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尔施的自供
希尔施的自供
希尔施的“自供”[54]在我看来仅仅在有旁证的条件下多少有点价值，这是因为，这些供状是前后矛盾的。希尔施在完成自己的使命从科伦回来后，曾在一次公开的工人集会上说，维利希是他的同谋。自然，要求把这个虚假的供状记录下来的建议被轻蔑地拒绝了。曾有各种人向我暗示（不知道他们是受了希尔施的委托还是自动这样做的），说是希尔施表示愿意向我彻底坦白。我拒绝了。后来，我就知道了，希尔施正处于极端贫困之中。所以我毫不怀疑，他的“最后的”供状是为了目前津贴他的那个党派的利益而写的。奇怪的是，竟然有人认为非藏在一个叫希尔施的人的背后不可。
现在我只谈几点意见。我们都握有其他一些密探如维多克、谢努、德拉奥德等人的自供[55]。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所有这些密探都不是普通的密探，而是高尚的密探，是“库伯密探”[56]的嫡系子孙。他们的自供必然只不过是自我辩护。
例如，希尔施企图暗示说，关于我的党内同志集会的日期，不是他而是班迪亚上校向格莱夫告密，而后者又通知了弗略里的。希尔施参加过的那几次我们的会议，都是星期四举行的。但是在希尔施被赶走以后，我们的会议便改为星期三举行了。在伪造的会议记录[57]上，无论是在希尔施参加之前，还是在他被赶走之后，会议的日期都标明是星期四。除了希尔施之外，又有谁能搞出这样的“误会”呢？
从另一点看，希尔施就比较走运了。希尔施一口咬定，班迪亚曾多次提供了关于我和德国通信的情报。既然科伦案件中一切与此有关的材料都是伪造的，那末，当然很难确定这些材料究竟是谁捏造的了。现在我们来谈一谈班迪亚。
班迪亚是密探也罢，不是密探也罢，他对我或者对我的党内同志从来都不能有什么危害。因为我从来没有和他谈过我的党内的事情，而且班迪亚本人也竭力避免谈到这些，正如他在自己的一封申辩书中向我表白的那样。因此，不管他是不是密探，他都不可能告发什么，因为他什么也不知道。科伦案件的材料证实了这一点。这些材料证明，除了在德国制造的那些供词和在那里查获的文件以外，普鲁士警察当局对于我所属的那个党的事情便一无所知了。因此，它才不得不制造出最荒唐无稽的东西来。
可是，班迪亚不是把马克思的“关于流亡者”的小册子[58]出卖给警察当局了吗？
当着其他一些人的面，班迪亚曾经从我这儿打听到，恩斯特·德朗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我打算出一部关于在伦敦的德国流亡者的书，并分成几册出版。班迪亚满有把握地说，他能够在柏林找到出版人。我请他马上就去打听。过了8—10天，他通知说，柏林有一个名叫艾泽曼的出版人，愿意出第一册，条件是作者不能用自己的真实姓名，因为他怕书被没收。我同意了这个条件，但同时我也提出了自己的条件：稿费在手稿交出之后立即付清（我是想避免再发生我在“新莱茵报评论”[59]时期发生的事情），手稿送到之后立即付印。我到曼彻斯特找恩格斯，在那里我们写了一本小册子。在此期间，班迪亚交给我的妻子一封柏林来信，在这封信中，艾泽曼接受了我的条件，但说明是否出第二册，要看第一册的销路如何。我回来以后，班迪亚收到手稿，而我则拿到稿费。
然而，出书的事情在种种堂皇的借口下一直拖延着，我就有点怀疑起来。倒不是疑心手稿被转交给了警察当局，由警察当局来出。即使是俄国皇帝，只要他同意明天就付印，我也情愿今天就把我的手稿交给他；相反地，我只是担心他们把手稿束之高阁。
在手稿中，我们攻击了时髦的空谈家，我们攻击这些人，当然不是因为他们对国家说来是危险的革命者，而是因为他们起着反革命败类的作用。
我的怀疑被证实了。格奥尔格·维尔特（我曾请他在柏林打听艾泽曼其人）写信告诉我说，他根本找不到什么艾泽曼。于是我便同德朗克一起到班迪亚那里去。这时才发现艾泽曼原来是雅科布·柯尔曼的一个经理。因为对于我来说重要的是得到班迪亚的一篇书面声明，所以我坚决要求班迪亚当着我的面写一封信给曼彻斯特的恩格斯，把他向我说过的一切情况重述一遍，并且把柯尔曼的地址告诉他。与此同时，我写了一封短信给布鲁诺·鲍威尔，请他打听一下，在班迪亚对我说的那所柯尔曼的房子里住的是什么人。但是我没有收到回信。而那位冒牌的出版人对我一再写信询问的答复是：我没有经过任何合同来约定出版手稿的确切日期，最好能让他知道什么时候出版最为适宜。在随后的一封信中，他就扮演起受委屈的角色来。最后，班迪亚向我声明，出版人拒绝出书，并把手稿退了回来。班迪亚本人则在巴黎躲起来了。
有关前后一切交涉的柏林来信和班迪亚的信件（其中还包括班迪亚企图替自己申辩的信件），都在我的手中。
但是，为什么德国流亡者关于班迪亚的为人所散布的疑心没有使我不安呢？这是因为我知道产生这些疑心的“前因”。这种前因，就让它受到应有的待遇，暂且秘而不宣吧。
因为我知道，在匈牙利战争期间，班迪亚以革命军官的资格执行过类似的委托。因为他和我所尊敬的瑟美列有过通信关系，他和佩尔采尔将军的关系很好。因为我亲眼看见科苏特任命班迪亚为自己in partibus〔在国外的〕［注：直译是：“在异教的国家”——天主教的主教被任命担负非基督教国家的纯粹有名无实的主教职务时所附加的封号。——编者注］警察总监的证件，证件上还有科苏特的亲信、曾跟班迪亚同住在一所房子里的西尔莫伊伯爵的签字。班迪亚在科苏特那里所担任的这个职务同样也说明班迪亚和警察有必要的来往。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班迪亚现在也还是科苏特在巴黎的代理人。
匈牙利的领袖们知道，他们同谁打了交道。和他们比较起来，我算冒什么险呢？什么危险也没有，只是手稿的副本可能被弄去藏起来，但原稿还保存在我的手里。
以后，我向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出版人利齐乌斯和德国的其他一些出版人探询了一下，问他们是否愿意出版上面提到的那部手稿。他们回答说，在目前条件下不可能。最近则有希望在德国国境以外出版。
我的这些说明自然不是讲给希尔施先生听的，而是讲给我在美国的同胞们听的。经过这番说明之后，关于普鲁士警察当局为什么要把抨击金克尔、维利希等等“流亡中的大人物”的小册子封锁起来这个问题，不知道是否仍是“悬案”？
这种两重性格是怎么回事！［注：引自缪尔纳的悲剧“罪”第二幕第五场。——编者注］
| 1853年4月9日于伦敦 卡·马克思写于1853年4月9日 载于1853年5月5日“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
注释：
[54]马克思指的是希尔施的文章“间谍活动的受害者”，该文发表于
“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1853年4月第1、8、15和22期。“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Belletristisches Journal und New-Yorker Criminal-Zeitung》）是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于1852年在纽约创办的周报。从1853年3月18日起到1854年3月10日用这个名称出版。——第44页。
[55]维多克“回忆录”1828—1829年巴黎版第I-IV卷（Vidocq．《Mémoi-res》．T．I-IV，Paris，1828—1829）。该书是否即为维多克所作，尚属疑问。
科西迪耶尔公民从前的警备队长阿·谢努的“密谋家。秘密组织。科西迪耶尔主持下的警察局。义勇军”1850年巴黎版（A．Chenu．Ex-Capitaine des Gardes du citoyen Caussidière．《Les con-spirateurs．Les sociétés secrètes．La préfecture de police sous Caussidière；les corps francs》．Paris，1850）。
律·德拉奥德的“1848年2月共和国的诞生”1850年巴黎版（L．De la Hodde．《La naissance de la République en février 1848》．Paris，1850）。
马克思和恩格斯专门写了一篇书评来分析批判谢努和德拉奥德写的书，这篇书评发表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1850年第4期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13—329页）。——第44页。
[56]菲·库伯的长篇小说“密探”中的主人公哈尔威·比尔奇由于信仰和爱国心的驱使而作了间谍工作。——第44页。
[57]即希尔施和其他警探根据普鲁士警察当局的指示所伪造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原本记录，这个伪造的会议记录在科伦案件中曾被用来作为控告材料，马克思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这一著作中对这个伪造材料作了详细的分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88—517页）。——第45页。
[58]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59—380页）。这一著作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一直没有发表。1930年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根据保存在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文学遗产中的手稿译成俄文第一次发表。——第45页。
[59]“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Neue Rheinische Zeitung．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9年12月创办、1850年11月停刊的杂志。它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和政治的机关刊物，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出版的“新莱茵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的继续。该杂志从1850年3月到11月底总共出了6期，其中有一期是合刊（5、6两期合刊）。杂志在伦敦编辑，在汉堡印刷。在封面上注明的出版地点还有纽约，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打算在侨居美国的德国流亡者中间发行这个杂志。杂志的绝大部分材料（论文、短评、书评）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此外他们也约请他们的支持者如威·沃尔弗、约·魏德迈、格·埃卡留斯等人撰稿。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在杂志上发表的著作有：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和“德国农民战争”，以及其他一些著作。这些著作总结了1848—1849年的革命，进一步制定了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和策略。杂志由于德国警察的迫害和资金缺乏而停办。——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