知道自己毛病出在哪里，也不知道什么治疗法最适合他的病情，他完全听凭医生的摆布。至于面包或其他可重复消费的东西，消费者吃一口就会发现面包质量很差，下一次感到饿时，就会要求买另一块，或者干脆换掉面包师傅。
由于医疗保健消费者不知道什么对他们有好处，他们无法做出市场（据说）需要的知情选择，以便使竞争对社会有益。在医院里，我们认为在其他地方理所当然的反馈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不易察觉的（尤其是对于更严重的健康问题），即使不是这样，病人也很少接受两次相同的治疗，从而有效地限制了竞争。
更糟糕的是，由于心脏手术或癌症治疗等医疗费用是复杂和昂贵的程序，处理类似高成本、小概率事件的常规市场结构来——保险——将不起作用，因为保险公司无法随时核实治疗的作用和价值。他们很快就陷入了全部经济教科书所描述的保险公司的死亡漩涡。这种观点认为，如果放任市场自行发展，市场将停止向最需要医疗服务的人提供医疗：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妮·凯斯（Anne Case）和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写道，资本主义“无法以一种社会可容忍的方式提供医疗服务”
当阿罗写那篇论文时，这个信息不对称“妖怪”是怪异而不适宜的。2001 年，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乔·斯蒂格利茨（Joe Stiglitz）和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分享诺贝尔奖时，这一章本应结束——前者通俗地展示了柠檬问题，后两者展示了市场如何已经通过筛选和发出信号来解决柠檬问题。其他行业和医疗保健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我们允许市场机制来规范生产：提供信息评级、（质量）担保和允许竞争的第三方评估。
完全不清楚，医生对于我是否拥有其他职业所没有的信息优势——想想汽车机械师、治疗师、水管工、基金经理、建筑公司、出租车司机、肉贩、餐厅员工，以及几乎所有其他职业。如果这些部门能够设法克服他们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为什么在卫生保健职业当中，就不能做同样的事情呢？
更糟糕的是，这一观点公然无视公共选择经济学家的标准反对意见：即使存在问题，政府真的能做得更好吗？
认定市场结果未能接近某种理论理想，并不构成（容易出错的）政治行动能够以某种方式解决问题的证据。如果信息收集和信息泄露中内在的问题，放在患者和医疗业者之间的环境下，是市场由于某种原因所无法解决，那么，规定我们所有人都可以聚在一起大规模选举，任命一帮哗众取宠的政客组成一家专家委员会，这些专家然后能够解决引起我们批评市场的信息收集问题，这根本毫无意义。政客要从哪里获得他（她）的信息？是什么让相同的这些个人，作为病人时是无知的，作为选民时就变得富有知识？如果信息问题通过召集专家委员会就可以解决，利益攸关的公民为什么还没有这么做呢？
让市场自行运作，极少数人的知识就会塑造出对大多数人有益的结果。我们承认会存在庸医，是有些人有时会得到次优的治疗。请注意，这并不劣于当今监管严格、政府许可的医疗领域：受意识形态、金钱或愚蠢驱使而做出糟糕决定的医生，并没有被扔进历史的垃圾箱。
如果我真的需要这种或那种药物或 CT 扫描，或者医生只是增加更多服务来增加他的销售和佣金，诚然我不知道什么治疗对我来说是最好的。可当我的仪表板上出现红灯或我的投资账户上出现红色数字时，我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我不明白，从肯尼斯·阿罗到安妮·凯斯这样的卫生经济学家，为什么会有如此不切实际的假设？
支撑医疗保健领域“信息不对称”这个老掉牙“妖怪”的那一类推理，直接陷入了市场参与者和政策制定者之间的“行为对称”（behavioral symmetry），这是现代公共选择经济学的核心贡献：认为政府拥有魔法棒是不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