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学文研】走近关学（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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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传扬了八百多年的 “关学”的精神实质是什什么呢？有人说，关学的精神就是《中庸》所说的“极高明而道中庸”，它集中体现在张载的《西铭》和“横渠四句”中——
《西铭》是北宋道学最重要的文献，代表了道学最高的精神追求。而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则开显了儒家的广阔胸怀，即为世界确立文化价值、为人民确保生活幸福、传承文明创造的成果、开辟永久和平的社会愿景。《西铭》是哲学的、伦理的；四句更是社会的、价值的，二者有不同侧重。四句突出了道学的价值理想，《西铭》指引出道学的宇宙意识，而张载的思想整体是把高天和厚土结合一起，顶天立地、天人合一，故横渠四句和横渠《西铭》是关学对宋明儒学主流精神与核心价值的主要贡献。四句的意义在宋代还不甚突出，但在明代以后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其影响直至当代中国，塑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志向和心胸。在这个意义上说，横渠四句和横渠《西铭》构成了关学对中国文化发展的突出贡献。
《西铭》把古代的仁孝思想大大延伸，把孔孟的孝亲、仁民、爱物、事天一体贯通，发展了“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的思想，扩大了仁爱的范围；《西铭》把孝亲、仁民、爱物、忠君都看作对天地父母、对天地大家行其大孝，从而大大提高了对道德行为的觉解，使人们从天地宇宙的角度理解个人的道德义务和穷达死生。《西铭》是以万物一气的思想为其基础的，后来张载弟子吕大临提出“凡厥有生，均气同体”和“物我兼体”，发挥了张载“视天下无一物非我”的万物一体境界。物我兼体即物我一体、万物一体，这些主张与二程洛学的“仁者与物同体”思想是完全一致的。相比起来，二程的“仁者与物同体”境界固然突出了博爱精神，但联系人伦日用不直接；而《西铭》境界高远，却联系着人伦日用，从更高的层次去理解人伦日用，体不离用。这也应是为什么朱子对二程的同体一体说有所不满，但对《西铭》则无间言的理由。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关学的精神就是《中庸》所说的“极高明而道中庸”，既追求博大高明的价值境界，又密切联系人伦生活的日用实践。
《西铭》经程门的表彰，其地位在南宋前期已经几乎与四书中的《大学》比肩，南宋儒学各家都把《西铭》视为经典，给予高度肯定，以至于后人称《西铭》为“有宋理学之宗祖”。然而，正是《西铭》成为道学的经典及其影响的扩大，也引起了南宋淳熙年间反道学人士对《西铭》的攻击。他们批评时人“尊《西铭》而过于六经”，批评《西铭》把君主说成与一切人同出于天地父母，使君主和人民成了兄弟，是“易位乱伦”，意味着《西铭》消减了君主的绝对权威，缩小了君臣间的距离。其实这些对《西铭》的攻击，恰好证明了《西铭》在当时的重要地位和在政治思想上涵有的进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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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学精神论》的作者赵馥洁先生认为关学的学术精神体现在学术使命、学术宗旨、治学作风、治学方式和学者品格等诸多方面。概而言之，约有数端：
（一）“立心立命”的使命意识：
赵先生解释“横渠四句”说：张载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要以哲学揭示宇宙的本质和规律并进而确立人在天地间的主体地位（人是天地之心）；以哲学来探索人生的价值理想和精神家园，从而为广大民众确立一个安身立命之所；以哲学来继承和发扬面临危机的圣贤之学，承续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以哲学为人们设计一个万世太平、永远美好的理想社会。概而言之，就是为人们提供一个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文化观和社会观。张载的这四句名言，表达了一个哲学家的崇高使命和远大志向，受到后代哲学家的赞赏和认同，至今可视为对哲学使命的高度概括，冯友兰称之为“横渠四句”。
有自觉的使命意识和强烈的学术责任感，是关学的重要精神。张载的“立心立命”、吕大临的“教化人才，变化风尚”、吕柟的“对天心”、“通民志”、“兴太平”、冯从吾的“作好人、存好心、做好事”、李二曲的“明学术，正人心”，都是对自己学术使命和治学志向的明确表述。正由于有这种自觉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关学学者们大都把个人的学术活动与国运民命、匡时救世紧密结合起来，以“主持名教，担当世道”（李二曲语）为己任，使自己既成为学者，也成为社会历史价值的承担者。从而，去努力实现为学与经世、治学与做人的高度统一。
（二）“勇于造道”的创新精神：
张载是北宋时期伟大的哲学家，但他学无师承，他的哲学是自己经过几十年的探求、体会出来的。他自称“学贵心悟，守旧无功”。朱熹也说：“横渠之学，是苦心得之”。他一生穷神研几，探索宇宙人生的真谛，著有《正蒙》、《横渠易说》、《经学理窟》等著作，在前代哲学的基础上，“芭蕉心尽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随。愿学新心养新德，旋随新叶远新知”，以“古今无两”的“学问思辨之功”和“勇于造道”的创造精神，为中华民族的智慧宝库作出了重大贡献。
2、张载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从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哲学理论高度批判佛教唯心主义的哲学家。正如王夫之所云：“横渠早年尽抉佛志之藏，识破后更无丝毫粘染。一诚之理，壁立万仞。”（《读四书大全说》卷十）。“使张子之学晓然大明，以正童蒙之志于始，则浮屠生死之狂惑不折而自摧”（《张子正蒙注–序论》）。
历代统治者也给张载以很高的荣誉，宋理宗封他为眉伯，“从祀孔子庙庭”。元代赵复立周敦颐祠，以张载与程、朱配食。明清两代，张载的著作，一直被统治者视为理学经典，作为开科取士的必读书，并先后汇入御纂的《性理大全》和《性理精义》。由此足见，张载在理学中的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
4、张载是宋代四大学派之一——关学的创始者。“关学始终葆其'躬行礼教’、力排二氏（佛道）的'崇儒’宗旨。它以'气本’、'气化’之学和'精思’、'实学’之风，同朱学、王学相依相离，鼎足而立，为宋明理学写下了独放异彩的篇章。”（陈俊民：《张载哲学思想及关学学派》）
（三）“崇礼贵德”的道德理想：
张岱年先生曾云：“张载学说有两个最重要的特点，一是以气为本，二是“以礼为教”。后来的关学后继者，虽多未能发扬以气为本的思想，但却“大多传衍了以礼为教的学风”。关学的“以礼为教”，约有二义：一是崇尚古代的礼制，二是重视道德的教化。在礼制上，张载平生用心于“复三代之礼”，认为推行“三代”的井田制可以实现“均平”理想。在德教上，张载认为“知礼以成性、性乃存，然后，道义从此出”。这就把“礼”和“德”贯通了，由“崇礼”引申到“贵德”。从这一认识出发，他提出了自己的道德理想。
其主要内容是：1、“诚明互用”的立身之本。他说人的修养有“自明诚”——由聪明到诚实和“自诚明”——由诚实到聪明两种方式，二者是互动的。诚而不明会流于愚笨，明而不诚会走向狡诈。只有把诚实和聪明统一起来才是一个真正的人。2、“民胞物与”的道德境界。每个人都应该以万民为同胞，以万物为朋友。3、“太和之道”的崇高理想。“太和”就是至高无上的和谐。“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正蒙·太和》）。4、“大心体物”的人生态度。就是说要超越个体狭隘的见闻和私心，弘大其心境体察万物，承载万物，关爱万物，与天心合一，就能达到“体物未尝遗”（《正蒙·诚明》）、“视天下无一物非我”的普世价值境界。做到“立必俱立，知必周知，爱必兼爱，成不独成”（《正蒙·诚明》）。
（四）“经世致用”的求实作风：
在宋代理学的濂、洛、关、闽四派中，关学是最具求实精神的学派。关学的创始人张载，建立了以气为本的哲学体系，其理论深邃、逻辑严密、分析细致，达到了很高的思辩水平。然而，张载为学却不尚空谈，而是“语学而及政，论政而及礼乐兵刑之学”（《二程粹言》卷上），有着鲜明的求实作风。张岱年说：“关学和洛学，两派的学风颇不相同。关学关注研究天文、兵法，医学以及礼制，注意探讨自然科学和实际问题。……洛学则专重内心修养，'涵泳义理’，提倡静坐，时常'瞑目而坐’”（《关于张载的思想和著作》、《张载集》第12页，中华书局，1978年版）。
（五）“崇高节操”的人格追求：
关学学者，大都治学与做人并重，努力把真理追求和人格追求相统一。他们不但在学术研究上作出了杰出贡献，而且在砥砺节操、锻铸人格方面，为学人们树立了崇高的榜样。为了不卷入新旧党派之争，他毅然托病辞职，“谒告西归”，隐于“人不堪其忧”的穷乡僻壤，讲学著述为生，“处之益安”，其高尚气节，为时人所称道。后来关学学者多能继此高风。
（六）“博取兼容”的治学态度：
关学学者虽学有宗旨、业有专攻，但却在治学态度和方式上，遍览博采，不守门户，善于吸取各家之长，能够掌握多门知识。其一，是由于他们的代表人物大都走的是“坚苦力学，无师而成”的学术道路；其二，与他们“经世致用”的求实学风相关；其三，是因为关学在历史上没有如程、朱理学那样被作为统治思想受到封建王朝的大力扶植和着力推崇。张载作为理学奠基人之一，曾被统治者封为“眉伯”，从祀孔子庙庭，但他的学术思想特别是“以气为本”的本体论，并未受到封建统治者的赞赏。所以，从总体上看，关学是宋明时期的一个民间学术派别。
关学的博取兼容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积极主张多方面探求知识，努力开拓广阔的学术领域。二是能兼容各派学说，吸取不同学派的学术思想，在学派分野中，往往保持一种中和性格。
总之，关学不但在学术思想上为中华民族的理论思维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在哲学史、学术史上占有着重要的地位，而且在学术精神上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尽管它同其他地域文化一样有着自身历史和地域的局限，如保守、拘谨、竞争意识淡薄、创新力度不足，等等。但其中蕴含的重使命、崇道德、求实用、尚气节、贵兼容的优秀精神，对关中人有着重大的积极的影响。首先，它培育了关中以至陕西人浑厚、坚实、耿直、质朴的文化性格，其次，它培育了关中学者勤奋、求实、严谨、有责任心、有正义感的精神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