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汉唐汉奸少, 明清汉奸多? 核心有二个字, 如今基本失传!

翻开中国汉奸史,就会发现一个奇特之处,即:汉唐汉奸少,明清汉奸多!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呢?难道,熟读圣贤书的读书人,果真犹如普通人一样,为了求生而不择手段?

大家都知道,“舍生取义”才是儒家的重要精神,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苏武、文天祥、南宋十万军民齐跳大海殉国,而誓死不做汉奸!因此,投降夷狄做汉奸,向来不是古代读书人的传统!然而,为何明清汉奸却又多如牛毛呢?

事实上,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或许主要是儒家一种核心文化的缺失!换一句话说,不是儒家文化不硬气,而是读书人太软了!需要注意的是,这一缺失的文化,关键只有二个字,如今基本已经失传!

在揭开谜底之前,先谈一谈“中国危害最大的汉奸”,或者说“中国排名第一的汉奸”。对于这一话题,很多人可能认为是秦桧、范文程、中行说、洪承畴等人。其实,南宋时期的许衡才是,他创造的一个理论,为无数投降派扫除了精神障碍,可以心安理得的做汉奸了!

“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相信大家肯定听过这句话,意思很明确:忽必烈来了,多尔衮来了,读书人都可以投降,寻求的是文化认同,而不是血统、族群认同!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前提,即基本保护了读书人做官的权力!

那么,这一理论在汉唐之前有吗?答案很残酷,没有,那时讲究的是“华夷之辨”!这是南宋之际,处于金国统治范围内的许衡创造出来的!在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有这么一句话,即: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将亡!投降做汉奸,肯定是会让人不齿。

显然,当许衡这一理论横空出世之后,任何读书人,都可以相信“识时务者为俊杰”,投降做汉奸就没了心理障碍和道德约束,可以心安理得的投降夷狄了!需要说明的是,许衡是河北人,教科书中有“许衡问师”、“许衡不食梨”的典故,如今河北还有许衡中学!

那么,汉唐之人为何不愿做汉奸呢?关键有二个字,即:知耻,所谓士可杀而不可辱,死不惧而辱不受!《论语子路篇》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孔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大家都知道,岳飞在《满江红》中说,“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这里说的不是“靖康之乱”,而是“靖康耻”!因为这一事件,对大宋任何一个人而言,都是一件奇耻大辱!

正因为如此,1279年崖山之战后,南宋十万军民宁可跳海自杀,也不愿被俘,以避免再次遭受“靖康耻”,这叫“舍生取义”、“宁死不屈”!当然,宋朝是一个思想争鸣的朝代,也是一个思想混乱的时代,所以有投降派,也有知耻派!

从汉唐来看,汉武帝自卫反击匈奴时,全国上下都有恨,都有一种耻辱心,因为汉初有白登之围,后来有匈奴屡次入关抢劫,所以感到耻辱,想要一雪前耻!李世民反击突厥时,不也有一雪前耻的决心?唐朝后期的藩镇割据时代,对北方游牧民族报复心非常强,关键就在于知耻!

到了明清,基本上就没了羞耻心了。清军入关后,吴三桂、洪承畴、钱谦益等迫不及待的投降,毫无耻辱之心,有大智慧的退一步自己海阔天空了,但天下却遭难了。至于到了清朝,周培公、姚启圣、施琅、曾国藩等,死心塌地的为“主子”效力,摇着尾巴向“主子”邀功,何曾对自己行为有一丝羞耻之心?

不客气的说:任何一个不“知耻”的历史名人,都成不了中华民族的脊梁,因为他们基本都是软骨头!留梦炎、张弘范、范文程、宁完我、洪承畴等,如果把他们塑造成民族硬骨头,估计只会教出一群投降派!

相反,冉闵、岳飞、文天祥、陆秀夫、郑成功、夏完淳、李定国、张同敞、瞿式耜等,才是民族硬骨头,值得一代又一代人的学习!如果因为某些原因,将这些硬骨头定义为“阻碍统一”,一旦再次上演崖山之战、甲申之变时,中国将会发生什么?

如今,我们纵论许衡、张弘范、范文程、洪承畴、纪晓岚、曾国藩等人的大智慧时,本质上却是对先贤和烈士的嘲笑!如此一些不忠不义于民族之人,基础人品都有问题,何谈“退一步”、“忍一时”、“识时务”的大智慧呢?然而,在最近千年来,没人有去计较,什么是无底线的退一步,无底线的忍受,无底线的识时务。

在忍一时、识时务的思想指引下,无数汉奸为异族出谋划策、出仕为官,帮助了异族的同时,也让自己功成名就!更为重要的是,直到今天,仍有人为英国制造的鸦片战争、日本制造的抗日战争、清朝的奴才文化等摇旗呐喊!说到底,这就是不知耻的下场!

最后,还有三点需要说明,(1)如今“知耻”的文化,虽然从我们文化中,几乎被剔除了出去,但在日本却很流行,比如因知耻而切腹,(2)知耻之人,或许过于刚烈,过于方正,不够圆滑,不够识时务,但却是中国传承下来的关键,因为先烈抵抗的鲜血,让异族知道,不能过于压榨中国,(3)宋朝还有这种耻辱精神,但经过元朝之后,明清基本就没有了!试想一下,如果中国从古至今就没有羞耻心,谁来就臣服,就犹如隔壁某国一样,那么中华文明还能存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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