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父亲，常沙娜看着父亲常书鸿在法国时画的一家三口的画像说：那是我们家最幸福的时刻。）陈季侃（1883—1951）是诸暨名人，清末举人，天津徐世昌的弟子，做过民政部郎中、东三省总督公署咨议厅参军、海龙府知府、奉天府知府。民国时期，历任政事堂机要局佥事、国务院秘书、甘肃兰山道道尹、甘肃省省长、浦口商埠督办，还获得过二等宝光大绶嘉禾勋章。陈季侃与甘肃敦煌文化发生关系，是在他任职甘肃期间。陈季侃在甘肃任职时，正值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惨遭劫掠的后期。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此事震惊了世界。但不幸的是，在晚清政府腐败无能、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特定历史背景下，藏经洞文物发现后不久，英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日人橘瑞超、俄人鄂登堡等西方探险家接踵来到敦煌，以不公正的手段，从王圆箓道士手中骗取了大量藏经洞文物，致使藏经洞文物惨遭劫掠，绝大部分不幸流散，造成中国文化史上的空前浩劫。1917年11月，陈季侃任甘肃兰山道道尹；1920年12月，陈季侃任甘肃省省长。在甘肃任职期间，他严禁鸦片，力革时弊，政声卓著。而他在文化上也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那就是收购敦煌写经，使珍贵的文物免遭流失。关于陈季侃收购敦煌写经一事，除《枫桥史志》有过提及，诸暨其它方志在撰写陈季侃传时均不着一字。然而陈季侃收购敦煌写经，就敦煌艺术的保护与传承而言，是不可抹煞的一大历史功臣。所幸《浙江民国人物大辞典》（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对此有相对详细的记载：陈訚，字季侃。诸暨县人。1902年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举人。清末曾任民政部郎中等职。1917年11月至1921年10月任甘肃省兰山道道尹。1920年12月至1921年10月任甘肃省省长。1925年应孙传芳的邀请，担任苏、浙、皖、赣、闽五省联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在甘肃任职期间收购了大批敦煌写经。这些珍贵收藏品现在保存在浙江图书馆、浙江博物馆以及上海图书馆等地。敦煌写经，就是藏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里的“唐经”，那是无比珍贵的文物。当年藏经洞文物遭遇劫掠，缘于道士王圆箓的无知和私欲，他不知道这些陈旧的经卷究竟蕴含多少文化价值和精神能量，这就直接导致了难以弥补的文化损失。如今，这些唐经绝大部分不幸流散，分藏于英、法、俄、日等国的众多公私收藏机构，仅有少部分保存于国内。而这国内保存的少部分，就有陈季侃的汗马功劳。我们现在虽无法了解陈季侃当年收购敦煌写经的具体数目，也无法了解他是私人出资还是公家出资，但陈季侃的家学渊源和慧眼识珠，促成了他果断收购“大批敦煌写经”，在敦煌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史上，陈季侃无疑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遗憾的是，说敦煌，说敦煌艺术的保护，似乎从来没有人提到过陈季侃。（1934年，中国留法艺术家学会成员在常书鸿家中聚会，从左至右为常书鸿、陈芝秀、王临乙、陈士文、曾竹君、吕斯百、韩乐然）或许是命中注定！在陈季侃收购大批敦煌写经20余年后，他的女儿陈芝秀，也走进了荒漠，成为中国敦煌艺术研究所第一批成员之一。陈季侃原配富阳朱氏，生一女；侧室马氏，生三子四女。陈芝秀为马氏所出。陈季侃因为女儿较多，便将陈芝秀过继给了族内一个常姓的女人，这个姓常的女人不是别人，就是后来被誉为“敦煌守护神”的常书鸿的小姑。常书鸿（1904—1994），出生在杭州一个满族家庭，自幼酷爱绘画。14岁时考入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毕业后因为成绩优异，留校任教。一年后，学校更名为浙江大学工业学院。常书鸿19岁那年，在一个亲戚的葬礼上，见到了小姑从婆家带来的一位容貌俏丽的姑娘，这位姑娘就是陈芝秀，是小姑继养的女儿。两人同是书香世家，郎才女貌，志趣相投，便一见钟情，坠入爱河。1925年，常书鸿与陈芝秀结为夫妻。1927年常书鸿赴法国留学，考入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学习西方绘画。一年后，思念爱人的陈芝秀也到了法国，进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学习雕塑，并与常书鸿一起参与了“中国留法艺术学会”的创办，他们在巴黎十六区的寓所，成了众多巴黎留学生举行沙龙的地方。陈芝秀完美地扮演着沙龙女主人的角色，这对才子佳人成为留法青年画家中最让人羡慕的一对，被称赞为“模范夫妇”。1931年，女儿常沙娜在法国出生，沙娜，是塞纳河的谐音。常沙娜记得：“妈妈在国内没有学过艺术，初到法国时也不懂法语，但她天资十分聪颖，在里昂深厚的艺术氛围中，她除了拼命学习法语，还在爸爸的艺术家朋友的影响下学习做雕塑，她经常为爸爸的画作模特，爸爸最初的人像创作《乡愁曲》《病妇》画面中的形象都来自妈妈。到巴黎后，妈妈考进了巴黎高等美术学校雕塑系。”在她的记忆里，“妈妈漂亮，打扮入时，非常爱我，而且非常能干，会织好看的毛衣......妈妈在雕塑系学得很不错，还拿了奖学金。”1935年的冬天，常书鸿偶然在书摊上发现了一本《敦煌图录》。画册中大量敦煌千佛洞里的壁画和彩塑图片，让常书鸿震惊不已。从此他得知，在自己的祖国有一个崭新的世界在吸引着他，那就是敦煌的千佛洞，世界艺术史上的一个奇迹。就这样，一次不平凡的相遇，改变了常书鸿的生命轨迹，也改写了陈芝秀的人生。1936年，常书鸿学成归国时，任北平艺专造型艺术部主任，陈芝秀为了完成学业，与女儿继续留在巴黎。一年后，陈芝秀和女儿也从巴黎回国，恰逢日本进攻北平卢沟桥。她们在上海登岸，与作为国立艺专教授的常书鸿会合，辗转流亡于西南各地，在日本空军轰炸贵阳时九死一生，最后到达当时的陪都重庆。1941年，儿子陈嘉陵在重庆出生。1942年8月，国民党政府指令教育部筹备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在好友徐悲鸿和梁思成的大力推荐下，常书鸿被于右仁正式聘请为副所长。常书鸿知道妻子一定不同意，所以从一开始就有意地瞒着陈芝秀，直到重庆报纸上公开报道此事，陈芝秀才知道真相。为此，家里发生了激烈的争吵。陈芝秀说：“沙娜要上学，嘉陵刚出生，刚刚安定下来你又要折腾，要去你去，我不去。”在陈芝秀想来，放弃城市生活去西北边陲，穿越数百里渺无人烟的戈壁滩，在古代石窟间安家，简直是异想天开。然而再多的抱怨、抗拒，都拽不回固执的常书鸿。经过反复讨论和不断争吵之后，陈芝秀终于向丈夫让步。1943年10月，陈芝秀带着儿女离开重庆，来到了敦煌莫高窟，一家四口在大漠中安了家。那时敦煌莫高窟生活条件的艰难，是今天难以想象的，但夫妇二人作为研究所第一批工作人员，每天到石窟作壁画、彩塑的复制工作，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常书鸿在他的《愿为敦煌燃此生》的自传中，写到了莫高窟里曾经的“夫唱妇随”：“芝秀和琳英、密风她们一起上了几回洞子以后，艺术创作的热情被重新点燃。她决心临摹雕塑，第一个临摹的是第319窟盛唐坐佛。敦煌石窟中保存着上千尊塑像，具有极高的造型能力和艺术水平。陈芝秀是在巴黎学习雕塑的。她所学的西方雕塑，所看到的西方雕塑作品都是单色的，而敦煌的千尊佛像竟全是金碧辉煌、色彩斑斓的彩塑，这就是说，这些彩塑既是雕塑艺术，又集绘画、装饰艺术于一体，简直美极了！在第427洞，那里有九尊高大的彩塑，芝秀说她走遍欧洲也没有看到这样生动美妙的彩塑。她们丰满健壮，衣饰华美异常，虽然脸上的贴金已被人刮去，但其神态依旧庄严动人。她在一个个洞中欣赏观摹，几乎每一个都使她激动不已。有时，我们还互相探讨，交流对壁画、雕塑的新认识。陈芝秀对敦煌艺术的热心和开始临摹工作，使我很高兴，也不断地鼓励她。”常沙娜在《黄沙与蓝天》一书中，也有对母亲陈芝秀在敦煌的回忆：“研究所工作号令是敲钟，每天大家听到钟声就进洞了，或临摹或调研，妈妈也被敦煌艺术的独特魅力深深吸引，对历代彩塑产生了深厚兴趣，每天进洞，专注地临摹彩塑佛像，完成了一些作品。”今天，常书鸿已被誉为“敦煌的守护神”，而曾经一次次迁就丈夫、一步步助丈夫走进艺术殿堂的陈芝秀，却被世俗的唾沫淹死在人间的冷漠里。舆论将她后来不得已离开敦煌，强按上了吸引眼球的“私奔”二字，一直将她钉在道德的耻辱柱上，却不去细究她离开的真实原因，更忘记了她也是中国第一代留学法国的女雕塑家。而陈芝秀对敦煌文化直接与间接的贡献，更是在舆情喧嚣中被遗忘得一干二净。（陈芝秀为何离开敦煌，离开常书鸿，因史料还在邮寄中，另行撰文叙述。）
▲1936年在巴黎，中国留法协会会议，研究赴伦敦参加展览会事宜。后排左起：李瑞年、周轻鼎、曾竹韶、马齑玉、陈芝秀。后排右起：张紫屿、吕霞光、陈士文、黄显之。前排右起：滑田友、王子云；前排左起：张贤范；小女孩为常沙娜。
▲1938年，迁至湖南沅陵的北平艺专与杭州艺专合并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常书鸿成为驻校的常务负责人，艰难地处理办学、生活等多种事务。图为常书鸿一家与艺专师生们在一起。
▲1939年，常书鸿一家在昆明郊区。
▲常书鸿1934年创作的油画作品《画家家庭》，以自己的家庭为模特，宝蓝色色调的背景上，妻子陈芝秀穿着中式旗袍，女儿沙娜依倚在母亲怀中，受宠之态惟妙惟肖，作为年轻画家的他则手持画具、脸上洋溢着踌躇满志的神情。这幅画在巴黎的春季沙龙获得银质奖章。
▲《夫人像》，布画油面，1934年，常书鸿作于巴黎
▲《我的女儿》，陈芝秀雕塑作品，作于巴黎。这是陈芝秀仅存两件作品中的一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