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外交涉史料丛刊（第一辑）——《外交辩难》

外交辩难

蔡钧 撰；张晓川 整理

2020年7月出版

定价：38元

内容简介：蔡钧（1850-1908），字和甫，直隶顺天府大兴县人，原籍江西南安府上犹县。光绪初年通过捐纳进入仕途，常年在广东、福建、两江等地，被委派处理对外案件等，至任苏松太道。曾为出使美日秘大臣郑藻如奏调随使，旋回，光绪二十七年任出使日本大臣。蔡钧一生有能名，曾著《出洋琐记》、《出使须知》。《外交辩难》一书为其在各地与西人打交道，处理经济纠纷、刑事案件等的文字汇编，叙述较为详尽，展示诸多细节。其所述及的交往事例，大多并不是什么重要事件，却恰恰有助于丰富晚清地方对外交涉实践的图景，可以全面反映晚清地方交往中的日常状态。

整理者介绍：张晓川，上海徐汇人，历史学博士，现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晚清史、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近世中西交通史。在《民族研究》《近代史研究》《文献》等杂志发表论文若干篇。

书影

目录

总序

整理凡例

前言

外交辩难序/吕海寰

外交辩难序/奎俊

外交辩难序/绰哈布

外交辩难序/桂祥

外交辩难序/王韬

自序

英法各国通商始末考

卷一

杜截私船闯关之弊

辩明不撤六厂

会商厦门日国濮领事与地方官争夺民人叶燕满巨款一案

办理福州美商波不律轮船平潭触礁一案

办理芜湖教案

卷二

办理建宁大洲地方乡民拆毁医馆凌辱教士案

奉委赴镇江会同黄道商办黄如雨一案

致驻镇美领事函录存

办理栖霞紫金两山教士避暑节略

卷三

译录会审信隆租船案担律师为被告申辩各词

大清钦差南洋大臣委办信隆控案承审官前署常镇通海道蔡堂谕

武宁轮船管轮向信隆行控追薪资断偿英刑司堂判

香港英臬司判语

卷四

告驻沪英美法领事整顿租界巡捕无礼事

记禁米出口过严遭谤事（附创建吴淞验疫医院）

婉辞法总领事荐用法人为中国捕头

译录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十日《字林报》论修筑马路事

记德国亨利亲王过沪以欧洲各国款待藩王世子例不用黄轿疆臣亦不出境远迎

记力拒法人要索四明公所冢地功败垂成致扩充公共租界事

记力拒各国扩充宝山县租界为人泄言事

庚子之变力请江督保全南洋事略

记坚阻印兵至沪登岸不果事

“摒挡”理路下的地方交涉细节（前言节略）

蔡钧的一生，或者说其官宦生涯的大多数时间，都并没有实缺，而是一路在地方候补听委当差。其中又尤以在两江时间较久，长达十余年，除了短暂的镇、沪两道任期之外，基本都在办理地方洋务交涉。尽管可能出于自我宣传的目的，同时又有不少夸张、修饰之辞，但是他留下的《外交辩难》一书，还是展现出了一些晚清地方外交的细节。关于晚清的地方外交，此前的研究者们已经有所重视，只是相对而言，他们所重视的“地方”，更多地会强调其与“中央”外交不同这一层面，尤其喜以传统的“人臣无外交”为起点，探讨近代外交思想、体制之变迁，以及外交权力在央、地关系这一维度的分合。实际上，晚清中外交涉所展现出的层次可能更为丰富，即便在中央层面上，尚有帝后、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不同考量，不可简单地以中央概括之，地方层面更是如此。正由于着意于与“中央”之相对，故而地方外交之研究，实际上或为南北洋大臣外交研究，或为各省督抚将军外交研究。加之本身材料相对缺乏，对于更低层次的地方外交关注不够，甚至忽视了这一层次。

晚清时期，洋务或交涉事务，为无论中央抑或地方所不能避免之大宗。然而各省督抚一级的封疆大吏往往并不出现于交涉的第一线，并且时常对此类事务避之唯恐不及。刘坤一在光绪初年总督两广，尚是年富力强、勇于任事之时，已觉洋务交涉，乃是“无日不与周旋”，他就把问题归结为“此间并无关道摒挡，纤细皆问督署”。故而光绪四年，在广州设立专门机构洋务公所，“遴派熟悉洋务人员，专办交涉事件”。刘坤一设立专门洋务交涉机构，委员办理，其意正在“摒挡”，当然此处并非拒之千里之外的意思，而在于可有人先行周旋。一来省却事事“皆问”之苦，二来避免直来直去，办事反更有余地。其实这倒是从中央到地方一以贯之的做法。庚申之变以降，清廷已渐深知西人船坚炮利，中外连成一气而呈人强我弱之势。另一方面上至皇帝内廷，下至疆吏大多不喜与西人直接来往，却又常常避无可避。因此专设总理衙门以为内廷之“摒挡”，又新增南北洋通商大臣为总署之“摒挡”，通商大臣或时以各省督抚为“摒挡”，督抚则只能转而以关道、局所委员为“摒挡”。蔡钧对此早有体认或准备，在甲申年间的条陈中他提到了洋务关键在于南北洋，而两江之上海尤为重中之重，其能否应付裕如却要看关道和委员是否得人，似乎预示了自己十年后的仕宦轨迹：

今就列国通商，分为南北洋，各有专司：析津为畿辅之锁钥，广州为海洋之门户，两者所系，实为最重。窃以为上海当南北之要冲，天下阛阓之盛，推为重镇，而洋务之枢纽即在于此。第一在苏松太道员有折冲应变之才，其次则在会审衙门之委员。

或许正因早有此思虑，往后的实践亦较为顺手。盖“摒挡”之举虽大体皆为避免与西人接触，但不可一味目之以懒政敷衍，在不同人处，有不同的作用。有积极的“摒挡”，能收减压、转圜、立威之效；有消极的“摒挡”，确为逃避者的绝佳手段。蔡钧在这两方面都做得不错，是为“摒挡”高手，自然也因此得到上司的青睐。在黄如雨案中，蔡钧以总督已有明确批谕及其身体欠佳等为由，面驳英领事贾礼士同赴江宁的提议，即“无贵领事与督宪面议之理，向来无此办法”。贾领事受挫后又提到径行照会总督，亦被蔡钧拦下，以约章规定“非十分紧要公事，似不宜照会督宪为是”。一来确属有理有节，维护了朝廷体面；二来定下基调，“须在镇议妥”，控制了事态，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在德国亨利亲王访华时，因其欲赴吴淞防营参观操练，德方希望江苏巡抚奎俊陪同，奎俊“颇苦之”。又是蔡钧出面致函德方，告以虽有谣言称军队野操或伤秧苗，但中方自会对乡民加以补偿，请安心前来云云。德国人自然能体会其中之意，将大规模的观操活动改为私下看望德国教官，并声言亲王不忍伤农，且“欲不惊动地方官”。此时，为奎俊“摒挡”的目的已成，蔡钧又送上“体恤我民”、“虚怀若谷”、“谦和友好”等高帽，宾主一通外交辞令而散。奎俊以为此事“万不想到竟能就范”，自然高兴，赞扬其“善于转圜”，于是蔡钧又趁机大谈一通自己“从事外交念余年，遇重大之事，以数言遂释者，指不胜屈”。

如前多次述及，蔡钧写下此类文字，不乏自我吹嘘的成分，却也有其自鸣得意的资本。在晚清中外交涉频仍的大背景下，官场自上而下秉持“摒挡”理路，为蔡钧这样的人物铺就了一条别样的仕途。他并非正途出身，早早在地方历练，广东交涉和随使海外让其具有了应付西人的自信和手段。这些使得蔡钧能在出身不佳的情况下，让上峰对其另眼相看，在“道班”尤众的两江官场脱颖而出，即便依例职位晋升空间有限，但起码有着不错的差使，甚至成为两江、闽浙争相奏调、保举的红人。同时，蔡钧的《外交辩难》及其他相关文字，也颇能反映晚清地方交涉的一些细节，有还原历史现场之功。当研究者的目光从利益攸关，列强不惜以军力国力为恃相逼的大事，下移至可能更为日常、数量更多的地方一般交涉时，所见的景象或许与前者有较大之不同。中外遇有日常地方交涉纠纷，即使是国强势大之英国亦不可能每次以降旗回国、出动军舰为要挟，如西班牙等国则更无论矣。况且西方领事级别的外交官及传教士、商人虽有国家为后盾，但在中国口岸人生地不熟，究属孤立少援状态，遇事尚需地方官的配合和保护。改用一句描述外交的流行语，即交涉利益足够大时，实力就是外交；交涉事件较小时，外交就是实力。如蔡钧这样拥有情、理、术三大法宝者，在面对西人的一般地方交涉时，至少可以做到不落下风，时常还能争取到谈判的大体胜利。蔡钧曾数次提到自己被西人称为“状师”或“律师”，乃正因其不仅熟悉“西律”，对“西国事例知之甚深”，且“法术多端”，能言善辩，甚至有“咄咄可畏”之态。这显然与此前人们对于近代外交的一般认识有所不同，列强外交官并非每每能仗势欺人、得寸进尺，中国方面也不尽是颟顸慵懒、软弱无能之辈。从此角度出发，展现“摒挡”理路下的近代外交，进一步重新审视晚清中外地方交涉细节，还原其历史场景，这恐怕便是阅读《外交辩难》，深描蔡钧生平及其地方外交生涯所带来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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