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儒学尊师重道典故

王门后学与心学光大

王阳明从三十四岁开始授徒讲学,直到五十七岁去世,一生讲学二十三年,四方学子翕然追从,并以师说宣教天下。阳明殁后,随着王门后学在良知说上的分歧,以其亲传弟子为核心,逐渐形成了八大王门后学传承谱系,人员总数可达数千人,由此出现了阳明弟子遍天下的局面。[1]其中,浙中王门、江右王门、泰州学派最具代表性。

八大王门后学[2]

一、浙中王门

这一学派主要流行于余姚、山阴、会稽等浙东地区,成员主要是由社会上层的知识分子组成。在黄宗羲《明儒学案·浙中王门学案》所列出的十八人中,布衣出身者仅董沄一人,而进士出身者就有十四人,其中官至尚书、侍郎、御史等亦不在少数。钱德洪和王畿是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钱德洪(1496~1574年),字洪甫,号绪山,浙江余姚人。嘉靖十一年(1532年)进士,官刑部员外郎。正德十六年(1521年),王阳明回余姚祭祖,长居余姚讲致良知之说。时年二十六岁的钱德洪引郡中范引年(字兆期,号半野)、管州(字子行,号石屏)、郑寅、柴凤(字后愚)、徐珊、吴仁等人师事阳明。另其弟钱德周,其侄钱大经、钱应元、钱应扬(字俊民,广东巡按)等,皆在钱德洪影响下师事阳明。[3]

阳明在余姚讲学时,由于就学之人日多,无法一一亲自指授,就令钱德洪、王畿等大弟子代其先行教导之。钱德洪与王畿长期助师教化,被称为“教授师”。阳明卒后,朝廷尽革阳明封爵和赠谥等,并将阳明之学定为伪学,禁止讲授传播。同时阳明养子正宪又与嗣子正亿争夺家财及爵荫。为了保护阳明年幼的嗣子,钱德洪与王畿共同筑室于阳明墓旁,约同门弟子数人,互相轮守,以备不虞[4]

▲浙江余姚王阳明故居

嘉靖十年(1531年),钱德洪与王畿按例要赴京廷试,黄弘纲怕他们走后,年仅四岁的王正亿无人依靠,就向时任南京礼部侍郎的同门友人黄绾问计,黄绾表示愿以自己女儿为正亿妻,然后便可以岳父身份保护正亿。于是同年五月,钱德洪与王畿共赴南京,为王正亿问名,然后赴浙江台州,获得黄绾母亲的同意,由同门王艮前往南京行聘礼。[5]

钱德洪与王畿到京师廷试后,暂在吏部观政。两人相携在京师进行讲学,轰动一时。由于担心父母年迈无人照顾,钱德洪“乞苏学教授”离京。此后,钱德洪一方面竭力编纂恩师王阳明的遗著、修订王阳明的年谱,一方面还在苏、浙、皖、赣、粤等地,循恩师阳明之说,宣讲良知学近三十年,七十九岁卒。

在王门弟子中,钱德洪不是最聪颖的。与王畿不同,他的证道是在王阳明去世后。嘉靖二十年(1541年),四十六岁的钱德洪因郭勋之事触犯明世宗,被下诏狱。在狱中,钱德洪经历生死磨难,突然悟道。“亲蹈生死真境,身世尽空,独留一念荧魂。耿耿中夜,豁然若省,乃知上天为我设此法象,示我以本来真性,不容丝发挂带。平时一种姑容因循之念,常自以为不足害道,由今观之,一尘可以矇目,一指可以障天,诚可惧也。”(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一《员外钱绪山先生德洪》)

▲王阳明哲学思想的纲要“大学问”复制

钱德洪为人沉毅、笃实,王阳明生前十分信任他,将自己的近稿取出三分之一,标上年月,命钱德洪进行编纂。王阳明起往思田前口授《大学问》,让钱德洪“受而录之”(《王阳明全集》卷二十六)。钱德洪一生,在编纂、整理恩师文集上付出了巨大的心血。据《徐爱 钱德洪 董沄集》记载,阳明先生已过世三十余年,钱德洪仍拿不出其负责撰写的《年谱》初稿,邹谦之、罗念庵等人不得不来信催促。于是,他登上玉怀山,“淹留三四月,便了数十年欠事”。在罗念庵、胡松的帮助下,他终于完成了初稿,然后他又“复与王汝中、张叔谦、王新甫、陈子大宝、黄子国卿、王子健互精校阅”(《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七)。由此可见钱德洪在编纂中的谨慎与认真。由于他过于崇拜阳明先生,《年谱》中的许多内容情胜于实,多为后世诟病。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了钱德洪对恩师的情感饱满而充沛。

王畿(1498~1583年),字汝中,号龙溪,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人。他妙年任侠,个性豪迈不羁。1521年9月,王阳明回余姚(今浙江绍兴)省祖墓后,就长居余姚,讲致良知之说。王畿与王阳明虽是同郡宗人,但他一开始对阳明讲学,心里并不以为然,认为又是一位“腐儒”而已。“先生(魏良器)多方诱之,一日先生与同门友投壶雅歌,龙溪过而见之曰:'腐儒亦为是耶?’先生答曰:'吾等为学,未尝担板,汝自不知耳。’龙溪于是稍相嬺就,已而有味乎其言,遂北面阳明。”(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九《处士魏药湖先生良器》)[6]

嘉靖二年(1523年),王畿再次赴京会试,仍不第,更加深了他对恩师关于学习“要在得之于心”这一教导的体会。从北都回来后,他向恩师表示终身立志于良知学的心意,阳明让他“治静室居之”,王畿“颖悟绝伦”,“逾年遂悟虚灵寂感,通一无二之旨”[7]。此时,他彻底领会了致良知说的宗旨,从此不再以仕途为念,而是一心一意于良知之学了。

天泉证道中,王畿根据自己对阳明四句教的理悟,提出了“四无说”。王阳明随后在赴两广、征思田的路上,途经江西南昌南浦时,对前来请益的邹守益等百余名江右弟子说:“军旅匆匆,从何处说起?我此意蓄之已久,不欲轻言,以待诸君自悟,今被汝中拈出,亦是天机该发泄时。吾虽出山,德洪、汝中与四方同志相守洞中,究竟此件事,诸君只裹粮往浙,相与聚处,当自有得,待予归未晚也。”[8]阳明所说“此意”即指被王畿拈出的“四无说”。于是,通过阳明此说,王畿的四无说在王门弟子中流传开来。从此,王门中就有“江有何(何廷仁)、黄(黄弘纲),浙有钱(钱德洪)、王(王畿)”(《念庵文集》卷十五)的评价。

阳明去世,王畿自“请服斩衰以从”,与钱德洪一起料理恩师家中后事。嘉靖十一年(1532年),原来竭力压制王阳明的权臣桂萼在前一年引病归里,外界对王门的压制得到改善。阳明弟子方献夫以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辅政,阳明其他众多弟子也都开始入朝为职。阳明去世后的第三年,王畿与钱德洪到京师廷试后,不忘宣师说,与同门一起举行每月一次的讲会,参与者少则四五十人,多则六七十人,最多时竟让车马堵塞道路、会场无法容纳,不得不分成四会,当时京师王门讲学之盛,可见一斑。钱德洪离京后京师讲学中凡有分歧者都请王畿折衷。[9]嘉靖十三年(1534年),王畿被授以南京职方主事,几年后迁至兵部武选郎中。因被当时辅相夏言所恶,即乞休而归,从此,他“林下四十余年,无日不讲学,自两都及吴、楚、闽、越、江、浙,皆有讲舍,莫不以先生为宗盟。年八十,犹周流不倦。万历癸未六月七日卒,年八十六”(黄宗羲《明儒学案·浙中王门学案二》)。

▲浙江余姚王阳明故居

王畿是阳明门下弟子中最长寿而又最有争议的一位。他一生讲学,又一生论战,他所宣说的“四无说”“良知现成说”“自信本心、打破毁誉说”经常被人(包括同门)口伐。然而,王学确也因王畿的讲学而风行天下。

晚年的王畿,常虑师门晚年宗说无人传继,希望“得二、三法器,真能以性命相许者,相与证明领受,衍此一脉如线之传”(《王龙溪先生全集》卷十五《自讼长语示儿辈》)。然而直到去世,他也未得到满意的传人。万历十一年(1583年)六月初,王畿稍感不适,他预知自己时日不多了。初六,赵锦前来问疾,次日一早,王畿洗脸整冠,从容走出寝室来到琴堂,卧榻而逝,时年八十有六。

门人张元忭作《祭王龙溪先生文》,用简洁的语句,准确地概括了王畿的一生及其在继承和传播阳明学说中的作用。“惟先生蚤事门墙。微言密授,神解心承,直窥阃奥,何止升堂?”“数十年来,总持三教,狎主宗盟,江之左右,浙之东西,或一聆其謦欬,辄兴叹于望洋。俾文成之脉,绵延不绝者,实先生为之表章。”“先生未死,文成犹生;先生死矣,文成其不复生也!”(《王龙溪先生全集》卷二十二《祭王龙溪先生文》)

二、江右王门

这一学派主要指活动于江西的王门后学。江西是王阳明生前的主要活动之地,故这里的弟子也最多。此学派的成员与浙中王门一样,多数是社会上层知识分子,大部分出身进士,其中有些人官位很高,如邹守益是南京国子监祭酒,欧阳德为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聂豹官至兵部尚书,邓以赞是吏部右侍郎,邹元标是刑部右侍郎等。

江右学派人数众多,但和浙中王门一样,各人学术观点并不一致。邹守益论学以敬为主,欧阳德论学则以格物为宗。其中能自成一家之言者,当推主张归寂、主静的聂豹和罗洪先。

聂豹(1487~1563年),字文蔚,号双江,江西永丰人,正德十二年进士。王阳明在越讲学时,聂豹以“御史按闽”,因服膺王学,“过武林(今浙江杭州),欲渡江”见阳明。此后以书问学,他与阳明未再见面。王阳明殁后,聂豹在苏州,以钱德洪等人为证,设位北面拜阳明,称门生。

罗洪先(1504~1564年),字达夫,别号念庵,江西吉水人,嘉靖八年进士。阳明讲学虔台,洪先向慕不已。后《传习录》出,他读之废寝忘食,欲往虔台见阳明,因父母力阻未能成行,故于王门只称后学者而不称门生。后他与钱德洪共定阳明《年谱》,以钱德洪和王畿为证,拜阳明为师,于谱中改称门人。

在明代,这两人可说是实践归寂、主静的典范。聂豹“系诏狱,身不离接槢,视不逾垣户”,块然自守,于“闲久静极”之际,自悟心体。及其出,与来学者立静坐法,使之归寂以通感,执体以应用。而罗洪先曾“辟石莲洞居之,默坐半榻间,不出户者三年”。王畿闻之“恐其专守枯静,不达当机顺应之妙,访之于松原”,本想加以劝说,而见其气象后,王畿嗟叹而退。(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七《江右王门学案二》)

聂豹和罗洪先的归寂、主静,准确地说虽源于王阳明,但所继承的毕竟不是阳明心学的主导方面。王阳明早期一度主静,但自揭“致良知”之教后,就不再教人静坐了。王阳明说:“吾昔居滁时,见诸生多务知解,口耳异同,无益于得,姑教之静坐。一时窥见光景,颇收近效;久之,渐有喜静厌动、流入枯槁之病。或务为玄解妙觉,动人听闻。故迩来只说'致良知’。良知明白,随你去静处体悟也好,随你去事上磨炼也好,良知本体原是无动无静的。此便是学问头脑。”(《王阳明全集·传习录》)

三、泰州学派

这一学派主要活动于泰州。创始人为王艮,其他重要人物还有王襞、徐樾、颜钧、罗汝芳、何心隐(原名梁汝元)、李贽、周汝登等。

王艮(1483~1540年),字汝止,号心斋,明代江苏泰州安丰场(今江苏东台)人。王艮原名王银,师从王阳明后由师赐艮而改名为王艮。他出身于社会下层家庭,父亲王守庵是安丰场煮盐的灶丁。王艮幼年曾上过四年私塾,辍学后奉父命开始经商,贩卖私盐。经商之余,他熟读了不少儒家经典,打下了学问基础。三十八岁时,他在江西豫章听王阳明传良知之学,以二诗见阳明,得到阳明赞赏,被收为弟子。王阳明去世后,王艮迎丧至桐庐,又与其他同门一起经理其家。后返泰州,开门授徒,一时学者云集,逐渐形成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学派。“王艮共有五传弟子共四百八十余人,上自师保、公卿,中及疆吏、司道、牧令,下逮士、庶、樵、陶、农、吏,几无辈无之,遍及大江南北,仅江苏就有一百余人。”[10]

王艮以王阳明的良知学说为宗,把良知与百姓日用联系起来,提出“百姓日用即是道”的观点。他肯认人欲的合理性,“夫所谓王道者,存天理遏人欲而已矣”(《王心斋全集·王道论》),提出安身尊身,认为良知本来具足,不假修为,率性而行,众善自出,纯任自然,即是圣人之道。其子王襞更是强调道即自然。以此为传统,泰州学派的人物无不以至道心体为自然,都有率性而行的狂士特征。例如嘉靖二年,王艮依古制,自造招摇车,上标“天下一个,万物一体。入山林求会隐逸,过市井启发愚蒙。遵圣道天地弗违,致良知鬼神莫测”(《王心斋先生遗集·年谱》)等语,北行讲学所到之处,耸动视听,以至观者如堵,直至惊动最高统治者。又如罗近溪守宁国,召集诸生会文讲学,又令讼者将双足交叠而坐,敛目观心,并以库藏财物馈遗罪犯,一时归者如市。可见泰州学派人物的这种为人行事,类于魏晋时期阮籍、嵇康的“任自然”。

罗汝芳(1515~1588年),字惟德,号近溪,江西南城人。五岁时,母亲给他启蒙,“方就口食,先妣即自授《孝经》《小学》《论》《孟》诸书”(《罗汝芳集》)。他聪明好学,博览群书,十八岁前后因读理学著作,依照教导做“存天理,灭人欲”的工夫,曾留下“制欲重病”一段公案。二十六岁时在江西南昌,恰遇颜钧广发布告,讲学集会。罗汝芳有缘与之接谈,言下醒悟,遂拜其为师。

在恩师处获儒家真脉真传,罗汝芳跃然怡然,如脱缰锁,早年因依照程朱理学做工夫留下的旧病也都痊愈,他对恩师的大德终身铭记于心。1566年,恩师颜钧被捕入狱,时年五十二岁的罗汝芳朝夕伺候,“揭词”鸣冤,变卖家产,发动募捐,全力营救恩师出狱。其门人深受感动,写道:“罗师以心传心,阐扬宗旨,以开示来学,所以终身不舍,留恋眷注。”(《颜钧集》)师徒深情,由此可见,于尊师重道而言,堪称典范。

罗汝芳承袭师门传承,阐扬成圣之道,他认为“大道只在自身”,人的视、听、言、动,无一不是“道”的作用和表现。他提倡用“赤子良心”“不学不虑”去“体仁践道”。在他看来,人的“赤子良心”是永远不会泯灭的,是不增不减的,圣愚之差只在“觉”“迷”之间,因此成圣成贤,易如反掌。

六十三岁致仕以后,罗汝芳壮志不减,经常率弟子游学闽、粤、苏、浙、鄂等地,频频集会讲学,阐扬泰州学派的义理。他善于把玄妙难懂的道理用平易的言语表达出来,受众甚广,听众常常成百上千。由于他的讲学情感饱满,言辞恳切,听者无不动容铭心。

临终前,罗汝芳还教导弟子说:“性命一理,更无疑矣。”(《罗汝芳集》)由此可见其道心坚定,修学大成,境界高妙。

四、阳明心学对近代的影响

作为儒学精髓,五百多年来,阳明心学的影响是深刻而广泛的。中国近代维新派著名人物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等人都深受阳明心学的影响。

现代新儒学代表人物梁漱溟、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贺麟等,也都无一例外地深受阳明心学的影响。梁漱溟认为,孔子的精神在汉唐没有得到真正的继承,宋儒虽有所好转但亦不得孔子之旨,只有王阳明及其弟子出,方将孔子的精神发扬光大。熊十力称颂王阳明说:“儒者之学,唯有阳明善承孔孟。”“阳明之学,确是儒家正脉。”(《十力语要》)牟宗三则直接贬程朱而扬陆王,他称颂王学是“明代继宋学而发展,又开一尽精微之局。王学之出现于历史,正人类精神之不平凡,儒家之学之焕奇彩也”(《道德的理想主义》)。

阳明心学不仅影响了中国,而且对整个东亚产生了重大影响,日本、韩国皆有影响深远的阳明学派和学者,如日本的中江藤树、井上哲次郎和韩国江华阳明学派的创立者郑齐斗等。

近世以来,阳明心学在欧美的影响亦有渐渐扩大之势。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现代新儒学代表人物张君劢几度应邀出国,环球旅行讲学,阐扬包括王学在内的中国传统哲学。1957年和1963年,他在美国出版《新儒家思想史》,列专章介绍了王阳明和王门流派,又多次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关于王阳明的研究论文,使阳明心学在西方世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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