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两次改革失败的原因，不只既得利益者反对，更深层次还有这些
现在大家对发生在北宋时期的两次改革，往往归结于改革触犯了朝廷里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从而引起抵触和对抗使得改革失败。其实细分析起来，无论什么样的改革都是必然要触碰到一些人利益的，在历朝历代都是这样，对于改革有人反对、敌对也是正常现象，所以这是不能作为宋朝两次改革失败的原因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改革失败了的呢？
庆历三年（1043年），被后世史家誉为“为人君，止于仁”的宋仁宗赵祯，有感于与辽、夏交侵，宋朝抵抗乏力，并且国家财政濒临崩溃的状况。把在地方有着丰富政务经验、与西夏战争中表现优异的范仲淹调回京师，与富弼、韩琦一起拜为宰相，之后多次催促他们尽快拿出具体的使国家强大之策，而出身贫苦、身怀大志、想以一身所学报国的范仲淹与其他的几位宰相在这个时候却犹豫了，他们深刻认识到：事有后先，革弊与久安，非朝夕可能。朝廷积弊已久，如果改革必然会影响当前还算安定局面，况且改革的效果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见到的。还是要慎重为好。
但在这一年的的秋天，宋仁宗亲笔诏书：开天章阁、召对赐坐、给笔札。请范仲淹等几位宰相一起当面疏奏。范仲淹等惶恐万分，无奈只得答应，随后范仲淹拟定了《答手诏条陈十事》，这就是所谓的“庆历新政”。
那么话说回来，究竟是什么样的局面使得范仲淹等人顾虑万分，而对皇帝的召对赐座又惶恐，然后只能答应了呢？
皇帝召对赐座的意味。
《续资治通鉴·宋纪一》：“旧制，凡大政事，必命宰臣坐议，常从容赐茶乃退。”在宋代之前宰相上殿议事，是有座位有茶喝的，谓之坐论。而到了宋代初年，宰相的这个待遇被废掉了，在大殿上站立奏对。就连宰相的一些决策权也予以废掉，有了事情，宰相考虑成熟之后写出奏折呈请皇帝决定后，再按皇帝批示的意见拟旨， “每事具札子进呈取旨”。
宋仁宗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宋仁宗开天章阁，给范仲淹等人赐座、并给笔墨纸砚、现场商讨国是，这是给了他们最大的荣誉和礼遇，是按照古时候宰相的待遇来对待他们的。所以这才让他们感到十分的惶恐，注意并不是感动和喜悦，因为在宦海沉浮多年的他们早已看清了大宋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存在的巨大的弊病，所有这些都让他们空有报国之志，而不敢有太多的报国之举，这也正是他们的顾虑所在。但皇帝的诚意在那里了，如果要再不有所行动，那就是不识抬举，被朝野诟病不说，也与自己的远大志向是相违背的。只能不畏艰难，勇于推行改革了。
宋朝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存在的弊病
外忧
自然是与辽、西夏两国的关系。宋仁宗朝主要是与西夏的战争，与辽国的战争在他的父亲在位时已经解决完毕，签定了澶渊之盟，宋朝每年送给辽国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打不过人家“花钱买平安”虽然显得有些丢人，但毕竟换来了和平。而与西夏的战事才是刚刚开始。
宋、辽、西夏形势图
唐朝结束之后的五代十国时期，各小国家林立，各小政权争夺不定，乱世出英雄，党项族平夏部的李思恭因参与平黄巢起义有功，被唐僖宗封为夏国公、拜夏州节度使，管辖夏（陕西靖边县）、绥（今陕西省绥德县）、银（今陕西省榆林境）、宥（今陕西省靖边境）、静（今陕西省米脂境）五州地区。即为西夏之肇始。到了宋仁宗朝宝元元年（1038年），李元昊一改其父的“依辽和宋”的国策，称帝，国号夏。从康定元年（1040年）到庆历二年（1042年）的三年中，宋、夏接连三次大战，宋军皆先胜后败。但西夏自身亦伤亡惨重，国力消耗巨大，于是宋、夏议和，：夏向宋称臣，宋每年给西夏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二万斤。
西夏兴起之前的定难节度使
与辽、西夏虽然均都议和，虽无战争，但终是敌对状态，宋朝长时间在边境维持大量的军力来与两国对峙，每年都要花费大量的资金，再加上给辽、西夏的岁币也是巨大的负担。
内患
冗官。宋朝的 “重文抑武“政策使优待文人成了基本国策。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考中进士就能做官，不像前朝中进士后还得需吏部的考核才能当官。文人还有隆重的恩荫制度，有贡献的文官，准许他们推荐人员出来当官，可以荫子荫孙，荫大功，有的时候还能荫到异姓亲属、门客。造成官员越来越多。
冗兵。由于宋朝对唐朝藩镇割据的局面极为忌惮，宋朝初建时，所辖之地仍有数个藩镇存在，所以宋朝除了防范辽、西夏之外，还要防范藩镇。所以宋朝一直保持着强大的军力。到英宗1064年至平时，兵力甚至达到116.2万人，如果按照在他之后宋徽宗时全国拥有壮年4600万人计算，全国每100个壮年劳力里就有2名当兵的，这些冗兵的存在既加重了国家财政负担，又制约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财政负担大。庞大的文官队伍、巨量的军队兵员，以及对两者优厚的福利待遇，给财政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仁宗时财政收入与太宗时候相比，数量增加了6倍，但在太宗时期还能够盈余大半，而这时却不够用。
这些外忧内患就是需要范仲淹他们通过改革解决的问题，而范仲淹的《答手诏条陈十事》则是针对这些问题所拿出的具体举措：
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
这些举措从治理吏治着手，通过举荐人才、发展农业、加强军事、强调执行、减轻徭役，如果真的能落实到位，推行到底，没准真的能解决了大宋所存在的诸多内患，从而走上国富民强的道路，历史就此改写。
但是，让范仲淹他们最顾虑的，也是最终造成改革失败的原因、更是最大的内患，则是宰相说话不管用！
被极度弱化的相权
其实在开篇时所讲的取消宰相坐论之权以及决策之权就已经彰显出来宋朝对宰相的态度：削权。
设谏院，剥夺宰相的谏议权。谏官制度始于秦汉，在隋唐时期属门下省、中书省，是宰相的僚属，有给事中、谏议大夫、拾遗、补阙、司谏、正言等，掌提醒天子得失之职。而在宋代，废除三省制度，这些言官则脱离开宰相而独立设置了谏院。进入谏院的都是在当时最有才华之人，学术与个人品德都要具备，在谏院经历不到十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登临台辅。
谏官以言为职，要想工作有“业绩”，就要时常发出谏言，天子不能天天听你的谏言吧，于是这些言官就把谏言的对象转向了宰相。宰相欲有作为，势必招谏官之指责和攻击。发展到后来，宰相和谏官之间就形成了两个势同水火对立的两股势力。
置枢密院，宰相从此不知兵事。宋朝时宰相办公场所为政事堂，与枢密院并称为“两府”。宰相管文事，枢密管武事。宋太宗命曹彬取幽州，而宰相李昉等人都不知道。在伐辽国的时候，有一天六次召集枢密院议事，根本就不通知政事院。
财务归三司，宰相管不了钱、物。作为管理国家财政以及财政运转的户部司、盐铁司、度支司，在唐朝均为宰相管理。而在宋代则三司脱离了相权，由皇帝直接管理。这些财物的运行状况，宰相根本不知晓。
设立审官院，去除宰相人事权。宰相之权，除了兵、财权之外，最重要的就是举荐、选用、提拔人才了，但“太宗皇帝始用赵普，议置考课院以分中书之权，今审官是也”。在宰相能管的吏部之外，单独设立审官院考核、使用官员，宰相的用人之权也自此消失。
谏议权、兵事、财务事、人事这些权力都自宰相所管理的范围内剥夺出来，宰相除了进行谋划、建议之外，已无任何实权，管不了任何事，所以也就没有人落实宰相提出的改革方案。不但如此，以跟宰相平级的谏院为首的谏官和大臣们，特别是那些宋代冗官、冗兵等弊政的既得利益者们，在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时往往一拥而上，进行批判、攻击，甚至在暗地里告黑状、下黑手。但任何改革都需要时间才能见到效果，在皇帝急功近利的心情之下，往往听从了这些谏言者、大臣的攻讦改革之言朝令夕改，从而使得改革失败。
王安石
无论是范仲淹的庆历新政，还是30年后王安石的熙宁新法，尽管所进行的改革内容有所差异，但造成失败的最基本原因则是相同的，都是相权极端弱化、侵害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再加上改革需要的时间太长，皇帝急切的要见到效果等等。正如后来元朝时所修的《宋史》所说的那样：
“大国制用，如巨商理财，不求近效而贵远利。宋臣一事之行，初议不审，行未几，即区区然较得失，寻议废格。后之所议未有瘉于前，其后又复訾之如前。上之为君莫之适从，下之为民无自信守。因革纷纭，是非贸乱，而事弊日益以甚。”
意思是，大国的一些制度、政事，要跟巨商理财一样，不能要求在短时间内就见到效果，而是要追求长远的利益。宋朝的君臣所犯的毛病就是急切推出一件事情，但没过多长时间，就计较一些小小的得失，随之废除了。然后又要进行新的改革，又像之前废除。皇帝和朝廷经常这么做，那么人民也就失去了信心并抵触新政策的落实。众多次的改革造成了更多的混乱，就影响到了国家的根本了。这就是对宋代的历次改革失败最好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