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村逨鼎历日断代
2003年1月19日，陕西省宝鸡市眉县马家镇杨家村出土了12鼎、9鬲、2壶、1盘、1匜、1盂、1盉，共27件青铜器。
四十二年逨鼎铭文是：“唯卌又二年五月既生霸乙卯，王才周康宫穆宫，旦，王各大室，即立，司工散右吴逨入门立中廷，北乡，尹氏受王 书。王乎史淢册 逨，王若曰：“逨，不显文武，膺受大令，匍有亖方，则繇隹乃先圣且考，夹绍先王，闻勤大令，奠周邦。余弗叚忘圣人孙子，余隹闭乃先且考，又勲于周邦，肆余乍□訇，肈建长父，侯于采，余令女奠长父休，女克奠于氒师，女隹克井乃先且考，辟佥允出捷于井阿，于历岩，女不艮戎，女光长父以追博戎，即宕伐于弓谷，女执讯只馘孚器车马。女敏于戎工，弗逆朕新令， 女秬鬯一卣，田于 卅田，于 廿田。逨拜稽首，受册 以出。逨敢对天子不显鲁休扬”。
四十三年逨鼎铭文是：“唯卌又三年六月既生霸丁亥，王才周康宫穆宫，旦，王各周庙即立，司马寿右吴逨入门立中廷，北乡，史淢受王令书。王乎尹氏册令逨，王若曰：“逨，不显文武尹受大令，匍有亖方，则繇隹乃先圣[祖]考，夹绍先王，闻堇大令，奠周邦。肆余弗忘圣人孙子，昔余既令女疋荣兑摄司亖方吴林，用宫御。今余隹坙乃先且考，又勲于周邦，申就乃令，女官司历人，母敢妄宁，虔宿夕惠雍我邦小大猷。雩乃专*政事，母敢不规不井，雩乃讯庶人又粦，母敢不中不井，母龏橐龏橐，隹又宕从，乃敄鳏寡，用乍余一人死不小隹死。”王曰：“逨，易女秬鬯一卣、玄衮衣、趩舄、驹车、贲较、朱虢靳、虎冟熏里、画画 ，金甬、马亖匹、攸勒，敬夙夕弗灋朕令。”逨拜稽首，受册，佩以出，反入纳堇圭。逨敢对天子不显鲁休扬”。
《文物》杂志刊登了“陕西眉县出土窖藏青铜器笔谈”一文，从中看出专家们对四十二年逨鼎和四十三年逨鼎的年代是大伤脑筋。
表面看两器铭文记载的王年数序相连，好像是同一王世之器，实际上只要打开《历书》一对照，即可清楚两器不可能为同一王世之器。
查《历书》得：1918年7月7日为农历五月晦日（既生霸）乙卯，与四十二年逨鼎铭文中的干支日乙卯义合；相连的1919年7月26日为农历六月晦日（既生霸）己卯，不是丁亥。丁亥为农历七月初八日，与四十三年逨鼎铭文中的干支日丁亥义不合。
换句话来说，若四十二年逨鼎与四十三年逨鼎是同一王世之器，那么四十二年逨鼎的“四十二年五月既生霸”为“乙卯”，相连的四十三年逨鼎“四十三年六月既生霸”就应是己卯而不该为“丁亥”。
另外从四十二年逨鼎与四十三年逨鼎的纹饰看也有明显不同。两组鼎的腹部所饰波曲纹的波形明显相反。以两组鼎颈部的高凸扉棱为对照点比较，四十二年逨鼎腹部所饰波曲纹的波峰在下，而四十三年逨鼎腹部所饰波曲纹的波峰在上。两组鼎的腹部所饰波曲纹完全不一样，说明四十二年逨鼎与四十三年逨鼎的铸造工艺风格迥异，不属于同一器型。
1、四十二年逨鼎为周穆王四十二年之器
查《商周秦汉历谱岁首首日一览表》得：
公元前 940年是周穆王四十二年，太岁在庚辰。
公元前 941年12月1日为周穆王四十二年正月一日庚子，忠辅日：1088454。
公元前 940年4月15日为周穆王四十二年五月十八日乙卯, 忠辅日:1088319。
查《天文月平朔的公历日、干支日、忠辅日对照表》得：
公元前 940年3月17日丙戌为天文大月初一。
公元前 940年4月15日乙卯为天文大月三十，晦日。
公元前 940年4月16日丙辰为天文小月初一。
查《天文月相与金文纪时词语、〈农历〉词语关系示意图》得：
“既生霸”月相词语真义相当于晦日。
历谱推排与四十二年逨鼎铭文所记王年、月相、历月、历日干支合，故知这刚出土的四十二年逨鼎为周穆王四十二年之器。
2、四十三年逨鼎为周宣王二十七年之器
查《商周秦汉历谱岁首首日一览表》得：
公元前 801年是周宣王二十七年，太岁在己亥。
公元前 802年12月12日为周宣王二十七年正月一日己未，忠辅日：1037675。
公元前 801年5月8日为周宣王二十七年六月一日丁亥，忠辅日:1037527。
查《天文月平朔的公历日、干支日、忠辅日对照表》得：
公元前 801年4月10日己未，为天文小月初一。
公元前 801年5月8日丁亥，为天文小月二十九，晦日。
公元前 801年5月9日戊子，为天文大月初一。
查《天文月相与金文纪时词语、〈农历〉词语关系示意图》得：“既生霸”月相词语真义相当于晦日。
历谱推排与四十三年逨鼎铭文所记王年、月相、历月、历日干支合，故知这刚出土的四十三年逨鼎为周宣王二十七年之器。
四十三年逨鼎铭文是“唯四十又三年六月既生霸丁亥”，应为某周王四十三年之器，怎么认定是周宣王二十七年之器呢？这里除用历谱推排确认外，还要参照厉王奔彘的史实来确认周宣王纪年的多样性。西周晚期国人暴动，厉王于十二年奔彘。之后有共伯和执政二年，召、周二公辅政十四年，合计为十六年。这十六年再加上周宣王亲政的二十七年，既是四十三年逨鼎铭文所谓的“唯四十又三年”。
杨村逨鼎二器同坑出土，并不表明两个逨鼎同属一个王。把其中的一个断为周穆王四十二年之器，另一个断为周宣王二十七年之器，这是让历谱说话，而不是靠猜想。
目前专家学者断一个青铜器的历日，普遍采取青铜器考古类型学和纹饰学断代，用这种方法来确定西周王年，很不靠谱。在古史年代的断代中依靠铜器类型学来排比推断的做法很流行。实际上靠铜器类型学断代就象刻舟求剑，是得不到正确结果的。但用其断相对年代有其一定的科学性。
（1）铜器类型断代
铜器类型断代主要是根据器物的种类及花纹，如鸟纹、兽面纹等，从器型学角度通过辨认器型的某些特征来决定铜器铸造年代的先后顺序，并对其所属王世做出推断。由于铜器铸造类型五花八门，致使衡量标准很难统一，而且又是软指标多，故实际操作起来，对铜器年代的排序，经常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难辨是非。这种办法是主观专断的办法，行不通。表面上是以器的实物来说话，好象事实求是，实际上是因标准复杂多达十数条，不易操作，众口难调。
用铜器类型断代是现今流行的主要手段。使用铜器铭文历日断代首先涉及到月相的明魄问题，只有在弄清楚月相词语含义的基础上才能做到计算推排历日。铜器断代必须走铭文历日断代的路子，才是光明大道。固执地沿类型学断代的方向走下去，只能是死路一条，“夏商周断代工程”走的正是这个方向。
（2）铜器标准器断代
铜器标准器断代即把铜器铭文中出现的人名、事迹作为断代的主要依据，参以铜器的类型要素作辅助，从诸多青铜器中先确定几个器的年代，并把这几个器作为标准器。然后，再用这几个标准器去较量其它。铜器标准器断代还要对人名、事件进行综合分析后，才能给出大概时间，对年代是不能精确定位的。
总之，无论是铜器类型断代，还是铜器标准器断代，这样断出的年代基本上是相对年代。
在田野考古中，青铜器向来是作为重要出土文物而倍受关注的。青铜器不仅是难得的古代工艺品，重要的是青铜器可以用来断代。在历史年代学研究中，利用青铜器和铸刻其上的铜器铭文来断代，既是对文献不足征的必要补充，又是准确判断历史年代的有效手段。
古代历法真象的不明，造成了利用青铜器铭文来断代雪上加霜的局面，使其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前进，没有可供立足的、实际有用的历谱来奠基；后退，缺乏连贯的明确王侯的历年、历月、历日和王年序数。
历法月、历法日归属何年？天文月相词语是什么意思？王年序数指的是何王之年？这三大问号始终困挠着对铜器铭文的科学利用。
王年序数不是历法内容，但与历法密切相关。利用铜器断代的目的，就是为了通过对历月、历日、天文月相的推排，来确定王年序数的真实历史位置。
王年序数未明确为某王之王年，是铜器铭文不能被断代学直接利用的第一缺憾，而此又涉及到月相既生霸、既死霸的定义问题。月相词语真义的嬗变，则是不能直接正确地把历月、历日排入历谱的又一缺憾。
利用青铜器断代的有效方法是：
利用青铜器铭文和文献记载有关年月日干支的材料，把所记的古代天文月相所代表的干支日与现代天文常数推算所得的年月日的天文月相相比对，如果现代天文计算出的某一年月日的月相与所记历日铭文或文献叙述相合，那么这一年就是所要求的王年。这里要注意的是，历法推算有时与文献记载有1～4日的误差。这种情况应视为允许误差。
依据青铜器铭文和古文献记载的月相、历日干支和王年序数，制成嵌入式年代模块，使之很好地与黄帝调历历谱相密合，从而固定各青铜器在绝对年代中的位置并得到确认。具体做法是：
第一步把铜器铭文中的初吉日干支制成嵌入式年代模块。
第二步把诸多铜器铭文所形成的系列年代模块排列组合入黄帝调历历谱。
第三步以初吉日干支所记王年，结合鲁公世家年代框架确定铜器铭文纪年为何王的王年。
铜器王年、历月、历日明确无误，铁证如山，但不知王年为何王之年；文献拟构出的框架王年，以王年序数集合而成。但历史文献所记王年数序不一，又残缺不全，故框架王年多有岐义，致学者间各持己见。若以铜器之王年结合历谱的排定，则西周各王年框架便有了坚强的证据可供敲定。这就是先铜器断代，再文献断代，最后以历谱断代，西周王年之谜即随之而解。
为什么俺面对杨村逨鼎二器的历日铭文不觉得犯难呢?因为俺的铜器断代自成体系，与专家们是两股道跑车。俺认为中国最早使用的历法是黄帝调历法。俺用黄帝调历法（12年4闰）推排黄帝调历历谱，成功编制出《黄帝调历历谱详表》；用秦颛顼历法（过渡）推排秦颛顼历历谱，成功编制出《秦颛顼历历谱详表》；用汉太初历法（19年7闰）推排汉太初历历谱，成功编制出《汉太初历历谱详表》。这样就为铜器断代打下了坚实基础。所以推排起杨村逨鼎历日来不费吹灰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