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痴
张志学
我学拉二胡那年是16岁。那是初三考完了升学考试,我百无聊赖地在家等录取通知书。毕业了,老师又没留家庭作业,看书又看不进去,坐不住就去爬山,游泳。总之,消磨时间是我那段日子的主要任务。有一天,我爬山回来正走在地下商场的入口处,忽然听到从地下商场的过道走廊里飘出音乐声。开始我以为是商场里的商家播放的碟片,可走近一看,不是放的碟片,是一个盲人在哪里拉的二胡。我站在那里仔细听。他拉的是二胡名曲《二泉映月》。那悲怆的旋律一下子把我带进音乐里去了。我仿佛看见了瞎子阿炳身背胡琴走街串巷的身影 。又好象看见在昏暗的月光下,阿炳坐在泉边演奏。一曲终了,和我一块儿听音乐的几个人,纷纷掏钱包,有的给一元,有的给两元,还有的给五角。我从上衣兜里拿出仅有的五元钱,扔进瞎子脚边的小盒子里。那时我家很穷,五元钱对于我来说已经不是小数目。那时,我有晨练的习惯。早晨4点就到家附近一所中学的操场里去跑步、练双杠单杠,有时还与其他晨练的人打打太极拳。一天,晨练完毕我披了衣服往家走,忽然看见远远路边的一口干水井伸出一根棍子在晃动。我想是不是风吹的?不会呀,今天没有风。我很疑惑的走过去往井里一看,吆,不得了,里面有一个人。我急忙脱了外衣从井边下到井里,井刚刚能容下两的人。井里很黑,看不清那个人的脸。可无论是谁,我都要把他救上去。“你怎么这么不小心,竟然掉到这里来了。”我一边说一边托着他的屁股,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才把他托到井沿儿上。那个人爬上去了,我也爬上去了。我定睛一看,原来是那天在地下商场拉二胡的盲人,怀里还抱着用布袋裹着的二胡。“哦,原来是你呀!”我惊奇地说。那人说:“你认识我?”我说:“怎么不认识,你不在地下商场拉二胡么!”盲人笑了,我也笑了。盲人告诉我,他是昨天晚上到朋友家回来时掉进去的,在井里过了一夜。他还说,多亏你这个好心人,要不我还说不上等啥时候上来呢!我说,无论谁看到都会这样做的。盲人拎棍子要走时说:“你在哪儿上班?家在哪儿?我得去谢谢你。”我说:“看你说的,多大的事儿。”盲人歪歪斜斜地往前走了几步。我看不行,他在井里呆了一整夜,身体一定很虚,就说:“你家在哪里,我送你回去吧。”盲人说:“不用,不用。”这时,一两出租车从路边开过,我叫停了出租车,把盲人推上车,我也上了车。敲开盲人的家门,迎接我们的是盲人老婆。她一听到盲人说话,眼泪马上就出来了:“你到底上哪儿去了?害得我一宿没睡。我正打算到派出所报案呢!”进屋坐定以后,盲人把事情的经过叙述一遍。他老婆听后转悲为喜,对我千恩万谢。他对女人说:“快去给客人沏茶。”女人到厨房沏茶去了。盲人转过头问我:“还没来得及问,你叫什么名?”我说:“你就叫我知晓吧。”“今年多大了?”盲人又问。我说16岁。盲人说:“我姓姚,你就叫我姚叔吧。她是你姚婶儿。”说着下巴往厨房一扬。这时姚婶手端茶杯从厨房里出来,我赶紧走过去把茶杯接过来,说:“不用这么客气。”姚婶说:“你是我们家老姚的恩人,可得怎么感谢你呀!”说着话儿我打量着姚婶:她高挑个头儿,脸色白晰,两只眼睛不像姚叔瘪回去,而是有眼珠儿,只是不像好人的眼睛那样明亮而已。刚开始我还以为她是正常人呢。后来看见她用手摸着进屋,才意识到她也是盲人。姚婶说:“你姚叔这辈子跟二胡结下了不解之缘,无论走到哪,二胡不离身。有一回他过马路,忽然一辆汽车开过来,把他撞倒了。他一边爬一边到处摸,我二胡哪去了,我二胡哪去了?这时候很多人把他扶起来,开车司机把二胡递到他手上,说,你的二胡好好的,先别关心你二胡了,你伤没伤着啊?你猜你姚叔说啥,他说,二胡没事就好,我没事。”我笑道:“姚叔把他的二胡当成他自己的命了。”“可不,比他的命还重要呢!”姚婶说。姚叔在一旁嘿嘿嘿地笑。聊了一会儿,我就告别要走了。两位盲人热情地留我吃饭,我坚决不肯。做了这么点儿事怎能吃人家饭呢?下楼梯时,姚婶还在后面喊:“回来,给你打车钱!”我说:“不用了姚婶,你回去吧。”那是我第一次到姚叔家去。从那以后我便成了姚叔家的常客。几天以后,我第二次去的时候姚叔正在家里拉二胡呢。他给我拉了一曲又一曲。什么《二泉映月》呀,《赛马》呀,《金蛇狂舞》呀,还有《空山鸟语》,听得我如痴如醉。姚叔的技艺非常娴熟,什么快弓慢弓顿弓抖弓应用自如。姚叔的二胡虽然外观很一般,但音质特好。他说他的二胡是铁梨木的,二胡筒是用上好的蟒皮蒙的。姚叔有一台小扩音器,是他参加省残疾人才艺比赛时得的。那个扩音器在那个年代可是个不得了的家用电器,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姚婶告诉我,有一次姚叔被人领到省音乐学院门前去拉二胡。那时正赶上教师们下班。有几个教师围着他听了好长时间,对他的技艺给予高度评价。最后,教师们凑了500元钱给了姚叔。姚叔听了呲呲呲地笑。我问:“以后又去了吗?”姚叔说,再就不好意思去了。看姚叔二胡拉得这样好,我心里直痒痒,就说:“姚叔,你教我拉二胡吧,我拜你为师。”姚叔说:“你爱音乐吗?”我说:“怎么不爱,你都把我拉醉了。”姚叔说:“那好,我就收下你这个徒弟。”于是,我就成了姚叔的弟子。第二天我就到乐器店买了把二胡。从那以后,我就天天晚上到姚叔家去学二胡了。时光荏苒,一晃暑假快过完了,我拉二胡有了一点长进,姚叔听了很高兴。正当我迷恋二胡时,一天,我接到了本市高中录取通知书,让我速到学校报名。在高中上学时,我还时不时地到姚叔家去学拉二胡。到高三时,课程紧了,去的时候就少了。高中毕业时我考入了省内一所文科大学。大学毕业了,我被分配到一家报社当记者。虽然工作有些忙,但我还是抽时间到姚叔那里去学二胡。有了工作,当然不能全身心的去学。有时半个月去一次,有时一个月去一次。就这样带带拉拉地不知学了几年,。一天我到姚叔家去,见他家楼下小凉亭里有几个人在打扑克。我凑上前一看,姚叔也在打。我很纳闷儿,他眼睛看不到还能打扑克?真是奇迹!看了一会儿才看出门道儿。原来,扑克牌右下角刻有盲文。我估摸一定是姚叔的杰作。因为我在他家里见过盲文书,姚叔会摸会写盲文。姚叔的记忆力特好,打到最后谁手里有什么牌他都晓得。这时,牌局打到最后了,姚叔说:”不用打了,对家手里还有个方块二,你们输了。一个人说:“老姚,你没眼睛比我们有眼睛的还厉害。”另一个人说:“哪天我把扑克儿上的盲文敲平喽,看你还怎么摸。”姚叔说:“哎哎哎,那可别,盲文敲平我就成瞎子了。”一句话说得所有人都笑起来。我也忍晙不住笑出声来。姚叔的听觉真灵敏,竟能在众多人的笑声里能听出我的笑声。他说:“哎呀,大记者来了。不打了不打了,上楼。”周围的人听说我是记者,又是拿凳子又是倒茶水,让我坐下聊一会儿。我也不客气,就和大家聊起来。一个满脸胡茬子的老者说:“你们当记者的怎么不来采访采访老姚?他可是一个大好人。”我说:“怎么个好法儿?”那人说:“你别看他双目失明,在我们这儿好事可是做了一火车。”听了这话,周围的人都符合点头。他接着说:“先不说别人,就说我吧。我患有很严重的肩周炎,胳膊都抬不起来。老姚听说后主动为我按摩,一连按了三个月,现在一点儿都不疼了。为了感谢他,我要给钱,老姚说什么也不要,请他吃饭,他怎么也不去。他说,邻里邻居的住着,是应该的。你说,这样的人还不应该表扬表扬?”另一个戴眼镜的人说:“还有呢!前楼的老张太太,无儿无女生活靠政府救济。上个月生病住医院时她吃不惯医院里的饭菜,老姚天天拄棍给她送饭不说,还经常给她零用钱,把老张太太感动得直掉眼泪。”有一个人说:“那些事都很平常,有一件事让我最感动。去年春节前,有一个姑娘敲开了我家房门,冻得什么似的。我问她找谁,她说出老姚的名字。老姚住在前楼3-5,我在后楼3-5,是姑娘记错了楼号,找到我家来了。我让姑娘进屋暖和暖和,她就进来了。姑娘说,她是一所大学的毕业生。念书时家里贫穷,是老姚每月给她寄生活费才让她完成了学业。今天是来看老姚的。说这话时,姑娘眼圈儿都红了。”听了这些事,我很震撼:在当前经济社会里,有多少人不择手段地捞钱,而一个靠卖艺挣钱的盲人,境界竟然如此之高,真让我佩服。姚叔在那边说:“都是过去的事啦,说它干啥。唠点儿别的。再说我的钱也是从社会募集来的,还是让它回归社会吧。”在姚叔身上,我看到了人的善良本性。后来,我对大家说的事进行了一一核实,并进行了进一步采访,写出一篇长篇通讯,刊发在报纸上。报纸发行以后,在当地引起很大反响,姚叔的募集金额也随之增高。一天,我从地下商场经过,看到姚叔还在那里拉二胡,我本能地从钱夹里拿出200元钱放在他的小盒子里。在回家的路上,我心情很复杂,我那200元钱是奖励他,是怜悯他,抑或还是别的什么,我说不清楚。再后来,我举家迁往南方,与姚叔也就断了联系。去年的一天,我接到弟弟的电话,说姚叔死了。我很悲伤,买了飞机票,当晚就飞回老家去了。当地民政部门和社区为他举办了追悼会。我很纳闷儿:一个普通百姓的追悼会为何会由官方举办呢?在宣读他的悼词里我找到了答案:共产党员姚先明同志,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曾是志愿军某部文工团团员。在一次战斗中,敌军飞机扔下的炸弹弹皮炸瞎了他的双眼。回到地方以后,他为了减轻国家负担,不仅不要政府补贴,生前还为汶川地震灾民捐款5万元……追悼会后,姚婶让我到她家去。她从柜子里拿出姚叔用过的二胡交给我说:“这把二胡是跟你姚叔在朝鲜战场闯荡过来的,跟了他多半辈子了。他让我把这个二胡送给你。”我接过那把沉重的二胡,心里一阵阵发酸:姚叔啊姚叔,你病重了还惦记着我。我用模糊的双眼注视着挂在墙上的姚叔遗像,不觉潸然泪下。
张志学,男,文化程度大学本科,汉族,中共党员。籍贯辽宁省沈阳市,退休后定居重庆。曾从事教师,报社编辑记者等行业。发表小说,散文,诗歌等文学作品百余篇,见各地报章及文学微信平台,获奖多篇。对儿童文学情有独钟,著有《寓言集》一书。 现为二月文学社社员,北国风光文学社社员,重庆市渝北区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