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咏史怀古的文学作品，元曲和唐诗、宋词有何本质区别？
怀古，是文学中的一个热门题材，唐诗、宋词自不必言，元曲中也不乏诸多怀古散曲。
那么同样都是怀古，元曲和唐诗、宋词有何不同？
要说三者的不同，首先要说一下三者之间的关联。
我国是诗的国度，诗歌在我国历史悠久，从《诗经》到现代诗，诗歌见证和记录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而唐诗是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个巅峰和里程碑。与唐诗相对应的则是宋词和元曲。
词是一种抒情诗体，是配合音乐可以歌唱的乐府诗，又称长短句、诗余，所以词的本质是诗。另外由于词始于南梁，形成于唐代，至宋达到顶峰，故后世多称之为宋词。
但这并不意味着宋代没有诗，唐代没有词，所以唐诗宋词的说法多少有点互文的手法在里面。与之不同的则是元曲，元曲是元代杂剧和散曲的统称，元曲虽然同样由诗歌发展而来，但它的确只属于元代，在唐、宋时期是看不到的。（注：本文中讲到的元曲均指元散曲，不含杂剧。）
既然宋词、元曲都是由唐诗发展而来，彼此之间又有何区别？为什么会形成两种完全不同的艺术形式？
用今天的话来说，宋词是一种高大上的文学体裁，而元曲则属于接地气的艺术表达形式。
词贵雅，曲贵俗。这是两者之间最本质的区别。
如柳永《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辞藻华丽，读完一遍只觉得好，但真正好在哪里却又说不出来，甚至连作者表达的意思也未可知。词中涉及太多典故和高雅含蓄的说法，需要深挖、查阅大量资料才能一步步理解作者表达的意思。
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
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
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
唯有长江水，无语东流。
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
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
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
争知我，倚阑杆处，正恁凝愁！
相较于宋词的“雅”，元散曲则完全不一样，不仅语言通俗易懂，其中还多用俚语，甚至将用典与俚语、俗语、方言结合，形成其独特的“俗”的艺术表达形式，成为与唐诗、宋词鼎足而立的一座丰碑。
如人人皆知的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通篇无一字晦涩难通，甚至近乎于白话，但这丝毫不影响它成为我国古典文学中的艺术瑰宝。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
断肠人在天涯。
说完了三者之间的关联，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怀古（唐诗、宋词、元曲）在艺术创作上的区别。
怀古是文学中的热门话题，而赤壁因其独特的江湖地位成为历代文人歌咏的对象，如杜牧的《赤壁》，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均是其中的经典。恰好，一首唐诗，一首宋词，我们正好用作案例进行剖析。
《赤壁》和《念奴娇·赤壁怀古》均以赤壁作为主要咏怀对象，整首诗、词所咏之事均与赤壁有关，杜牧通过赤壁泥沙中埋着的半截未锈尽的断戟，磨洗之后认出乃是当年赤壁之战的遗留之物。引出当年此地发生的历史大事，进而引发出对当年赤壁之战的思考，提出假设：倘若不是东风给周瑜方便，结局恐怕是曹操取胜，二乔被关进铜雀台了。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整首诗都是围绕赤壁古战场及当时发生过的历史典故来展开的。同样在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也是只说了一件事，就是周瑜当年火烧赤壁大败曹军的事情：那旧营垒的西边，人们说那就是三国周瑜鏖战的赤壁。遥想当年的周瑜春风得意，绝代佳人小乔刚嫁给他，他英姿奋发豪气满怀。手摇羽扇头戴纶巾，谈笑之间，强敌的战船烧得灰飞烟灭。
而后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感，借古之英雄业绩，思今历遭之挫折。报国无门，壮志难酬。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
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而在怀古元散曲中则不一样，同样是火烧赤壁的历史典故，元曲作家张可久在散曲《卖花声·怀古》中仅用了一句话：战火曾烧赤壁山。
整首元散曲中与之并列的还有另外两个完全没有关系的典故：项羽乌江自刎和班超投笔从戎。三个典故既不发生在同一时间，又不发生在同一地点，故事人物也皆不相同。他们唯一的共通点是均是典籍中记载的英雄美人或轰烈或哀艳的事迹。
美人自刎乌江岸，战火曾烧赤壁山，将军空老玉门关。
伤心秦汉，生民涂炭，读书人一声长叹。
这就是元散曲和唐诗、宋词的区别所在，唐诗、宋词所咏之事需要围绕一个典故，像上面的《赤壁》和《念奴娇·赤壁怀古》；亦或者是同一地点发生过的典故，例如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或者围绕某一人展开，如《蜀相》、《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等。
但是如元散曲用三件甚至多件毫无逻辑的事罗列在一起，近乎“拼凑”，这在唐诗、宋词中是绝对不会发生的。
除此之外，在表达情感的主旨上，唐诗、宋词则多在于抒发作者自己内心的情感，如李白《登金陵凤凰台》、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均表达了诗人自己内心壮志难酬、报国无门的苦闷；亦或者借用古人的事迹抒发自己内心渴望勒石燕然，建功立业的远大抱负。但其重心始终围绕统治者和自己。
而元散曲则把焦点和目光放到了苦难的百姓身上。在上面张可久的《卖花声·怀古》中用读书人的视角发出这样的感叹：美人虞姬自尽在乌江岸边，战火也曾焚烧赤壁万条战船，将军班超徒然老死在玉门关。伤心秦汉的烽火，让百万生民涂炭，读书人只能一声长叹。
典籍记载了这些美人英雄，慷慨悲壮，可歌可泣，但是你何曾见到哪本史书记载了老百姓？没有！不管是哪个封建朝代，民生百姓疾苦远比末路穷途的英雄更为严重。
不管历史如何更迭，朝代如何变换，真正受苦的是底层的劳动人民。在张养浩《山坡羊·潼关怀古》中，更是直接发出“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喟叹。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
望西都，意踌躇。
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这也是元散曲更接地气、更受欢迎的一个方面，目光从统治者聚焦到了真正的苦难者，也是真正能左右历史格局的一群人——百姓。天下兴旺，匹夫有责。可历史上哪次历史变革、朝代更迭不是人为因素造成的，与其咏史怀古，不如认清背后真正的原因。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指出：“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
说明唐、宋诗人对此是心知肚明的，但无一人在唐诗、宋词中指出，这就与当时的体制有很大关系了。试想苏轼不过写诗讽刺新法，就被小人构陷入狱，险遭不测。这样的环境下，即使有“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感慨，也只能藏在肚子里。就这一点来看，不得不说元代是相当开放和包容的。
如果说，诗之境阔，词之言长，那么元散曲则兼具两者特点又直白如话。
元散曲不再拘泥于围绕某地、某时、某人，可以多个不相关典故并列，甚至与俗语、俚语共同出现，使其形成独特的俗文化。另一方面怀古元散曲真正意义上把焦点和目光聚焦到百姓身上，使其更加接地气，更加受百姓喜爱。大“俗”即大“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