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鄂州人的祖籍可能都来自江浙一带

汉末到孙吴初年，武昌城由于政治军事地位的陡升,引起了当地人口的迅速膨胀。黄巾起义之后，北方陷人长期的军阀期据混战，多有士民渡江避难。据史籍所载，洛阳的异邦佛教徒也纷纷来到相对安定的武昌，如祖籍月氏的居士支谦及其乡人;还有自交趾北上的印度僧人维祗难与竺将炎等前来投靠孙权，他们在孙权的支持下翻译研究佛经，兴建寺院，宣传佛法.原来住在建业的妃嫉、宗室及其仆从，还有文武百官和他们的家属亦跟随国君移居武昌，带来了数量庞大的皇室、官僚队伍。

此外还有不少被迁徒的百姓《水经注》 卷35江水》引仇州记》提到孙权迁都武昌后，“分建业之民千家以益之”。这些居民的身份如何，文献中缺乏明确的记载。但是从秦汉朝廷向京师迁徙民众的情况来看，应该是以富户为主。鄂州地区东吴墓藏中曾出土半圆纹神兽铜镜，其铭文日:“黄武六年十一月丁已朔七日丙辰，会稽山阴作师鲍唐镜服明者也.宜子孙口口富贵老寿,..家在武昌..黄惠贤先生对其论述道:“这面镜子是在黄武六年（227 年)十一月七日制造的,工匠名叫鲍唐，是会稽山阴人，现住武昌。可以推断，他和住在武昌的家属，大概就是孙权从建业迁来的千余家之一。”

黄氏还根据考古资料进行推断，认为孙吴武昌的官府作坊里不少有技术的工匠是来自长江下游的吴会地区。“大 批建业居民西迁，对武昌一带手工业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再者，武昌成为国都后，当地的驻军数量亦得到显著增加“对岸 邾城驻军三万，而作为军事大本营的武昌，驻军数量当然不会少于邾城。”据学术界研究，在孙权建都武昌后，随着当地驻军、移民及宫廷、官僚机构与家谷的迁居，“武昌人口当有十几万人之多”。人口的大量增加也强化了孙吴国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