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只读一本书 · 这本小说足可取代一整个书架的报道文学作品
“今天我必须寻遍不同的抽象用语，才有办法描述什么是我在世上最喜爱的、什么是我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来捍卫的，以及什么是我绝不肯让别人破坏的事物。那是因为有些东西可以是至死不渝的追求对象，例如自由、智能、勇气、优雅、风趣和音乐。”
《一个德国人的故事》撰写于1939年，过了61年后才首度与世人见面，被书评界誉为“2000年度德国出版最有价值书籍”。德国《时代报》还于2002年秋将此书列入学生必读的五十本书籍之一。在此之前，《美国图书馆协会书目》已将本书与《安妮日记》相提并论，称之为“书中瑰宝”。美国《评论月刊》指出：“这部大师之作娓娓道出希特勒帝国难解的重重谜团，几乎令现代探讨同一主题的长篇大论均瞠乎其后。”德国最著名的希特勒传记作者约阿希姆·费斯特亦撰文表示：“这本小说足可取代一整个书架的报道文学作品。”
作者哈夫纳1907年生于柏林市，1999年逝世，其生平充满传奇性，20世纪德国史几乎等同于他个人的历史。柏林市的市长埃贝尔哈特·迪普就曾发表悼词表示：“塞巴斯蒂安·哈夫纳的一生，体现出许多德国人在本世纪的命运。”他是德国政论家、历史学家、记者，原名莱蒙德·普雷策，塞巴斯蒂安·哈夫纳是他1938年流亡英国以后取的笔名，以防自己的写作危及国内家人。他结合了作曲宗师塞巴斯蒂安·巴赫姓名的前一半，以及莫扎特《哈夫纳交响曲》的标题名称，同时借此展现自己对“另一个德国”的怀念之情。
哈夫纳不是通常意义上那种科班历史学家，他法学出身，大学毕业后曾在柏林高等法院实习，亲眼见证了犹太法官被驱逐出法院的事件（1933年）；1934年，遵父命通过德国国家文官考试之后，哈夫纳去了巴黎，在那里完成了博士论文，回国后因厌恶纳粹司法，拒绝拉拢而改行当自由作家，为报章杂志写稿为生。哈夫纳自己是“纯正的雅利安人”，但他不肯加入任何组织，对纳粹尤其蔑视、不屑和厌恶，在纽伦堡法案禁止雅利安人与犹太人通婚后，为了和犹太女友继续在一起，同时又不肯屈服于纳粹的种族法，哈夫纳最终于1938年追随女友查莉的脚步流亡去了英国，抵达后开始写这本《一个德国人的故事》。
哈夫纳原本打算写到1938年8月他流亡到英国时为止，书写到一半二战就爆发了，继续写下去已经没有意义——他有更加重要的事要做，即随后不久写成、并且被丘吉尔要求内阁人手一册的《论德国之双重性格》。《一个德国人的故事》就此搁笔，并且从此束之高阁。直到1999年哈夫纳去世后，他的儿子数学博士奥利弗·普雷策整理遗物时发现了部分内容已经遗失的这部手稿，出版后引起巨大反响。
哈夫纳拥有杰出的叙述天分，简洁、活泼、幽默、想象力丰富；他言简意赅、直击要害、几无废话，对人心洞烛幽微；此外，真正让哈夫纳握笔不辍的精神动力，来自于他的真诚，那些绝不姑息自己的自我剖析使其作品尤具魅力。这部回忆录虽是哈夫纳刚进入作家职业的早期作品，上述特色已经一应俱全。
一个灾难时代过去后，人文与社科专家们都会忙着反思过去，企图给人类未来以教益，引来万千共鸣，激发无数顿悟。但哈夫纳这本《一个德国人的故事：1914-1933年回忆录》，却几乎是对所有这类历史研究的嘲讽——仅仅通过一个普通德国人的生活视线，就勾勒出了未来德国灾难的虚影，这幅残破却忧伤的德国画卷原是德国人寻常洒扫里的灾难，也是日后德国灾难世界性扩展的滥觞。
哈夫纳曾是时代的同流者，更是时代的旁观者，直到最后怒不可遏地成为时代的逆流者。这个过程被他的妙笔立体化，他的文字里有刺鼻的硝烟味，也有浪漫的歌舞声；有对纳粹党人暴行的愤怒，也有为受逼迫者的悲声。但最重要的并不是这些，而是哈夫纳笔下有两次大战期间德国人最寻常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包括刷着标语的街景、在公园里亲吻的情侣、相互试探是不是纳粹的反纳粹者、趾高气扬呼啸来去的纳粹党人以及唯唯诺诺于暴力之下行伸手礼的德国人，这是一幅时而昏暗时而灰霾时而滑稽时而荒诞的百态图，是黏稠得难以溶解的休战与战时混合的岁月。
本书的译序中说，哈夫纳在书里有一个“秘而不宣的道德寓言”：“纳粹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当时德国人的集体软弱和集体精神错乱——他本人也不例外。如果不在事发当时立即提出异议，日后将不再有置喙的余地。”把时代视作合理的人是很多的，但与之对抗的人也不少，重要的是我们能否在逆境中依然拥有坚守的勇气，不被世俗的观念所缠缚，不盲目从众，不随波逐流，坚守良知才是衡量世事的唯一尺度。
《一个德国人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