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晓义:西行东归环保路
廖晓义
2000年“苏菲奖”
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创办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研究生社会公益导师
知名民间环保事业倡导者和活动家，从西方技术主义者到西方环保主义者，再到坚定的东方环保主义者。通过数十年研究和实践，终于找到一条蕴含东方智慧的人与自然的和谐之道。
我的故事可能得从四十年前，我走进四川大学哲学系的时候说起，我那个时候的理想要当哲学家，而且要熟悉西方哲学的哲学家，所以我在大学里三年，以及在大学以后留校五年，一直孜孜不倦地迷恋西方哲学，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这些都让我很着迷。
八年以后，我觉得光这样研究他们的哲学思维还不够，我们要研究他们怎么用这样一个哲学思维去搞现代化的。
于是，我在中山大学读研究生期间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搞研究期间，主题是西方的现代化研究，当然目的是中国怎么样走上西方现代化的道路，似乎中国就可以有幸福。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发现了问题，就是西方遇到的这个环境问题，全球性的环境灾难，这个灾难有可能把人类领向毁灭，有可能我们辛辛苦苦奔忙的结果，是我们人类没有未来，或者说未来没有我们怎么办？还是像西方学习，学学它们怎么搞环保的，既然他们能搞现代化，一定也有办法把环保搞起来，那个时候我怀有一种很强的信心，觉得只要跟着西方环保走下去，就会有希望。
于是，我到了美国去做国际环境政治的访问学者，同时接触了一些民间组织，回来以后呢，就创办了北京地球村，因为我在西方参与很多环保活动的时候，我受了一些刺激。有一次到纽约，当时是为世界妇女大会做准备，当时是来自巴西、印度、肯尼亚，很多国家的民间组织在那里，就是找不到一个中国民间组织，当我在那儿出现，别人把我当做珍惜动物一样，不相信我是中国人，说我要么是日本人、要么是韩国人，这个事情深深刺激了我。
于是我二十年前回到北京，认认真真地跟着西方学环保。当然了，除了学习国际环境政治和创办民间组织地球村以外，在中央电视台7套开播了一个《环保时刻》。
这个节目延续了十年。再一件事情就是：绿色社区。我们想每个人都生活在社区，我们把环保做到社区就做到每个人，于是我们开始做绿色社区的试点，这件事情也影响到了北京的绿色社区的推动。
再就是绿色生活，我们的生活方式应该选择一种与环境友好的生活方式，那个时候组织了很多绿色生活的活动，包括2000年地球日中国行动。
当然这一切应该说还算是一个好学生吧，也得到了我所追随的西方环保的老师们的认可。
在2000年我被邀请去挪威。这个苏菲奖一年给一个人或者一个组织，2000年给了一个中国公民，但是正是在这样一个场合，我再一次受到了刺激，就是与会者让我讲中国文化，让我讲佛家、道家、儒家，他们还请来了京剧院的演员来表演京剧。他们希望从我这个中国人身上，去找到一些能够处理这个环境大问题的一些新思路，那么在这样一种场合，我感到深深地内疚和惭愧，因为我除了这张脸，我不懂中国文化，当世界都对现在的一种不改变生活方式，不去担当改变生活方式的责任，这样一种碎片性的环保，以技术投资为主体的环保的时候，他们想从东方智慧里找到一种解决人的这样一个无限的发展欲望和有限的自然之间的矛盾的时候，他们希望从东方找到智慧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应该做什么？
这件事情深深地刺激了我，于是我回国以后，恶补国学，佛家的众生平等，儒家的仁义礼智，还有道家的遵循自然，这样一些思想，实际上透着一个词，就是要和谐。人和人的和谐，自己赚钱和有道义，为可持续的未来担有一份责任的和谐，身心的和谐，心和脑的和谐，还有物我的和谐，那么这样一些和谐，怎么样在我们今天这个现代化的时代能够实现呢？
我们消耗了这么多的资源，我们污染了这么多的环境，我们快乐了吗？我们健康了吗？究竟发展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当我们回到我们的传统几千年的生命智慧的时候，我感觉到从那里边找到了答案，怎么修心，怎么把欲望限制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认识自己的生命。怎么样从你的家庭，从你的父母，从你的朋友之间获得快乐，整个这些东西不是只是一种理念，它是一组智慧，是一些技术。我本人从这里头，应该说受益匪浅，但是怎么把它做出来？怎么让它变成一个可以落地的现实的小样本。
在2008年，我们地球村，我带着我的团队走进灾区，我们做了一个小小的实验和当地政府和村民一起，我们尝试着把乐和家园做出来。那时候是在海拔1300米的山上，路很陡，在那里接到一个电话让我到纽约去接受一个国际奖。
1996年我创办了民间环保组织——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我从那时候期一直试图讲西方世界的环保经验和中国传统哲学智慧相融合，身心和谐、个群和谐、天人和谐，当古老的智慧为当今世界面临的危机，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出路，这就是减少对物质能源过渡的消费和依赖，而发现作为快乐来源的心能和作为健康来源的体能的意义，节物能、蓄心能、增体能，这三种能的平衡有助于实现生态的平衡，另一种生活，乐和是完全能做到的。
我想这一次我穿着旗袍走上讲台和当时穿着西装走上国际舞台有一点不同，我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追随者，我是一个传播者，中国智慧的传承者和传播者，虽然还做得很不够。
当我把这样一个三能的概念，把身体和精神对欲望的节制，这个概念引进了环保的时候，我感觉到我得到了世界的回应，主持人三次向我表达，他从我的这番有中国智慧的话里受到的震撼。
这让我想起了一个故事，就是我曾经在欧洲拍那个全球环保之旅的时候，在一个回收站遇到了一个很时髦的女青年，她就说她是个环保主义者，每过一两个月她就会到回收站来废物回收，但是当她打开她的麻袋，沉甸甸的麻袋的时候，我看到里边都是些很好的东西，几乎可以开个精品店，如果我们把环保理解为只是无节制地去消耗物质资源，那么我们有多少时间照顾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心灵，把自己变成一个消费机器、生产机器和回收机器，这个就是环保的未来吗？地球有多少个自然有多少的承载力，能够支撑我们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所以，我们认为乐和的生活方式，它应该是一个叫蓄心能，增体能，惜物能“三能平衡”的生活方式。
这是我从纽约回到大坪山的那个星期，和村民一起修路，做生态的小农场，做生态的建筑，如果我们建这个房子是生态的，就能减碳60%，那是我们建筑家、院士测出来的，如果把石油农业转为生态农业，可以减碳80%，这是世界粮油组织的数据，所以我们要做环保，一定要是一个整体由系统解决环保问题的这样一种世界观和方案，才有希望。
所以北京地球村，作为社工组织来到了我的老家重庆巫溪，我们在那里协助政府做乐和家园这些技术服务，这是对留守人群的服务，之后，又受到长沙县县委政府的邀请到那去做乐和乡村，我们看到了中国式环保在基层开始的希望。
2014年，我们来到了孔子的出生地山东曲阜，我们更看到了传统本身的环保的力量。
那么我们这个书院村试点村，他们愿意把这片地拿来做生态农场的实验。
他们有食育坊，把农民的农具做出来，做农具秀，小孩子们能演白菜的故事，讲化肥农药对身体的危害和对田野的危害。
还有国学堂，我们的社工给大家讲仁义礼智信，勤善公俭和，这是大家学唱礼运大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这个村民在环境教育下，他把这个废的塑料挑出来，因为之前他们塑料是拿来烧掉的，现在愿意拿来回收，我们看到这些村民举着的不是红灯笼，而是垃圾筒，每一个承诺要做垃圾分类，把塑料垃圾分出来的居民，经过签字可以领到这么一个垃圾筒，所以大家好像过节一样地开始这趟环保之旅，孩子们和村民把过去自扫门前雪这样一种习惯改变以后，他们是家家户户定期来做清洁的管理，环境的管理，就是在农村大家觉得特别特别难的垃圾问题，在乐和家园是小CASE。
然后这个场景呢，是这样一些村民他们为了绿化，又没有那样的空间，就把家里的水缸捐出来，锯开以后填上土种上树，而且每个人都是义务的自愿在公共空间浇水，所以我们有可能把村民原有的敬天惜物的原生的智慧激活起来，我们的村民，我们的乡村可以怀公益之心，走自然之道的。还有节气，了解自己的身体，认识自己身体的智慧。
这个照片是40个我们叫乐和代表，他们在村民层面组织起来成立互助会，把村子这样一个自制的功能落实到自然村，也就是村民小组，40多位乡贤就是乡村的志愿者。
这是个小剧场，就是在我们乡村，一个很简陋的房子装修一下，就成了小剧场，村民开始演戏，演的家里边婆媳之间有了矛盾，大家怎么样发生了冲突，互助会怎么调节，最后得到解决的戏。
这些活动靠谁支撑？村民们自己捐钱，由互助会代表带头，大家出钱，大家做对大家有用的事，所以我也很希望我们公益基金能直接留到最末梢、最底层，留到互助会他们乡村建立的，我们叫乡村基金的身上。整个的这样一个乐和的建设，需要我们很多的热心人士的参与，能够成为职业的社工或者是义工，能够一起来保留住我们的乡村，留住我们的根，去寻找一条乡村建设为基础的新的城镇化道路。
我们描述中国式环保，可以看到这条乐和生计，包括水源保护、生态民居、垃圾分类、可再生能源，生物多样性这些物质层面的怎么实现？需要社会建设，需要建立一个政府、社会、企业的联合互惠共生的一个机制，这样我们就可以发展很多的产业，比方说养老产业，养生产业，很多的产业是可以在乡村再生的，乡村我们还可以真正地实现我们的大养生的乡村理念，我们有乡村的我们叫健康责任人，还有我们的中医药文化的这样一些传播，那么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把心养好。
乐和概念最重要的就是那颗心，自立互助公益，树公心、凭良心、存真心、养爱心、育慧心，一花五蕊酿芬芳，扎根沃土根茎壮，叶茂花艳众人养，招蜂引蝶天下香，谨以此花献给各位，谢谢。
如果说我们之前讲的是大家一起来探讨一条西行东归的环保路的话，对我个人来讲是西行东归的回家路，回家的感觉真好。从那个苏菲奖之后开始十几年，我吃素、太极，静坐、茗茶、学琴，50多岁开始学琴，也没有很多时间练，但是我想今天用一首生涩的曲子连同这朵花献给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