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璞 | 元代云南段氏与梁王之争再议
摘要：本文从传统史家评价、人际伦理情义、土官之价值观及社会历史背景等层面对元代段氏总管与梁王在云南分域争斗的历史进行了再分析，目的在于展示为前人研宄所忽视的鲜活的历史人性，阐明治理民族边疆之官吏抛却私利、施行德政之职分。
关键词：元代；段氏总管；梁王；阿□；德政
元代在云南设立行省，又封宗王驻滇，加之以原大理段氏为首的土酋协治，本应形成一有效的三角机制使云南经济文化事业稳步前进。但自元初赛典赤赡思丁任平章政事伊始，他就为调解滇区各势力间的纷争殚精竭虑，可是争斗在其故去后并未息止，相反却愈演愈烈，终以段氏和梁王间的血仇杀戮与元王朝一道沉入历史的深渊。前人对这段历史的研究视角主要有二：一是对段氏总管世系的清理描述；一是对行省、宗王、段氏并立时期的段氏与元蒙政权之关系进行探讨，以此说明安定、统一为中华民族关系发展之趋势及主流[1]。笔者认为，对于段、梁之争的讨论不应止步于此，如果我们将之放在更广阔的视野中解析，或许就不会得出某个仅具共性的结论，亦不会以正统笔法妄加褒贬逝者的功过。
南宋理宗宝祐元年（1253）九月，为完成围灭南宋的计划，蒙古军队行“斡腹”之举，渡过大渡河，遣使招降大理国主段兴智，不期使臣皆遭杀害。随后在麽些蛮主的帮助下，蒙古军跨革囊横渡金沙江。是年十二月，蒙古军两路兵进，擒杀大理悍将高泰祥。次年兀良合台攻取鄯阐府（辖区相当于今昆明市及易门、宜良、禄丰、嵩明等县地），俘段兴智，大理国亡。平定西南诸族后，蒙古人未杀段兴智，反设大理都元帅府令段氏世代袭守。相较横扫欧亚、克城必屠的西征蒙古军而言，忽必烈无疑智胜一筹。段兴智后随蒙古军征交趾（今越南），中统元年（1260）病卒于朝见忽必烈的途中。自段兴智的继任者段实（即信苴日）到元末的段宝，作为大理军政长官，几乎每代段氏总管都为元朝东征西讨，可谓功勋卓著，元统治者亦相应赐与段氏高官荣衔。至元元年（1264），“乌蛮长舍利威[一作利畏]结威楚（治于今云南楚雄）、统矢（治于今云南姚安）及东方三十七部诸爨，各杀守将，以叛善阐，屯守官不能御，遣使告急。实率众进讨，大败于洱水之滨。复遣孛罗攻贼于统矢城，又破之，遂定。……未几，舍利威复叛。实遣石买等诡为商旅，执贽往见，挺矛撞杀之，获其党数人，枭于市。”[2]至元十四年（1277）三月，“缅人以阿禾内附，怨之，攻其地，欲立砦腾越（治于今云南腾冲）、永昌（治于今云南保山）之间。”[3]段实和大理路千户[一说万户]忽都率不足1千人的元军与缅人马、象、步数万卒遭遇于南甸（今云南腾冲县西南90里）一河边，由于段实临阵指挥有方，元军经过苦斗取胜。至元十八年（1281），段实与其子段庆因功觐见忽必烈，得授大理威楚金齿等处宣慰使、都元帅，辞行前段实又升任云南行省参知政事。至元二十年（1283），段实之弟段忠袭职，“是年，忠随元元帅阔木征芒部两林蛮及会川等处，破贼立功。元授忠为鄯阐酋，赐虎符。……冬十二月，忠卒，以实之子阿庆（段庆）为大理金齿等处宣慰使、都元帅，佩金虎符，封宣武将军，晋镇国上将军，尚公主遣归，复授云南行省参政。忠任职一 年。” [4]元廷对段氏恩宠有加是基于段氏的忠勇之举，但从段庆至段正、段隆、段俊几任大理总管，元史史料中鲜有他们镇压起义、平定内乱一类史事的记载。如成宗大德三年（1299）贵州宋隆济起义时，段庆却奉敕往征交趾。文宗至顺元年（1330）三月，“秃坚据云南叛杀廉访使[一作‘秃坚据云南反，杀廉访使’]，自称云南王。元诏枢密帖木儿讨之……秃坚败。”[5]此时任职的段俊也未参与平叛事宜[6]。元廷在笼络利用段氏的同时，并不希望段氏坐大，这种戒心是古代统治者一脉相承而又摆脱不掉的。至顺三年（1332）袭职的段义，因是年讨平阿容禾在中庆路（今昆明）的叛乱，功升参政。顺帝元统元年（1333）段光继任，时逢番兵作乱、官兵新败，“番兵乘胜长驱破河尾关，光率兵大败之，斩首无算，河水尽赤，为之不流[一作‘河赤不流’]，得战马甲仗数千。”[7]能在击溃官军的番人身上取得骄人战绩，段光自然得意非凡。然水满则溢，段氏因军功累累而有些忘乎所以时，似也潜伏着某种危机。
元统二年（1334），兵威权腕速增的段光与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因分域构隙，至是遣张希矫、杨生、张连等发兵攻梁王，不胜，士卒多死，希矫等遁归”。至元元年（1335），“梁王侵大理，光自督兵与战于昆弥山（今云南大理市凤仪镇之定西岭），梁王大败。”[8]这两次兵役给人突如其来之感，不过静默己久的滇境“二虎”之所以相互难容，看来是为国效力的同时彼此的地盘发生了碰撞。如《滇考》中所言：“段光继守大理，时中原板荡，梁王以元宗室镇鄯阐，段氏守大理，彼此嫌妨，始欲分域自固，遂成仇雠。”至正二十三年（1363）三月，明玉珍所属红巾军分三路来攻云南，梁王退守金马山[一说梁王奔威楚]。亏得段功智退红巾军，梁王因而“奏授段功为云南行省平章，以女阿□妻之”。[9]不过段、梁之间的怨隙并未因这桩喜事划上句号，面对势强力劲的段功，梁王最终设计将之杀害于鄯阐。当红巾军再攻云南时，大理总管段功之子段宝因仇愤拒绝借兵与梁王。段氏的结局一如宋末附蒙人一样归顺了明朝。梁王虽迫于元使脱脱的压力而杀明使王祎，然志不降明，最后“焚其龙衣，驱妻子赴滇池死。遂与左臣达的、右臣驴儿夜入草舍，俱自尽”。[10]这就是段氏与梁王从戮力同心到分域杀戮的基本经过。
顺带说明一点，在此笔者为何不述及梁王世系？其一，“元之宗系，藏之金匮石室者甚秘，外廷莫能知也。其在史官，固特其概，而考诸简牍又未必尽得其详。则因其所可知而阙其所不知，亦史氏法也。” [11]清人汪辉祖进一步考证道：“诸王例必赐印，史文鲜具，弗能详也。表所遗者，曰名、曰封年、曰地，皆案纪表列传补之，追封者弗与焉。”[12]其二，梁王世系各史籍载录多有抵牾，有关历任梁王及云南王事迹的文字实录又相对稀少且不能相续。以元末记载较多的两位梁王而言，帖木儿不花在明人王光鲁编次的《元史备忘录》及汪辉祖《元史本证》中都以淮王身份出现，可是《元史宗室世系表》里帖木儿不花只作云南王，是两人同名还是分封地域有变化？现难以查考。把匝剌瓦尔密《元史备忘录》未予收录，更令人不解的是，清人倪蜕在《滇云历年传》中将诸多史料里有关把匝剌瓦尔密的事迹全录作帖木儿不花所为，而邵远平《元史类编》卷四十二所述当事人却为孛罗。总言之，关于元代梁王世系的大多记载实难考订，且非本文论证范围，姑且存之，期待蒙文史料学、金石学及考古学方家教正。
继此我们可以从多视角环环相扣对段、梁之争展开分析。首先，以一些史家对段、梁功过的评价来看，褒贬较为分明，但绝难使人信服。《明史把匝剌瓦尔密传》赞誉这位梁王：“顺帝之世，天下多故，云南僻远，王抚治有威惠。”倪蜕在《滇云历年传》中亦赞梁王：“终守王号，不敢称尊，及其国亡，执节以死，把匝亦人杰矣哉！”相反同在《滇云历年传》中倪蜕写道：“（至正）四年（1344），段光死，弟蒙化知州功袭。”倪氏为何不用“卒”而贬之曰“死”？他解释说：“段氏归元以来，世无失德，元亦优待之。贵至平章，亲尚宗女，亦云郅隆极厚、无以复加者矣。乃段光却敢上抗藩王，执仇用众。此盖因中原多故，而瞷然有思逞之心也。故削其官，书以‘死’，为不臣者戒焉。”[13]若说梁王有惠于云南，不过至正二十七年（1367）复科举收人心一事耳；反之为达到垄断云南的目的，梁王真是机关算尽。梁王与段光争锋时，本想收降段氏重臣高蓬，高蓬得知后反作诗一首戏之：“檄书何苦招高蓬。身为五岳嵩山主，智过六丁缩地公。铁甲铁盔持铁槊，花鞍花索驭花骢。但挥眼前黄石阵，孤云击破几千重。”[14]梁王恼羞成怒，遂使庖子刺死高蓬，接着又杀庖子灭口。倪蜕尚正朔、蔑僭伪的史官传统笔法显然倾斜于忠贞社稷的梁王，可是以社稷着想，梁王在时局倒悬之际无端谋害段功，至少在策略上是鼠目寸光、自寻末路之举。明玉珍红巾军侵入云南的至正二十三年，战争带来的恶果己彰显无遗，就是把匝剌瓦尔密自己也深感物是人非之悲戚，《南诏野史》载其《书怀》一诗云：“野无青草有黄尘，道侧仍多战死人。触目伤心无限事，鸡山还似旧时春。”梁王曾命阿□毒杀段功，而阿□不肯。故此有的史家对梁王的阴谋也流露出不解之态，清人师范便说：“（梁王）无何忌而鸩之（指段功）。”[15]梁王的反常心态笔者以为不外乎两点：一者，维护蒙人正统；二者，有元一代宗王们的民族优越感使其始终难以接受与其他民族土酋共事的现实。段光与梁王争夺地盘自是双方都有野心。梁王杀害段功则是为了满足他长期以来猜疑、嫉恨段功而欲除之后快的心理，这一切又显然是以蒙元社稷安危为代价的，在这个意义上，梁王是真正的“不臣者”。以社稷为念捐弃前嫌，抑或是以一己之私毁灭社稷，二者孰轻孰重？所以倪蜕以“终守王号，不敢称尊”一条就褒称梁王“人杰”，作为一名史家确实失之偏狭。
传统史家在实录史事的基础上，出于借鉴原则，往往加上一些个人评判，这固然是修史的惯例。但史家在事件和评判之外，往往又忽略了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他们在历史语境中究竟有着怎样的心境与情感。梁王与段氏一身为宗王皇亲，一传自附马平章，地位上益加互不相让，正如少数方志中较为客观清晰地写道：“时梁王国鄯阐，而段氏世守大理，一恃宗亲，一恃故物，两不相下。王府多骄恣，凌虐段氏，渐构成衅。”[16]同为元王朝之边疆重臣，二者之间原应遵循的为官伦理在相互的权力竞逐中渐显紊乱。
前述红巾军首领倪文俊命明玉珍之弟明二攻云南时，梁王奔逃。后幸得段功率兵与红巾军苦战，适又偶得明玉珍母亲的一封报平安书信，段功将之改为急要玉珍回军的书信，玉珍得书回兵，段功乘势追杀而大破红巾。梁王把女儿阿□嫁与段功后，段功便长居梁府。不久段夫人高氏寄来乐府一首告诫段功，诗云：“风卷残云，九霄冉冉逐。龙池无偶，水云一片绿[一作‘片片绿’]。寂寞倚屏帏，春雨纷纷促。蜀锦半闲，鸳鸯独自宿[一作‘犹自眠’]。珊瑚枕冷，泪滴针穿目。好难禁[一作‘好难熬’]，将军一去无度。身与影立[一作‘形立’]，影与身独。盼将军丨一作‘好语我将军’]，只恐乐极生悲冤鬼哭。”段功遂于至正二十四年（1364）春回到大理，可是次年又因思念阿□想再赴梁府。段氏家臣杨智、张希矫苦留段功，杨智题诗于壁间云：“勋高[一作‘功深’]切莫逞英雄，使尽英雄智力穷。窃恐梁王生毒计，龙泉血染惨西风。”张希矫亦上书留行，“功曰：‘宝剑岂埋荒土物耶。’矫苦留不己，功怒，流矫于顺州（时属丽江路，今云南永胜县东120里）。遂与夫人别，倍道至中庆。梁王疑之，私议曰：‘平章此来，得毋有吞金马、咽碧鸡之心？’其下有妒功者，复谗构之。王与阿□谋，欲以孔雀胆毒功。□私泄之，愿与西归，令功周防，功不信……（至正二十六年）七月，梁王偕功东寺讲经，至通济桥，功马逸。王乘机令蕃将掖杀之。”[17]从民俗学的角度看，梁王杀段功一事不仅被后人改编为戏剧，如京剧《孔雀胆》，而且此事也成为火把节来历的一种说法：“云南一省以六月二十四日为正火把节。云是日南诏诱杀五诏于松明楼，故以是日为节。或云孟获为武侯擒纵而归，是日至滇，因举火祓除。或又云是梁王擒杀段功之日，命其属举火以禳之也。”[18]
于此笔者对梁王心态的分析得到进一步印证，而且我们可以向前推演一层，如说梁王凡事以忠为旨归，段氏家人臣子则更以义和孝见重于历史。阿□闻段功被害，悲惜难禁，作诗明志，哀伤至死。其诗云：“吾家住在雁门深，一片闲云到滇海。心悬明月照青天，青天不语今三载。欲随明月到苍山，误我一生踏里彩（意为锦被）。吐噜吐噜（意为可惜）段阿奴（指段功），施宗、施秀同奴歹。云片波粼不见人，押不芦花（意为起死回生药）颜色改。肉屏（意为驼背）独坐细思量，西山铁立（意为松林）霜潇洒。”[19]诗文中虽用了部分蒙语，却仍可见阿对段功的深挚情愫及对宁静美好生活的向往。段功的死，是阿□的不幸，亦是元末政治崩毁前一次真切的人性展露。梁王原梦想收服段功的从官员外、颇富才智的杨渊海，渊海不屈，仰药自尽。梁王的如意算盘成了竹篮打水，同时此事又激化了段、梁的仇怨，加速了段、梁原应保持的唇齿关系的破裂。红巾军再来时，梁王急向段宝求兵，段宝回书说：“杀虎子而还喂其虎母，分狙栗而自诈其狙公。假途灭虢，献璧吞虞。金印玉书，乃为钓鱼之香饵；绣闺淑女，自设掩雉之网罗。况平章既亡，弟兄罄绝，今止遗一獒一奴，奴可再赘华黎氏，獒又可配阿妃？如此事诺，我必借大兵；如其不可，待金马换作苍山，滇池改为洱水，彼时可望吾兵来矣。”[20]引录此文的所有史志中均无相应解释，笔者溯其典故试作初步分析，以期明晓其大意。《庄子内篇齐物论第二》说：“狙公赋芧，曰：‘朝三而暮四。众狙皆怒。’曰：‘然则朝四而暮三。’众狙皆悦。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亦因是也。”[21]狙是一种猕猴。芧是似栗子但较栗子小一些的橡实，俗言狙栗、橡栗。狙公则是养狙老人。朝三暮四与朝四暮三同为七数，狙却前怒后喜，原因即在于其贪婪心理的左右。狙公能维持原来芧的喂养量而取悦狙，也正是利用了这一心理。杜甫落魄之际曾作数首《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其一云：“岁拾橡 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人与狙同食，实感痛心。虎子与虎母，狙公与狙本都相依为命，难以分离。但段宝用此典故却是在讥刺梁王，他认为梁王杀了段功反而求好于段氏只是受红巾之压的不得己策略。至于梁王自扮狙公，更显其阴险。今天他可因战功嫉杀段功，明日红巾一退他同样能致段宝于死地，甚至灭尽段氏；今天是金印玉书、绣闺淑女为饵，明天又是什么等值的诱物呢？段宝的话犹同说：“你是狙公，但我不是狙。”书信的后半部分则表露出段宝的矛盾心情，一方面，段氏与宗女联姻是无上荣耀，特别是遇到阿□这样至情至性的贞烈女子，此生无憾。所以他说：“奴可再赘华黎氏，獒又可配阿妃。”意即段宝的姐姐羌娜（小名僧奴）可嫁与建昌（今四川西昌）阿黎氏，段宝还会再娶到阿□一般的元室公主吗？另一方面，由于深铭父仇，段宝在书尾用夸张的语句戏斥了梁王，阿□自不可能复生，金马、滇池也不会变为苍山、洱海。退一步说，他知道梁王此 刻读了他的回书定不敢再施美人计，如梁王无奈重演故伎，段宝无奈也惟有将宗女扣为人质，至此双方己无丝毫信任可言。何况“宝姐僧奴亦志不忘复仇，将适建昌阿黎氏，出手刺绣文旗以与宝，曰：‘我自束发，闻母称父冤恨，非男子不能报，此旗所以识也。今归夫家，收合东兵，飞檄西洱，汝急应兵会鄯阐。’”[22]临别羌娜赠诗明志云：“何彼秾秾花自红，归车独别洱河东。鸿行燕婉难为意，风刺霜刀易塞胸。闺里绣旗冤父魄，天边捍剑属儿雄。须知恨重苍山小，回首寒云千万重。”[23]对于段氏家人臣子之伦理情义，清人冯甦的总结性评价或许会给我们一点值得咀嚼的启示，他认为：“夫段功一战而胜，矜功怙宠，自蹈祸机，宜无足道者。及其妻与臣之从一而终，既如彼子与女之立志复仇，复如此，盖亦有可称者焉。”[24]在正统史家的笔下，一些个人或群体的情感和个性常常受到压抑，冯甦的评语无疑是客观而可贵的。
明洪武年间都督冯诚经过段功墓时曾题诗凭吊，诗云：“田横五百剑孤身，转眼关山半委尘。北关玉楼召客记，南滇粉壁说诗人。苍山夜黑云遮月，金马天寒鸟怨春。共惜平章迷绣幕，至今愁听水声频。”[25]从更深层的意义而论，与其说段功是“迷绣幕”，不如说是“迷功名”。自南诏始，大理境内的精英阶层就积极习掌汉文化，以士人为尊。对他们来说，能在仿照中原朝纲制度建立的南诏或大理政权内部充任显职无疑是光宗利孙、快慰平生之事，换了中原王朝赐予的官衔，愈觉骄贵，这也几乎成了汉文化修养较高的土官们的共同价值观。可是段氏并不想在海内一统的局面下获得类似官职，段宝曾上书明太祖，说道：“臣闻有天下者为天下之主；有列土者为列土之君。卑臣宝虽隔万里之遥，每切中原之向。大理有二帝三皇之后，一方九姓之传。汉晋六朝以来，大蒙国受封于前唐， 残唐五季而终。二理国继守于两宋，臣祖思平等，恪共藩服，贡礼屡修于中土，华风远畅于边隅。迨至故元，不尚仁义，专肆暴残。顺帝己遁北方，梁王犹祸鄯阐。迩闻明主，奉天承运，御极南京。中原太平，边徼宁谧。意者，中国有圣人，履尧舜之正统，陋汉唐之浅图，天时人事然也。或命臣依汉唐故例，岁贡天朝；或仿元代职名，俾守旧土。庶深谷回阳，幽扃照日；八方浴德，六合同春；垂怜边境，救恤一方；欲修进贡，恐触明威。合待事体之定，专候圣旨之颁。”[26]中原王朝封赐给段氏的官衔仅仅可以满足段氏一定程度的政治虚荣心，在此信中段宝坐地自雄之欲望己表明得再清楚不过，对此明太祖自是先敷衍一番。明洪武十四年（1381）正月，明军破鄯阐。段宝之子段明立即驰书与颖川侯傅友德及西平侯沐英，书云：“大理乃唐交绥之外国，善阐实宋斧画之余邦，难列营屯，徒劳 兵甲。请以唐宋故事宽我蒙段，奉正朔，佩华篆，比年一小贡，三年一大贡。”傅友德怒而拷辱其使，段明又上书言道：“汉武习战仅置益州，元祖亲征只缘善阐，乞冀班师。”友德答书云：“我大明龙飞淮甸，混一区宇。陋汉唐之小智，卑宋元之浅图。天兵所至，神龙助阵，天地应符。汝段氏接武蒙氏，运己绝于元世，宽命延息以至于今。我师己歼梁王，报汝世仇，不降何待。”三月傅沐二将分兵围大理，段兵很快惊溃，段明及其二子段仁、段义被一并解至金陵。明太祖“赐（段明）长子名归仁，授永昌卫镇抚；次子名归义，授雁门卫镇抚。大理悉定”。[27]
与梁王一系的争斗，使段氏很怀念往昔羁縻统治下那份特有的自由——出门诸侯，闭门天子。他们的心理也可以这样来描述：为了自己的生存及共同利益，必要时要归附并效忠朝廷，同时又不希望朝廷派员来牵制自己的言行。相较之下，段氏倾向于后者，而像明代丽江木氏则偏重前者。当然，在一统的大势下，无论怎样明中央也不会坐视地方土官的权势扩张，除非如唐宋中央之无力他顾。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明代大理段氏湮没的命运与清代丽江木氏式微的过程是何其相似。
元代以前的中国，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意义而言，笔者认为从未有过真正的统一。莫说秦汉患于匈奴，唐为了对付突厥、回鹘、吐蕃、南诏亦是捉襟见肘。元朝实现了令人信服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一统，可是元朝没能摆脱前朝的畸形政治体制，即中央采取集权式的官僚政治体制，地方上却实行传统意义上的封建（分封）体制，这条中央与地方间的历史裂痕使每个中原政权难言其苦。尽管碰上昏君佞臣会令中央闭目塞听，地方尾大不掉，甚至衍生出许多战乱和灾燹，然帝王们仍恪守着“立嫡不立庶，立长不立贤”这一特有的王朝家规，且相应的皇族子弟分封制直至清朝尚未发生本质改变。尽管统治者们知道兄弟阋墙带来的灭顶之灾，他们还是宁愿排斥外姓，烹杀功臣。立洪业者姓刘，夺江山者也姓刘，这叫“光武中兴”，可是换了姓王，就代表着亡祚。谈及元朝，尽管它是第一个实现四海归一的蒙族政权，孛儿只斤氏的命运又当如何呢？
大理国中后期政治实权落入了高氏家族手中，同时诸侯间争伐久未歇止。其后遗症也未因元朝的统一而得以治愈。元朝作为蒙族政权，其传统制度本多矛盾之处，如父业由幼子继承，汗位则由忽里台大会选举，选出的大汗往往又不是幼子，故元一代宗室间杀伐从未阙载于汗青。自忽必烈与北方诸王及幼弟阿里不哥之间的战争开始，“武仁授受”、“南坡之变”、“两都之战”和后来的“燕铁木儿专权”使元朝政局支离破碎，形容枯槁，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个统一王朝像蒙元这样在自家人的混战中度过了惨烈的109年（1260—1368）。值得一提的是，“两都之战”中梁王王禅也参与了争斗，最后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元朝在未使民族地区克除由分裂到统一的不适症之余，又推行四等人制，同时地方上各种官制犬牙相制，难以抽理出一根主轴或形成一副稳定的统治构架。正是“摧抑汉人不得为正官。其达鲁花赤之类皆使其族类为之，华夷之情不相流浃，卒虐用其民以底于乱”。[28]明人叶子奇曾对元朝政治情势给予了一段较完整的评价：“呜呼！治天下之道，至公而己尔。公则胡越一家；私则肝胆楚越。此古圣人所以视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也。元朝自混一以来，大抵皆内北国而外中国，内北人而外南人。以至深闭固拒，曲为防护，自以为得亲疏之道。是以王泽之施，少及于南；渗漉之恩，悉归于北。故贫极江南，富称塞北，见于伪诏之所云也。迄今天禄之迁，尽归于南，于此可以见乘除胜复之理也。故自慢藏于方寇，诲盗于韩寇，奖乱于野先，败事于答麻，而天下之势，十己去七八矣。于是山东西河南北淮左右皆为寇壤。城郭丘墟，积骸如山。后来虽命李察罕收复河汴，不幸轻信降寇，为田丰之所袭杀。其子王保保，杀田而代领其众。粮匮师骄，不相统一。孛罗又生内变，称兵犯阙，谋易太子。譬之羸病之人，日以粥药扶救，犹惧不济，况复以峻导毒剂继之哉。纵无外寇，尚且丧亡，况台以百万之兵振之哉。其能淹延数岁，直至戊申而后失国，亦云幸矣。”[29]在这样的情势下，段氏与梁王都想做云南的霸主，只是段氏的言行本土色彩较浓一些，而梁王明知即使降明也不可能再有原来的地位和权力，走上末路亦是他自己的选择。总言之，段、梁实际上成了皇室纷争、地方离乱及蒙元特殊制度相互拉锯下在历史与现实中迷途的王朝政治祭品。
以上笔者从传统史家评价、人际伦理情义、土官之价值观及社会历史背景等角度层层深入对段氏与梁王之争进行了分析。倪蜕等史家对梁、段的褒贬态度体现了他们历史思维的惯性，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段氏之所以冀望羁縻式的诸侯王生活，原因并不在于段氏是史家定性的不臣者或其甘愿以不臣者的骂名来换取割据的事实。相反，从元中央到地方在政治统治上的严重失序才是段、梁之争产生乃至恶化的根本原因，由此二者之间本该保持的良性人际伦理和统治秩序遭到侵害，各自的权力欲亦强烈膨胀，顺帝朝的段氏与梁王己隐然受到霸统观念的支配。作为上述因素作用的另一个结果，阿□及段氏家人臣子的伦理情义则是这段历史最为感人的一面。
与段、梁之争形成鲜明对比的自然是赛平章的德政易治。赛平章驻滇期间，“立州县，均赋役；兴水利，置屯田；擢廉能，黜汙滥；明赏罚，恤孤贫。秉政六年，民情丕变，旧政一新，而民不知扰。及薨之日，遥近闻知，如丧父母。于时公于内廷眷顾甚重，凡属职除授及南方便宜，无不俞允。而公亦开诚布公，宽大廉简。故能上下感戴，声名洋溢。”[30]又“国家政事典则、纲纪法度、军旅刑措之事，未尝不自文学始。今公先其所当为而为之，使南方之人举知风化，公可谓得实之本矣。”[31]至此笔者认为，抛却一己私欲和民族中心观，一心为公为民，行德政促文教应为治边者鉴纳！
按，作者王璞（1974 —），男，云南昆明人，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原文载《云南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图片来源，网络。原文注脚已删除，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正文中用“[1][2][3]”等字样标出。
责任编辑：罗杨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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