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镇压太平军后，为何没形成安史之乱后藩镇林立之局 ｜文史宴
南明如果进入藩镇割据的状态，是不是可以延寿多年？答案是不能，因为明朝的制度和社会体系就不可能进入那个状态。
看似说的是晚清的事儿，但是对于明清政治、社会结构的特点来说，基本通用。所以，三解的回答如下：
回答这个问题的重点在于，什么是藩镇？唐代为什么会出现藩镇？以及为什么演化成为藩镇割据的局面？
搞清楚这个问题，才能来区分，同样糜烂半壁江山的两次平叛战争，为什么结果不同。
所谓藩镇，其实是军权、财权、人事权相对独立的地方军区。
唐代之所以出现藩镇，根本原因是唐代疆域与国家管理体制之间的矛盾。
承袭隋炀帝旧制的唐太宗建立的帝国，是一个律令制的中央集权国家，承南北朝前弊的教训，唐初的政权将军事动员的权力、军队调动的权力、财政收支的权力和地方人事任免的权力，全部收归了中央，由尚书省各部对应分掌，整个帝国运转的大脑在长安，在中书省、尚书省，没有中书省宰相的签押，尚书省六部的执行文书，所有的州县、折冲府都不能越雷池一步。
这样的体制在唐初的平叛战争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李氏皇族借助关中充足的府兵兵员，击败了一个又一个的国内挑战者，但是，之后政权的敌人发生了变化，由内乱走向了外战。
府兵作为长安番上宿卫的禁军来源，并不能成为持久稳定的外战兵员，所以唐太宗完善了“行军”制度，即有事则兴，无事则罢的，临时在民户中抽丁组建的进攻性的野战兵团，他们的统帅往往被冠以战区方向命名的“某某道行军大总管”的职务，战争结束，则罢兵归农。
而在帝国漫长的边境上，则是50—1000人不等的镇、戍，这些服役的普通百姓服役一年则将罢归还乡，主要的作用，与其说是防御，不如说是预警，等待集中的“行军”野战兵团对入侵的敌人进行集中打击。
这一套制度，到高宗、武则天时代，就被唐代、武周所面临的更加复杂的边境战略态势所压垮，在这个时代，唐朝不再是好整以暇的进攻者，而是四方蛮夷竞相进攻的目标，唐军调集十万大军，一劳永逸的征服无法奏效，只能在边境要点建设兵营要隘，进行机动防御，野战兵团也不再能快速地罢兵回家，而变成了长期的镇守兵团。
节度使，就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它最初的作用，是为了将几支部队（长镇行军）捏合成为“战略集团”使用，从而具备对抗外族动辄十万人进攻侵袭的能力。
但是，在边疆长期集结的重兵，所需要的海量物资却让边境本来人烟稀少的州县不堪重负（唐代行军采取沿途州县供给的方式，战后免除赋税补偿），只能建立长距离的补给线转运物资。而从补给点到边境的巨大空间距离（如到安西四镇的物资囤积地就在凉州），又让唐朝的财政负担达到难以承受的地步。
按照北宋人沈括在《梦溪笔谈》中的计算，在500里的距离，一个士兵的粮食需要三个士兵背负，如果是畜力的车马，所消耗的甚至还要更多，而唐朝东西方的边境线，距离最近的大物资中心何止500里？
因此，在结束了武周时代的动荡后，唐玄宗李隆基对于边疆的军队、军区进行了调整，承认了之前各个军（长镇行军）自建的补给线路，即各军沿后勤供军线路设置的长行坊，以官方角色承运、发卖供军绢帛丝织品，再进行“和籴”（就近购买军需物资，最大宗即粮食）的供应方式，并由朝廷设置专门的转运使来调集、运输绢帛，进而通过商业手段来转卖、获取物资以满足边镇的需要。
这个过程，相当于对整个唐朝边疆区域的行政管理结构、物资流通体系进行了重建，尤其是物资获取的后半段，各个边镇也等于逐步拥有了一整套以节度使幕府为核心的地方军事、政务合一的管理组织。
安史之乱的爆发，正是这个组织结构日臻成熟所激发的勃勃野心的释放，而唐朝陈旧的旧管理体制根本无法应付这个地方组织结构的挑战，只好引入其他的忠诚于帝王的节度使来平叛。
随着平叛战争的进行，越来越多的唐朝统治范围被这些边镇组织结构纳入到自己的势力影响范围内，最终，在财富占天下1/3的河北道地区和河南道东部（今天山东省，平卢军占领，到唐宪宗元和年间被消灭），形成了长达100年的河朔三镇（幽州、魏博、成德）割据。
在这之外，还有平卢、淮西、相卫等节度使自立，但都被各种手段平定。为了防御这一群事实割据的藩镇，唐朝又在河南道的西部地区，建立了一系列的新藩镇，形成防御圈，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地区因为战争拉锯残破不堪，重建统治不如划入军政范围，以藩镇对抗藩镇。
所以，唐朝实际上是主动选择进入“藩镇割据”的时代，而非被动，根本原因在于，唐朝朝廷的旧有租庸调的财政体系，因为律令制国家体系的破坏， 已经无力供养这数额巨大的军队。
比如说唐宪宗朝在武力消灭了平卢和淮西的反叛之后，由逼迫河朔三镇节度使交权入朝，已经完成形式上的统一，但是紧接着的“长庆大销兵”，也就是裁军过程中，唐朝朝廷从德宗朝开始，完全不要脸面，拼死聚敛的财富已经消耗殆尽， 不足以用财物笼络住河朔三镇的职业兵，结果，又一次反叛蔓延三镇，朝廷任命的节度使或死或跑，又恢复了旧观。
而清朝平灭洪杨之乱之后的局势完全不同，尽管湘军、淮军、楚军有兵近20万，但是他们的军饷供应， 仍是依托于清朝旧的财政和行政管理体制，是由省份协饷的方式供养的，他们的物资供应，则是由依赖地方官府调拨物资的“粮台”和依赖于驻地商人支持的“军市”来完成的。
自始至终，没有真正建立起自己以幕府为核心的，替代原有行政管理体制的新组织形式。
因此，尽管有兵，却无从养兵，尽管有地盘，却是朝廷给的权柄，地方官，仍旧按照清朝的规矩在办事， 任免提拔也是中央权力覆盖，他们并不存在自立的本钱，就连藩镇都没达到，就遑论割据了。
举个例子就是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任上整理两淮盐政，他之后是李鸿章负责，师徒二人的举措，基本上就是恢复清朝道光年间施行的票盐法旧制，而毫无创新之处，完全做成了旧体制的“裱糊匠”。所以，他们本身也不具备成为藩镇的意愿。
更重要的一个情况就是，唐代是一个贵族统治的时代，有强烈的身份意识，从高宗、武则天开始，随着盛唐的来临，对于军人这个身份的轻贱是愈演愈烈，“土山头果毅”们的勋官乃至于武职事官的品阶，在当时的世风下越来越显得一文不值。
所以，当节度使的军将们给予他们尊重，以武力、功绩为核心构造一个“武人桃源”的社会结构时，官健（职业军人）阶层，形成了顽强的集团向心力和认同感，尤其是朝廷奈何不得的河朔三镇，杀将逐帅也成为常事，其最核心的认同，就是在“独立”的条件下，他们是自家地方的一方贵族，而不是长安朱门前的仆役、走狗。
这种阶层认同感，在明清两代是不存在的，哪怕是一镇总兵，面对两榜进士时也有无法磨灭的自卑感，正是靠着这种自卑感，曾国藩的门生弟子们才可以凭借书生的身份，统领这些杀红眼的骄兵悍卒，这正是世道人心的力量，让他们不足以形成自我的阶层意识，自然也就与前代的前辈们迥然不同。
故此，唐朝和清朝的情况，看似相同，实则根本不同，结果自然不可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