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振东 ‖ 说说景泰蓝的前世与今生

景泰蓝,又名“铜胎掐丝珐琅”,俗名“珐蓝”,也称“嵌珐琅”,是一种在铜质的胎型上,用柔软的扁铜丝,掐成各种花纹焊上,然后把珐琅质的色釉填充在花纹内烧制而成的瓷器器物。因其在明朝景泰年间盛行,制作技艺比较成熟,使用的珐琅釉多以蓝色为主,故而得名"景泰蓝"。景泰蓝与玉雕、牙雕、雕漆,合称“燕京四绝”,又与“金漆镶嵌、花丝镶嵌、宫毯、京绣”四大工艺相合,有“燕京八绝”的美誉。

作为“燕京四绝”与“八绝”之首的景泰蓝工艺,一般需经历108道工序,既要运用传统青铜工艺,又需吸收瓷器工艺,还离不开传统绘画和雕刻技艺,是集冶金、铸造、绘画、烧窑、雕、錾、锤等多种工艺为一体的复合性工艺,堪称集中国传统工艺之大成,因而自古便有“一件景泰蓝,十箱官窑器”之说。参与锻造的每一个专业技师均负责一个工艺的制作环节,每一个工艺环节就是他们一生的打磨。他们用简单的工具锤击紫铜板制成胎型、手工掰丝掐成花卉等各种不同类型的图案、用小铲填充各种彩色釉料、用炉火将釉料烧结在掐好板丝的铜胎上……在那琳琅满目、华贵典雅的每一件器物上,都凝聚着无数匠人的辛勤汗水,丰富体现着“京作”宫廷艺术的特色,生动反映出中华民族传统工艺的精湛技艺与超凡智慧。

关于景泰蓝的起源,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早年,北京的景泰蓝业所供奉的祖师为大禹。《北京的基尔特生活》一书说:“北京的景泰蓝匠师奉禹王为祖师。禹王不仅开挖运河,拓宽河道,还被认为创制了最早的著名的九个青铜鼎。景泰蓝匠师多用青铜做材料,故禹王就成了匠师们顶礼膜拜的偶像。”我国很早就有制造铜器和烧制釉子的悠久传统,如春秋越王勾践铜剑的剑柄上,就有珐琅釉料装饰;河北满城出土的铜壶,壶体也满饰珐琅质的方块;陕西蓝田窖藏还出土有涂着白色珐琅质的莲叶形银饰和双鸳鸯纹银饰等;隋唐时期还发现过珐琅铜镜,因此不少人以为景泰蓝起源自中国的唐代。但是,还有持景泰蓝源于异邦的人以为,掐丝珐琅发明于公元3世纪至6世纪的东地中海地区、伊朗、叙利亚或尼罗河流域,以古罗马的拜占庭(即东罗马帝国)为中心,盛于公元10世纪至13世纪初。当时,掐丝珐琅所用的金属胎以金为主,银、铜次之。作品多半用于十字架、圣体盒、圣餐杯等宗教礼器上的小型皇家徽识,或基督教世界中的圣徒以及个人用品。在13世纪下半叶,忽必烈率大军远征,横跨欧亚大陆,在西亚、阿拉伯一带俘虏了很多擅长“掐丝珐琅”技术的工匠,从而使烧造珐琅器的工艺甚至原料得以传入。因此,景泰蓝早期有“珐琅”“佛郎”“发郎”“发蓝”“大食窑器”等名。

关于景泰蓝的起源,还有种种传说。有一种说法讲,在元朝初年,皇宫失火,金銮殿与众奇珍异宝烧成一片灰烬,但在废墟中却奇异地多出一件璀璨晶莹的宝瓶。皇帝见到,爱不释手,当即传旨,令京城的能工巧匠在三月之内造出仿品,否则就全部杀头。摸不着一点门径的工匠们心急如焚,纷纷求助于京城第一名匠“巧手李”。相传他是女娲的后人,夜里梦见女娲娘娘身披霞衣、脚踏祥云给他托梦说:“宝瓶如花放光彩,全凭巧手把花栽,不得白芨花不开,不经八卦蝶难来,不受水浸石磨苦,哪能留得春常在”。从这些话中,“巧手李”领悟到造宝的秘诀,带工匠们用白芨黏结金银丝,用八卦炼丹之法,将石头和金银铜铁锡的粉末与瓶胎同放入炉内冶炼,取出后经水浸、石磨、镀金,制成华光灿灿的宝瓶,非常得皇帝的喜欢。开始人们认为是皇宫的一把大火烧出奇异的宝瓶,就管它叫“奇宝烧”;后来到明景泰年间,因产品大多以孔雀蓝为主,人们就称这种宝物为景泰蓝。

现存最早的景泰蓝是元代的产品,故宫博物院现收藏的兽耳三环樽、勾莲鼎式炉、缠枝莲象耳炉等,应多出现在元代晚期。景泰蓝见于实物,以明宣德年间(1426年~1435年)为最多。这个时期,宫廷内的御用监(皇家厂坊)设有制作景泰蓝的作坊(《日下旧闻考》)。制作景泰蓝的风格特点已经形成,接近成熟时期。制作胎型的物质材料有金、铜两种。胎型有方有圆,并向实用方面转化。除了瓶、盘、碗、盒、熏、炉、鼎之外,还有花,花盆、面盆、炭盆、灯、蜡台、樽、壶等器物,有龙戏珠、夔龙夔凤等寓意吉祥的题材,有云鹤、火焰等表现道教、佛教内容的题材。纹样以大明莲为主,也有少数串联花卉和青铜器纹样变形的装饰,如蕉叶、饕餮,狮戏球、西番莲等。釉色多为天蓝(淡蓝)、宝石蓝(青金石色)、浅绿(草绿)、深绿(菜玉绿)、红色(鸡血石色)、白色(车渠色)和黄色,还出现葡萄紫(紫晶色)、翠蓝(天蓝、宝蓝的中间色)和紫红(玫瑰色)新色。器物的顶、盖、耳、足边线等部位,多有錾活装饰。故宫所藏宣德年间的番莲大碗,花形饱满、色调鲜艳、釉质坚实,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

清代是掐丝珐琅工艺发展的又一期。由于社会的安定与经济的繁荣,皇宫养心殿设立御用工厂,称为“造办处”。康熙三十年(1691年)“造办处”的御用工匠多至几百人。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设“作”来制造各种御用器物,珐琅作也是其中之一。但这个时期的制作缺乏独创性,无论造型、色彩和装饰大都沿袭明代的风格,有款识的器物寥寥可数。到了乾隆时期(1736~1796年)景泰蓝与雕漆、金漆镶嵌等行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在宫廷造办处的景泰蓝作坊内,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能工巧匠。乾隆四年,从广州招来珐琅艺人梁绍文,邀扬州艺人王世雄进宫制作珐琅器。这一时期,景泰蓝数量之多、规模之大、技艺之精细、色釉之丰富、造型之多样前所未有。乾隆皇帝嗜古,常常要求把古代青铜器等的造型运用到珐琅制品中,制作仿古尊、彝、鼎、卣、觚、篦等古代礼仪器的造型和图案;用各种动物形象作器型的制品也显著增多,除明代传统式样的狮子、仙鹤等形象之外,还出现了犀、象、羊、兔、天鸡等造型,颇有新意。景泰蓝制品在皇宫内处处可见,小到床上使用的帐钩,大到屏风,甚至高与楼齐的佛塔(故宫珍宝馆乾隆花园内,承德外八庙小布拉宫内的大殿都有陈设),以及筷子、碗具、鼻烟壶、桌椅、床榻、砚、匣、笔架、建筑装饰、宗教用品等等,无所不备。

这个时期,在原料上不再沿袭明代使用青铜作胎骨,而是采用延展性能较强的纯铜作材料,胎薄,掐丝细,部分制品采用捶提起线的技法,展现出铜胎掐丝珐琅工艺的最高成就。花纹的内容也比明代更为丰富,花鸟虫草图案更加生动多姿,龙凤图案越显刚柔相济,大明莲也演变成精美细秀的勾子莲,并出现了利用历代文人名画掐制的作品。这时已开始使用手摇压丝机,使丝工技艺达到了空前的匀称精美。康雍乾时期,研制出20多种釉料。不仅出现了粉红、银黄和黑等颜色,而且粉碎技术也有很大提高。釉料研磨的加细,对点润技术的提高和作品的表现力起了很大作用,产品的砂眼也大大减少。景泰蓝与漆器、木器等其他工艺的结合,也是始于乾隆年间。嘉庆时期,景泰蓝基本上保持了乾隆时期的风貌,但已开始衰落,后至到道光时期(1821~1851年),遗存的作品数量很少。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具有鲜明民族风格的铜胎掐丝珐琅制品曾一度受到西方人的喜爱,珐琅工艺有了稍许的恢复和发展。咸丰年间,有德兴成、全兴成、天瑞堂等数家,精心研究珐琅一业,始又渐盛。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海禁大开,景泰蓝向国外出口增多。在这种对外贸易经济的刺激下,除了官营珐琅作坊外,民间也纷纷开商号和店堂,诸如老天利,宝华生、静远堂、志远堂等。1904年,老天利生产的“宝鼎炉”在美国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上获得一等奖(后又在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再次荣获一等奖),在国际上声誉大振,各国纷纷前往争购。内销方面,在咸丰中叶之后的一段时间,景泰蓝只有北京一地可以买到。由于当时交通不便,又多是外埠商人来京购买,所以销量很少。

辛亥革命爆发后,清皇宫里的造办处消失,宫中的能工巧匠四处散落至民间,老天利等民间作坊如虎添翼,一些军阀大鳄也兴办起作坊,在北平、扬州、广州等地都有民间作坊出现。水烟袋之类的实用品在国内销量很大;美、英、法等国的商人在北平设立洋行,争相购买景泰蓝。这一时期的景泰蓝,无论是樽、瓶、觚、斛,还是盒、碗、盆、冼都不乏精品,既承继了宫廷艺术的华丽雍贵,又保持了造办处严谨的工序,在题材上又与民间文化有深度的结合,其价值在近年来的收藏中多有增高。不过,此期的总体水平不及前代,胎体薄、色彩鲜艳有浮感,做工粗糙,造型多仿古铜器,所受欢迎程度大不如前。再加上连年战乱,这项老技艺曾濒临灭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梁思成的倡导下,建立了景泰蓝创作专门研究小组和实验工厂,成立由42家私营珐琅厂和专为皇宫制作的造办处合并而成的北京市珐琅厂。认真继承和吸收传统景泰蓝造型稳重丰富、图案饱满、色彩鲜明、丝工精细的长处,恢复了炉、鼎、壶、立体兽、蜡台,以及过去认为最美而又最难做的六瓣瓶、梅瓶、海棠瓶等传统产品的生产。在制胎工序中,成功研制出机械滚床(又称“擀床”),既可以滚小瓶,也可以滚大瓶。制出的坯形不但规整周正,而且由于焊药接口减少,瓶口的黑缝也减少。以往烧制成品多有砂眼、气孔,后来增加了清刷胎体工序,用硫酸去除坯体上的杂质,基本能消灭砂眼和气孔。这些新技艺的使用,既保持了原物的古雅之风,又丰富了景泰蓝的品种。195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设计人员与艺人为人民大会堂创作了新颖的《金鱼荷花大鱼缸》,造型浑厚质朴,纹样生动活泼,富有情趣。在20世纪70年代设计制作了历史上少有的大型《狮子炉》《亭子炉》《狮子滚绣球大盘》《孔雀壶》等产品。

2003年,开始使用既环保、又节省能源的天然气进行烧焊活,解决了长期悬而未决的“十蓝九砂”的老大难问题。试制成功电动磨光机,改变了景泰蓝的磨光工序几百年来一直使用人力的落后方式,使景泰蓝产品达到“平、整、光、滑、亮”,质量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好。2005年,景泰蓝工艺师们复活铸胎技术,制作了取自佛教典籍的以八件作品组合而成的《佛宝天龙八部》,每尊高48厘米,直径18厘米,共50多个人物。这种铸胎景泰蓝是以铜浇胎形,然后再掐丝、填釉、烧蓝、鎏金,反映了景泰蓝工艺的新进步。2006年,承接首都机场专机楼室内景泰蓝工艺装饰工程,900余件景泰蓝饰品与不锈钢框架巧妙衔接,是景泰蓝艺术与室内装饰艺术完美结合的成功范例。此后,还有新加坡佛牙寺超大型景泰蓝《转经轮藏》、80余平方米的《花开富贵》景泰蓝艺术喷水池工程、江苏华西村龙希国际大酒店景泰蓝装饰工程等,都在景泰蓝工艺技术和艺术表现上实现了历史性超越。由于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及工艺,景泰蓝2006被国家列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作为贵重礼品,景泰蓝还经常被国家有关部门赠送给各国贵宾,增进国际交往和友谊。中国第一届全运会及亚非、亚非拉乒乓球邀请赛都选用景泰蓝做奖杯,以其古老闻名的艺术价值体现了优胜者的荣誉。2014年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北京雁栖湖举行,专为各国领导人制作的的礼品是“四海升平”景泰蓝赏瓶,此瓶以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霁红釉玉壶春瓶为原型,创新性地把画珐琅工艺、錾胎珐琅、掐丝珐琅三种传统珐琅工艺结合在一起,高度浓缩了中国文化的博大与当代景泰蓝工艺的无比神奇。

历经元、明、清三代王朝和新中国的风风雨雨,勤劳智慧的工匠艺人用他们的双手创造了灿烂的景泰蓝文化。景泰蓝不仅承载与记录着我们民族悠久灿烂的历史,而且也在不断美丽和丰富着我们新时代的生活。愿这枝浴火而生的民族之花永远绽放出多样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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