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视点 | “正书”之“正”——“正书”及其创作专家谈
本次正体书法作品展之所以称为“正体书法”，我想应该是为了避免引起误解的缘故吧。毕竟正书通常是指楷书，而展览展出的则是楷书、隶书和篆书。这样从表述上更为精准，因为“正体”与草体相对应，名正言顺地指向楷书、隶书、篆书。各类词典对“正体”的描述大体一致。主要指“笔画端正，结构清晰，易于辨识，书写缓慢，字字独立”。显然，行书、草书不具备这样的特征。
从文字形态上看，刘熙载《艺概·书概》云：“书凡两种：篆、分、正为一种，皆详而静者也；行、草为一种，皆简而动者也。”可见，“篆、分（隶）、正（楷）”三种属于一类，都是笔画详实，姿态静止的字体。当然，说是“详而静”也是相对的。因为判断“静”与“躁”或“动”，都是我们的审美感知。每位书写者对“正体”的“正”也有着千差万别的认识。甲认为一笔一画都要写到位，一丝不苟，丝毫不差；乙则认为甲写的状如算子，毫无生气。丙评价甲的字端庄严谨，丁评价甲的字可能是笔画僵硬。如何达成共识，让大家对“正体”一说有个清晰的认识呢？
我认为，首先要明确“正体”就是所谓的官方用字。比如，籀文就是战国时期秦国的官方文字，楚系文字就是楚地以及周边小国的官方文字，小篆就是秦朝的官方文字，隶书就是汉代的官方文字，楷书就是隋唐官方文字，再后来就变成印刷体美术字了。从文字学角度看，“正体”就有一定的局限性，我们的正体书法展就要划定一个范围。我这样说可能会有人反对，认为我们是书法展，不是汉文字“正体”模仿展。那么，我们举办正体书法作品展，就是为了让篆书、隶书、楷书都曾经举办过的单项展之外，再增加一个单项展览吗？
我所担心的是展览展出的正体书法的外延会被无限扩大，最终入展作品除了草书什么都有。比如，带有草书味道的楚简算不算正体书法作品？有点行书味道的楷书作品还算不算正体书法作品？草篆算不算篆书？等等问题都值得审视。
吴川淮：唐楷的精神与我们的期翼
逄春伟：正体书法的概念与内涵
书法与汉字密切相关。从三代以迄汉末，文字在频繁的交流使用中，逐渐形成了人们常说的五种字体——篆、隶、楷、行、草。而书体也由字体赖以构成空间的几种规定，形成了五体的格局。那么正体书法又与五体有何关系？唐兰说：“古只有楷书，并没有‘正书’的名称，王僧虔自夸‘正书’第一，才有‘正书’的名称。”“正书”一词也出现在北宋徽宗宣和年间官方主持编撰的《宣和书谱》中：“字法之变，至隶极矣……有王次仲者，始以隶书作楷法。所谓楷法者，今日之‘正书’也……降及三国锺繇者，乃有《贺捷表》，备尽法度，为‘正书’之祖。”《宣和书谱》按帝王和书体分卷，其中“正书”四卷。锺繇、王僧虔、褚遂良、颜真卿等均被列入该卷，篆书和隶书单独成卷，没有列入“正书”部分。可见，北宋时“正书”是指锺繇确定而来的书体，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楷书。
但“正书”还有另一层更宽泛的涵义。中国书法起源于“正书”，它是各种书体发展的起点。欧阳中石认为，行书和草书都是甲、金、篆的便写，是附属品；文字发展绵延下来的契机，是同实用相结合的。据此说，按照语言文字交际性质要求，字体势必要经历从规整化向草率化的形态变化。在字体演变的早期阶段，字形要具有表意准确丰富的特点，所以字形书写繁化、清晰化，也就自然带来“正书”诸体“详而静”的特色，即字形、笔画繁复，交待得细致清楚，结构平正工稳，字体演变走向规整化；但为了追求文字书写的便利，简省汉字字形的笔画，加快书写的速度导致字体形态的简化，书写的草率化，“简而动”的行、草新字体产生了。所以，就文字的性质和应用而言是可以只分正、草二体的。这个“正书”即包括了篆、隶、楷三体，它是行、草书发展的起点与基石，又与之矛盾对立、相生相克。
刘东芹：行、草书应以正体书法为基础
虽然近几年一直从事草法的研究和教学，但正体书法我也一直关注。作为一个大的概念，尤其正体书法中的篆书字法，包括小篆字法以及甲骨、金文字法，我也在近期教学中不断尝试。
之所以把篆、隶、楷三种书体放置于正体书法这个概念下，我想这是从书写的状态来归纳的。按流行的说法，正体书法大致为静态的书写，而行、草书则有动态的意味。从“行、草书创作是否要以正体书法为基础”这个问题出发，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但二者的关系又是辩证的。如正体书法创作中，初学者以平正规矩为上，而饱学者则以萧散飞动为高。如孙伯翔的魏碑创作正是此种写照。在行、草书创作中，我们以草书为例，初学者但学使转腾挪，左突右奔，以疾走牵掣为能事。而饱学者则下笔肯定，欲连还断，作草如作真，典型者如章草也。
我们今日耳熟能详的篆、隶、楷、行、草之界定，亦或“正书”“行、草书”“榜书”之归类，其实都是后人归纳或统一的名称而已。汉字演变发展的历程中，五种书体是既有传承又有交互式发展。以皇象本《急就章》为例，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的草书写法几乎和后世的楷书无异。我认为，章草则又如草书中的“正书”。尤其对行、草书家来说，要认真对待正体书法的创作。但长期以来，传统方法中比较强调楷书对行草书的滋养，尤其是从“唐楷四家”入手，进而经《兰亭序》《圣教序》再进入草书学习的训练方法似乎已成定律。我个人的体会，这种模式固然可行，但仍有改进的空间。有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可以说明问题，汉代的张芝为书史上第一位“草圣”，在他的草书学习生涯中，不可能接触过我们今日耳熟能详的唐楷、魏碑和晋代楷书，因为生活在东汉的他，对王羲之这个名字都是陌生的。他之所以成为“草圣”，最重要的基础应该是他对篆书和隶书的理解，首先是文字学层面的，我认为应属于字法系统。而笔法，无疑也是来自于篆、隶亦或当时的汉简。后世楷书的笔法，毫无疑问对张芝是没有起到作用的。
我认为，在行、草书创作中提倡“正书”学习，尤其是篆书、隶书的学习特别重要。我们知道，行、草书的重头戏在草书，而草书的源头，不在楷书，而在篆、隶。对篆书的学习，包括甲骨文、金文以及小篆的学习，能梳理出文字的演进脉络，了解汉字的演变规律。不管是楷书的创作，还是草书的学习，都需要对篆书、隶书有系统的了解。长远来看，将任何一种书体孤立来学习其实并不科学，不利于书家对整个文字系统的理解，更无益于书家的长远发展。
马小杰：“正书”与正气有关联吗？
当代书家，如何充分理解“正书”之“正”字呢？
首先，“正书”乃中国书法之滥觞。纵观历史，“正书”以其中正中和之态占据了书法艺术不可撼动的恒久地位，创立了举足轻重的璀璨时代：商周金文，繁复威严，具有一种贵族化的高贵与华美；《泰山刻石》《琅玡台刻石》等秦碑，书镌一丝不苟，体现出秦帝国一统天下的秩序井然与端庄整饬；《孔宙碑》《礼器碑》等汉代碑版，苍茫而古穆；《居延汉简》《阜阳木牍》《马王堆帛书》等书丹墨迹，瑰丽多姿；气势恢宏之《石门颂》《记泰山铭》等，都体现出蚕头燕尾之高妙超凡；唐代“颜筋柳骨”，不激不厉，正气浩然，或雄强厚重，或刚健挺拔，体现出一种永恒力量；清代篆隶勃兴，楷法大张，尤其晚清以降，金石碑版之学兴盛，清人多重北朝严峻楷法，故宫“正书”擘窠匾联之极，蔚为大观。
其次，“正书”奠书法诸体之基。“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万丈高楼平地起，建筑奠基必须坚固、稳定、可靠。对于摩天大厦而言，夯实根基之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学书之理亦然。篆、隶、楷无论是用笔、结构和布局谋篇，皆形成一套完整的创作规则与方法，“正书”以静雅之“邈乎嵩、岱之峻极”，为行书“伟字挺特，奇书秀出”、草书“放手飞笔，雨下风驰”创造了条件。迅捷简便之行草书，自由挥运而非信步由缰，皆蕴含“带着镣铐跳舞”之规则。吴冠中言之即是，“风筝不断线”，行草书正因为有“正书”之线牵引着，才不至于堕入俗流。篆、隶、楷为卓越的行草书家施展才华，“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古人云：“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值得一提的是，“正书”所包含的中庸、中和、雅静之义，与博大精深之中国儒家思想相契合。为此，新的疑虑便产生了：“正书”是否仅仅是艺术样式，它与道德修持有关系吗？回答是肯定的。首先，任何一件艺术作品，其背后都站着一个鲜活的人，此所谓“书因人重”和“书因人废”。众所周知，颜体和赵体楷书皆名列书史，为后世垂范。然而，明朝傅山，在看待“颜赵”之书法态度上却迥然不同，其在《作字示儿孙》中有言：“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对于颜真卿，其称道为：“平原气在中，毛颖足吞虏。”而对于赵孟頫，其为“纲常叛周孔，笔墨不可补”。其次，“正书”不疾不厉，如缠绵之抒情诗和舒缓之轻音乐，亦如儒家之中庸行为标准，贵和而尚中，不偏不倚。再者，“正书”表露出来的适度和谐意韵和规范稳定之美感，与儒家倡导的“仁”“德”修养相吻合，潜移默化地将习书者心灵迹化，纳入“正人心”的轨道，以期达至构建秩序井然、和谐安宁的社会美好愿景而息息相通。
总之，从艺术本质而言，“正书”与行草书都为实现审美和表情达意之载体，皆可表达深层次的审美趣味和情感内涵，二者并无根本区别。而“正书”笔画平正，结构整齐，和谐统一，反映出对静态美之本质追寻，书写“正书”对人心不静、人性不正，具有妙造天然般的警示和矫正作用。同时，“正书”与儒家中庸思想相契合，端庄严整，方正典雅，容纳了堂堂正正之道德内涵，书写“正书”对祛浮华，弘正气，熔炼性情，节制人心，呼唤时代和谐与进取大有裨益。“正书”贵和尚中，尽善尽美，恰逢盛世，金风送爽，必将日益彰显出正统文化的宏阔境界，展现出恒久而深邃之精神内涵。
王文超：“正书”与行书之关联
张怀瓘在《书断》“行书”条中有言：“行书者，后汉颍川刘德昇所造也，即‘正书’之小譌。”显然，刘德昇时代楷书并未形成规模，而“正书”之所指当是隶书。“譌”同“讹”，按许慎《说文解字》所说：“譌，即伪言也。”之后张怀瓘给出行书概念的解释是：“务从简易，相间流行，故谓之行书。”那么，“务从简易，相间流行”的母体为隶书还是楷书，我们应该观照张怀瓘给出行书概念前的按语，是以刘德昇的时代认知为前提，而非张怀瓘所在的中唐时期。
正体书法，含括了篆、隶、楷三种书体，是秦汉以来官方通行的标准书体。今有狭义所指，仅指楷书。时至今日诸多书法学习过程中常常提及正体书法是行草书的基础，则是指狭义上的楷书是行草书的基础。实则我们看较早提出行书与“正书”在概念上有明确关联的人是张怀瓘，而张氏的意思则是“正书”的讹写，是为书写简易，畅快而成，本母体是指隶书，与楷书并无关联，缘何今日多言楷书是行书之基础？此亦与唐代有关，在张怀瓘之前，虞世南、孙过庭也已有类似的观点。
传为虞世南的《笔髓论》，其“释真”条中言：“岂真书一体，篆、草、章、行、八分等，当覆腕上抢，掠毫下开，䟐牵撇拨，锋转，行草稍助指端，钩距转腕之状也。”“释行”中开篇便言：“行书之体，略同于真。”尤其孙过庭在《书谱》中已经说到“加以趋变适时，行书为要；题勒方畐，真乃居先。草不兼真，殆于专谨；真不通草，殊非翰札”的理念，楷书与行书、草书之间的关联，自初唐以来便割舍不清。虞世南自南朝入唐，本人兼擅隶草，此《笔髓论》也基本可信为初唐时的观念，那么虞世南所善长的“隶”便是楷书，“草”即是行草书。事实上，虞世南将褚遂良推荐给唐太宗后，褚遂良的楷书便已有诸多王羲之行书笔意，这点在《雁塔圣教序》中的起笔与连带动作中一目了然。
所以，至少在初唐时因为有虞世南、褚遂良这样的名家对楷书、行书、草书之关系进行串联，加之孙过庭、张怀瓘等学者理论著述的名传千古，各种解读加强了楷书是行书的基础，楷书须有行书笔意这一近千年不变的书学真理。今日习书，完全不必为楷书、隶书、篆书习何种书体为先的问题而烦恼。按目前书法高考的各种培训，大多同时期进行多种书体训练，也多因教师的认知不同，入手前后也各异。至于“正书”是否为行书之基础，则是学术讨论的先后问题，与学习取法无关，大可不必为此纠结，习书者只要有着正确、良好的书写习惯，对书法各种书体循序渐进地了解，做到诸体兼善也不无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