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育中 ‖ 运城记忆（44～46）
那些村里的孩子
这些年，和村里的感情一直割舍不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在村里当了两年老师，有40多个我教过的孩子。这么多年来，我还记得每一个学生的名字，一直牵挂着他们的后来。史庄学校有一至五年级5个班，200多学生。1969年夏天麦收以后，听说插队之前我在北京中学带过一段课，学校主动找到我，请我当五年级班主任，教语文。于是开启了我和这些农村孩子朝夕相处的日子，也结识了42个性格各异、思想纯朴的孩子。
那时，农村尊师重教，对老师格外敬重。还没上任，就先吃了几顿拜师饭。学生家长都争着把我请到家里，烫一壶酒，摆几个小菜，千嘱咐万叮咛：“把娃当自个娃管。”早上还没起，学生已经把洗脸水打了，放在门口。刚一下课，学生已在厨房拉起了风箱。那年，中苏关系紧张，毛主席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学校也开始挖地道。这些孩子本事真大，校园里挖的到处都是地道。教室底下，井壁上，地道都相互连着，和《地道战》似的。我的教学方法和当地教师不太一样，尝试做了四件事。一是学说普通话。每天安排一节朗读课，我带着一句一句念，一个字一个字纠正发音。很快，全班学生都会说普通话了。二是练字，每天我在黑板上写十个字，要求每个学生按我的笔体，每个字写100遍。日积月累，全班学生都学会了我的字体，学生的字几乎分不出是谁写的。三是作文。开始学生“怵”写作文。我告诉他们：“作文就是把想说的话说出来，记下来。把事说清楚，把理说明白，越真实越好。”我先是开了口述作文课，每天请一个学生口述一篇作文。人不确定，点谁谁讲。题目不确定，现出题目现作文。慢慢地，学生对作文有了兴趣。半年之后，都写得一手好字，一手好文。我还把优秀的作文集结成册，编了一本《史庄学校五年级作文选》。四是锻炼独立思考的能力。村里迷信的事不少。打地基、夯土墙要压几枚铜钱。点豆腐，要在豆腐房门口挂一个红布条。这是为什么？我让学生们自己分析，各谈各的看法。一堂科普课，让学生们既长了知识，又锻炼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村南，有个池塘，村里人叫“南沟”。一池清水，碧波荡漾。我把体育课开到了“南沟”。农村孩子都会游泳，一水儿“狗刨”。女孩子开始不敢下水，试着在岸边趟趟水，被男孩子一个个推下水，在水中“扑扑愣愣”打起了水仗，甭提多高兴了。在北京上学时，我参加过暑期军事训练营，摸爬滚打都会。我在班上破例开了军事训练课，让学生每人做了一支木枪，队列、刺杀、卧倒、匍匐前进，一项一项教，一项一项练。班上气氛、师生关系也更融洽了。后来学校改为七年制，算初中毕业，我又带了他们将近一年。后来，这个班兰有申、兰海云、兰文彦等7个学生考上了禹王高中，也让我十分欣慰。
1972年初，我离开史庄去了运城，后又到了廊坊。几十年过去了，一个个孩子的身影、模样总是浮现在眼前。2008年我回了一趟村，发现学校面貌依旧，连一台电脑都没有。于是，我出资办了一个电教室，后来又投资建了村多功能文化室，增添了几千册图书、音响、投影设备等，也算了了我的心愿。
剪彩那天，我的学生都赶来看我，几个嫁到外村当了姥姥的女学生也风尘仆仆赶来，满满当当坐了一屋子。当年的班长兰有申站起来说：“同学们，今天我们师生又欢聚一堂，请允许我再当一次班长。”随着一声：“起立！”三十几位年近六旬的学生齐刷刷站起来，大声喊：“老师好”。
这时，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在场的人无不动容。听说我要回村，几个女学生特地做了一副刺绣，上面刺着：“送给敬爱的安老师。”落款是：“您的永远的学生”。一群60岁的农村学生，祝福70岁的北京老师。这个跨越了几十年的问候，的确太珍贵了。其实，人生不过如此，幸福不过如此。年迈的时候，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看看岁月的留痕和自己的足迹，听到“老师好”这发自肺腑的心声，还有什么人生遗憾呢？还有什么比这更幸福的呢？
那段短暂的播音生涯
1969年四月底，“九大”召开了。县里举办了隆重的庆祝活动。各公社、各村都套了马车，男女老少都进了城。各公社都有自己的方队，几十面红旗开道，铁炮杖队随后，跟着是用解放牌汽车扎成的彩车，彩车上架着高音喇叭。“长江滚滚向东流，葵花朵朵向太阳。”歌声此起彼伏。我凑热闹，钻进彩车，念了一段《夏县人民给毛主席的致敬信》。“敬爱的毛主席，夏县人民想念您。天大地大，不如您的恩情大，山高水深，不如您的恩情深。跟着您，夏县人民战天斗地，跟着您，夏县山河换新装。”顿时，整个广场震惊了，怎么夏县上了中央台？就是这次机缘，县上知道史庄有个知青会广播。后来，县上专门把我调到县广播站当了播音员，这在当时知青中是没有先例的。
当播音员是我的梦想，高考报的第一志愿就是北京广播学院，后来有几次去外地省台的机会，也因父亲历史问题而作罢。这次，能到县上当播音员，总算开启了我的播音生涯。县广播站是临街的一个不大的门楼，往里走，是一个灰砖房的四合院，每个门口都挂了一个半截儿的白布门帘，上面写着：“夏县人民广播站”。一天三次播音，预告节目是直播，专题节目是录播。先是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是《本县新闻》和《农业学大寨专题》。全县农村家家户户都按了小喇叭，叫“喇叭入户”。每天清晨，家家户户的小喇叭都按时响起来，村里农民和知青都知道夏县有个北京知青当播音员。
广播站和知青安置办是前后院，认识的知青下了山，总是从前院跑到后院，找我聊聊天，蹭顿饭吃。这样，和各村知青也多了来往。胡弘、连绍铭、吴锡光都是常客。在我这儿还能听音乐，广播站有个留声机，有老唱片，《长征组歌》这些歌当时都是禁唱的。每天早上七点开机，我五、六点就起了，冲着大山吊嗓子、练声、练绕口令。平时还到村里去采访，日子过得挺充实。
当时，正赶上农业学大寨，县革委会向全县发了一封公开信。文章写的激昂慷慨，广播站给我录了音，每天播三次。公开信有这样一段话：“大寨，是全国农业的一面旗帜。该不该学？能不能学？每个人都要作出回答，有人强调这困难、那困难，就是没想到国家困难。农业上不去，国民经济怎么办？有人说，我这里基础不好，条件不行。一年不行，两年不行，三年行不行？四年、五年总可以了吧。”没想到夏县还有这么好的笔杆子，写的激情四射，读起来铿锵有力，听了让人热血沸腾。后来才知道，起草这篇公开信的是一个姓吴的省里下放干部。一天，老吴到广播站来找我，拉着我上了一趟庙前水利工地，工地上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他告诉我：“公开信就是写给这些开山引水的人的，写给广大农民的。要想感动他们，先要感动自己。播音要有对象感、交流感、亲切感。”一席话让我顿开茅塞，回到站里又重新录了音，那是我播的最好的一次节目。
一次全国绿化工作会在夏县召开。夏县是全国绿化先进县，有“山山青且秀，处处绿荫浓”的美誉。我被调到大会上当播音员。听了我的播音，长治地区广播电台的人找到我，问我愿意不愿意到长治去。运城地区广播电台的人也找到我，要走了我的录音带。无独有偶，山西省电台最积极，约我去太原试音。我喜出望外，满以为很快就可以上了播音的正道。没想到，省里到北京外调，父亲已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政审不合格，决定放弃。之后，运城地区也不敢要了。不去也罢，我本想踏踏实实就在夏县干下去。祸不单行，县里也决定不再用我，害怕万一直播出点差错，可是政治问题。看来像我这样的人真不适宜当人民的喉舌。无奈，我赶着牛车把行李运回了村，重新开始了当知青的日子。走在颠簸的小路上，我落泪了，我的播音生涯不到一年就这样匆匆结束了。当天，我在日记中写到：“犹如一阵风暴/把我卷进深渊/当我爬出来的时候/发现嘴里含满泥沙。”“天/依旧晴朗/并不因为挫折/搅浑了我心中的湖泊/心/依旧平静/并不因为下雨/打湿了我的心情/敲响人生之门/是每个清晨上工的钟声。”没想到半年之后有了转机。一天，公社革委会解主任来到知青住的小屋，欣喜地告诉我，省里没有放弃要我的想法，特地派人到村里来，让我们写个保。村革委会、贫农协会真够意思，写了保，画了押，按了手印。可是，一等又是半年，杳无音讯，看来还是政审通不过。走播音之路，让我彻底死了心。
这不到一年的播音生涯，也让我明白一个道理，人生一辈子，不可能事事都顺顺当当，受点挫折，受点冤枉，是难免的。挺过去，就多了一份历练，也多了一份财富。
从县广播站被辞退回到村里，就一个心思，农民能吃的苦，我也能吃，农民能过的日子，我也能过。那些日子虽然很艰难，但心情很敞亮，过的很开心。
刚回村正赶上麦收。这是我在村里第三次麦收，轻车熟路。开镰的头天，把镰磨了。开镰时，别掉队，弓着腰，跟着社员一起朝前拱。割麦的时候要把握好节奏，腰、手、脚、眼协调一致，一咬牙，一口气到了地头，一点不比社员割的慢。社员们都夸我：“有点把式样儿啦”。一块地割完了，先是把麦子打了捆，然后用钢叉挑到马车上。这是力气活，一捆四五十斤，一声“走”，麦捆上了车。麦子拉到场里，先积成垛，等好天，再打场。爬到麦秸堆上，把麦捆解了，错着茬儿，横竖咬住，一层层铺开。赶到好天，开始碾麦打场。把麦垛拆了，平摊在场上，晒一上午。然后用牲口拉着碌碡，一遍一遍地碾，用三齿叉把麦秸挑起来，用刮板把麦子堆成堆。再用鼓风机把麦壳吹飞，只剩下金灿灿的麦粒了。割麦、运麦、垛麦、碾麦，环环紧扣，赶在雷雨天之前，把麦子入了库，心里就踏实了。
这几天，队上支了灶，杀了猪，全队人都吃大灶。一人一碗大烩菜，大白菜、炸豆腐、卤好的肉片、粉条，烩在一起，那叫一个香。麦子打下来了，要到县粮库交公粮。史庄离县城二十多里，一人一辆平板车，十几人的运粮队上了路。起了个大早儿，进了城都过了晌午。粮站在南关，先得排队验粮。验粮员拿一个尖头的铁棍往麻袋里一扎，抽出几粒麦粒一捻，说不行就得重新过筛子去。说行了，得背着一百多斤重的麻袋，顺着颤颤悠悠的木板，背到粮仓顶端，从最高的地方往下倒。回到村，已经是深夜了。隔一天一送，三趟下来，连腿肚子都转筋了。
麦收过后是锄棉花、锄谷子。烈日当头，真的体会到“锄禾日当午”的滋味。棉花长高了，得掐尖、打杈。村里的小媳妇们排成一横排，说着、笑着、侃着，轻轻松松就到地头了。“三个女人一台戏”，这些大我几岁的媳妇能说会道，什么都敢讲，荤的素的都有，一天下来也不觉得累。到了摘棉花的时候，腰里系一个像围裙一样的大布袋，摘了棉花塞到布袋里。小媳妇们手快，跟弹钢琴似的，手在棉枝上飞舞着，跳跃着，不一会儿，围裙就塞满了。每次下了工，要过秤，根据摘的多少记工。我也奇怪，她们摘的那么快，可一上秤称，不比我多多少。后来才知道，她们也往怀里、裤裆里塞，人人心照不宣，要不家里纺线哪来的棉花。棉花收了，要到水头交棉花。水头离史庄8里地，又是十几人的车队上路了。大包小包的棉花绑在平板车上，跟个小山似的，闹不好翻车是常事。到了收棉站，上了打包机，打出方方正正统一规格的棉花包，入了库，一年生产棉花的任务顺利告成。
一年到头最后的地里活是拔棉花柴。一人一个铁夹子，把棉花杆连根拔起来，抖抖土，装车运回来。棉花柴拔了，地腾出来了，就是整地。村里百姓说：“地不翻，粮不沾。”是说每到秋后，要用铁铣把地翻一遍，翻的越深越好。晒一冬，来年才有劲。整地是把埝根的土刨出来，垫到地边，为了来年蓄水保墒。那年正赶上学大寨，原来一天三响活儿，变成了四响活儿，吃了晚饭，还得走一趟地。摸着黑，挑着灯也得再干一响儿。地头远，有时就不回来吃了，带着干粮，四响并三响，不过记四响的工。很快，天冷了，下了雪，顶着寒风下地，手冻的握不住锨。后来上了冻，土层生硬，就得用镐刨。一镐下去，冰渣四溅，手上的虎口都震裂了。不过心里挺踏实，靠力气挣工分，心安理得。
那年，年终分红，队上每个工二毛四，扣了粮食钱、油钱，我分了30多块钱。虽然不如在县广播站一个月的工资，但心里美滋滋的，这是我用汗水换回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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