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档案

本文作者

范文发，上海控江中学68届高中，1969年3月到吉林延边珲春插队落户，1977年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曾当过大学教师，干过企业管理。业余喜爱创作，出版过《白山黑水》《重做上海人》《边城盛放金达莱》等纪实文学多部。

原题

上海滩弄堂故事

—我的过房娘

作者：范文发

上海话里的“过房娘”，就是北方话里的“干妈”。因为她喜欢孩子，我家兄弟姊妹又多，她全认作了过房女儿过房儿子。其中，对我更是关爱有加。

过房娘在嫁给米店老板（我唤作寄爹）之前，曾在外地有过一段婚姻，有好事者问起这段婚姻，她总会收敛起笑容缄口不语。除了这个话题，过房娘确是整日地喜笑颜开，没发现她有愁事。

冬天里，黑色海夫绒大衣加高跟鞋，一袭浓密的长波浪，配着她细腻白净的肤色，高贵而富态；夏日间，一身蓝底白花的丝质旗袍，胸前别一串栀子花，散发着阵阵悠香；手拿一把檀香扇，露着丰腴的臂膀和腿脚，引得弄堂里的苏北女佣交头接耳、窃窃私语。我只听见一句“浑身雪白雪白的”，就这一句，足以代表了我儿时对过房娘的良好印象。

我家的前门正对着过房娘家的后门，中间隔着三五米宽的弄堂，经常见母亲隔着窗户在问：“过房娘，麻将搭子来齐了伐？”过房娘倚着门楣回答：“快了快了。范师母，先过来吃碗桂花赤豆圆子羹好了。”这一问一答，美好而温馨。

最令我兴奋的是每到礼拜天休息，在弄堂口一起玩耍的小伙伴跑来告诉我：“阿发阿发，倷过房娘叫侬！”我知道倒夜班的过房娘刚起床，一定是叫了状元楼的肉丝汤面或者小笼生煎，让我和她一起吃呢。她总是将汤面分给我一小碗，嘴里还带着软糯的苏州口音：“这汤面啊，鲜得来吃了要落脱眉毛哉。”

每到过年，我们最盼望的就是过房娘的红包。别的大人送的压岁钱都是3角5角的，唯独过房娘的红包里装着整张的5元钱。这5元，在孩子的心目中可是天文数字，那时1角2分就能够买到一把关公大刀。因此压岁钱屡屡被母亲“充公”。无奈，我就央求过房娘，去向母亲讨回来。过房娘笑眯眯地牵着我的手，走到母亲跟前说：“范师母啊，阿发的压岁钱总归是阿发的，大人哪能会要小孩子的钱呢，是吧？”母亲斜眼看着我：“这么小的小囡拿介多钞票，不叫人骗了才怪呢！”于是，我噘嘴、跺脚，一直到母亲将钱给了过房娘保管，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地。等我大点了方才明白：她们俩也是在做戏哄我哩！

1955年我6岁。母亲说让我上学去。过房娘替我准备了新鞋、书包，铅笔盒子。谁知学校说我还不够年龄，退了回来。可这书包用具我一直带到了西安。

父亲报名参加大西北建设，全家都跟着去西安。过房娘便与母亲商量，想把我留给她；母亲犹豫再三，碍于情面不好回绝，就跟父亲说，父亲干脆地回答：不行。你们女人家平时“嘎嘎讪湖”、说说笑话过去了就算了，哪能当真呢？

母亲告诉了过房娘，过房娘自然十分失望。

跟随父亲东南西北这一走，一直到62年才回到上海。到了上海，一是和过房娘住得有段距离；二是小孩子大了，见到陌生了多年的过房娘，竟然不好意思起来；过房娘见我们与她有点生疏，也就不像过去那样热络了。

但是过房娘是热爱生活的人。她的业余生活自然安排得十分闹猛。那时她在工人文化宫业余越剧团里是头牌小生，攻范派，扮相酷似范瑞娟；那范派标志性的“下弦腔”，她从高音区一路滑下低音区，低到胡琴都拉不出来的音区，又反转上扬响亮结尾，那音色，几能乱真。她的演出剧目多数是《十八相送》《打金枝》等折子戏，偶而也演大戏，我和母亲就去看过过房娘演出的范派代表作《孔雀东南飞》，看得母亲从头哭到尾。虽说是业余的，但也卖票，2 角3角不等，在上海市民阶层中还蛮有声望。

过房娘多姿多彩的生活，让我们一直以为她是天底下最快活的女人。

史无前例的“文革”来了。那时，历史上没有“污点”的人都老老实实生怕引火烧身，不用说像开过米店的寄爹那样有“污点”的人更是躲也躲不过去。寄爹原先的学徒阿二头，年轻时手脚不干净，因偷过米店的钱款被寄爹打过，一直怀恨在心。当上了造反派后，他竟然信口雌黄：说寄爹在捐献给抗美援朝的大米里掺了砂石！这一条罪状让寄爹蒙受了怨屈，被拷打致死，最后却被说成是畏罪自杀。

于是，过房娘家中被洗劫一空，让出了上下所有房间，她只能独自缩居在亭子间里；造反派还勒令她每天清扫四五条弄堂；然后接受群众批斗；弄得她整日战战兢兢、失魂落魄。

母亲知道了过房娘的处境，也无能为力。那时父亲刚被揪出来，红卫兵、造反队组织不会要我参加，我乐得当逍遥派。我对母亲说：我去看看过房娘。只要造反派不打人，过房娘扫扫地没啥好害怕的。

母亲告诉我：过房娘单是为寄爹的事情害怕吗？是担心她自己啊！第一个丈夫是湖南的茶商，解放前几年她嫁过去的。后来那里搞土改，将他丈夫定为工商地主，斗争时让他站在桌子摞起的长凳上，下边的人不断晃动桌子，跌下来活活摔死了。后来过房娘是躲在装货的船里逃回上海的。这件事亏得只跟我这个好姊妹讲，弄堂里的人都不晓得；否则，早就把她驱逐出上海遣送回乡了，那还能有活路？到现在更不能讲出去了，讲了，那不成了暗藏的阶级敌人？肯定要把她斗得死去活来。

我吃惊地问：她是地主婆？母亲说：什么地主婆？她去的时候只是个高中生，短短几年功夫，我就不相信她会有什么罪恶？

是啊，让我将善良温和的过房娘与王世仁的恶毒老妈归在一类，我死也不敢相信！

那时母亲也属于不能乱说乱动的人。只见她拿出棉衣口袋里的20元钱，我知道这是姐姐刚拿来的生活费。母亲想留下10元，踌躇着还是全给了我，叮嘱我偷偷地约过房娘到公平路提篮桥碰头。

当我在一棵梧桐树下看见半年不到就头发枯黄、面色灰暗的过房娘时，心里掠过丝丝疼痛；我将钱塞在过房娘手心里，她顺势握住我的手，顾不得说上一句感谢，呆呆地望着我，笑得像是哭；我无话找话，问她吃过午饭了吗？不料她摇了摇头；都快两点了，还没吃饭怎么行？我跑到马路对面买了两只冷大饼给过房娘，过房娘也不客气，坐在石阶上悉悉索索地吃着，因为没有水，噎了好几口。吃完，她站起身来，就像小时候那样摸摸我的手心手背，就转过身子匆匆地走了。

我怔怔地望着她的背影：这还是我“浑身雪白雪白”、高贵又富态的过房娘吗？

不久，轰轰烈烈的插队落户将我送到了边疆。

数年后一次回上海探亲，母亲告诉我：过房娘生了胃癌开了刀。我赶忙拿着带回来的延边白参和母亲一起去看望过房娘。

人虽消瘦，精神尚好。她告诉我们：这两年对她宽松了一些，被分配在一家饮食店当了会计。只是还有一块未了的心病在折磨自己……

我和母亲都十分不解。

过房娘娓娓道来：你们是不晓得的。在湖南益阳我还有一个儿子，论岁数比阿发年长4岁，小名叫东东。他父亲死时东东才5岁，当时我自身性命也难保，把东东托付给了一个女佣就离开的。本想日后有机会接他出来，母子俩太太平平在一起，梦里都在想啊。可整整廿年了，不是听见“揪出隐藏的阶级敌人”、就是看到“镇压地富反坏”，三天两头吓得魂飞魄散的；这运动一个接一个，哪有机会敢接儿子啊？别看我过去一直嘻嘻哈哈珠光宝气的，内心可是揣着一把碎玻璃片扎着疼啊。现在我得了绝症，我该要去寻找我的儿子了，辰光长了怕来不及了。地址我这里都有的，寻起来怕是不难的。

我和母亲吃惊之余，都觉得现在寻找怕是不妥当：“一打三反”还没过去呢！这一寻找，肯定会暴露自己的历史“污点”，不但给儿子带来麻烦，也不晓得会给自己带来什么灭顶之灾？这么多年都过来了，思前想后，还是再等等吧。

只见过房娘重重地叹着气，两只眼睛传递出来的神情，是一片茫然无措。

时间又过了两年。我又一次回上海探亲。

母亲告诉我：过房娘病情加重了，医生建议再开第二刀。本来她不想再开刀了，只因为还是放不下见儿子的欲望。可是开刀后发现，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骨髓，医生只得重新将伤口缝合。说得难听点，那不就等死啊？过房娘想子心切，写了几封信去湖南都被退回，怕是地址变更了？不料，过房娘竟然自己买了张去长沙的火车票，准备亲自去寻找儿子。她这种病情，出去了还能回得来？于是，我让你哥哥请假代她去湖南寻找，但需要开派出所介绍信，这介绍信可怎么敢开啊？无奈，我只好出面联系了派出所一位熟悉的民警，请求向湖南方面帮助寻找。只是给了地址，来龙去脉我也不跟他们细说。

我对母亲说：反正人都要死了，还有什么可顾虑的、还有什么不能说的？我那可怜的过房娘！

在探亲的假期里，我隔三差五去派出所询问，可民警说对方还要调查了解，哪会这样快就有消息？

终于，在我离开上海后不到两个月，没等过50岁生日的过房娘，带着癌症病痛的折磨、带着见儿成空的遗憾，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不近情理的世界。

过房娘临终时，交给我母亲一件遗物：是抄家时被她蔵在盐罐里的四根金条。若寻找到儿子，让他转交给养育自己长大的养母，若养母不在了，也可作为亲生母子间的一个念想。

1976年冬天我在上海。经过多方联系，过房娘31岁的儿子东东终于寻找到了上海。母亲接待了他，并将金条也转交给了他。东东长得极像过房娘，举止得体说话斯文，不像从小由女佣养大的乡下人。一吃完饭，他就提出要去看母亲（骨灰）。我们就陪他去了西宝兴路殡仪馆。

在寄存处的排架上寻找到了过房娘的牌位。从那一刻起，东东就一直抱着自己母亲的骨灰盒不松手。

我去办理了骨灰移交手续回来，母亲说东东进厕所多时也没出来，殡仪馆都快下班了，你进去看看是怎么回事？

我便进了厕所。不曾想东东抱着骨灰盒蹲在洗手池旁，神情黯然。我走上去拉他起来，我知道他心里难受。

东东自言自语道：我爸爸死得怨。他只是个生意人，那十几亩地是我死去的姑姑的，也算在他头上；我妈妈更怨。她一点事情都没有，也被剃阴阳头游街示众，几天不给饭吃，如果不逃走，恐怕也是一个死……

我伸出手扶着过房娘的骨灰盒，极力想减轻一点东东的痛苦：妈妈没有忘记你，20多年一直在想法寻找你；她是在等机会啊，她就是怕翻开那段所谓的历史“污点”……

东东听我一说，一个大男人，对着骨灰盒竟泣不成声：我打小受过的孤独、歧视，妈妈你知道吗——为什么不早早来、来寻找到我？为什么、为什么啊？难道历史“污点”，它、它比母子团聚还要紧啊？那怕把我们判了死刑，我们母子——也要、也要死在一块啊，妈妈啊……

门外站立着我的母亲，这时也不管不顾地走了进来，搂着东东的肩膀，泪水不断地涌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