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松芳：巴黎万花楼文人轶事

清季以迄民国的海外中餐馆，可以说是广东人的强项甚至专项。巴黎的中餐馆业，虽非广东人始创，然而也要等到广东人进来才弄得出声响，立得起标杆。后来者提及或忆及的有代表性的两家—中华楼和万花楼—到后来皆成粤人的产业。王奇生《留法十五年鳞爪》说：“在巴黎方面，有十数家商店，有两家大饭店，装饰华丽，一名'万花楼，一名'中华饭店，前者是广东人开的，后者是福建人开的。”（《宇宙旬刊》，1935年第11期）这说法显然有误。谁都知道中华楼系李石曾所开，只是一战爆发后倒闭了，至战后一九一九年冬，由一个广东人与一个比利时人合伙，使用同一店名在第五区学校街（Rue des Ecoles）重新开业（刘志侠、卢岚《青年梁宗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但中华楼终不如全新开张的万花楼风头强劲，后者实际上是巴黎的一个重要文化和社交平台。当时在巴黎的留学生及旅法人员，往往以中餐馆为交流聚会的场所和舞台，万花楼自然成为首选。这家餐馆先后成为国共两党在法国乃至欧洲的活动平台和据点，更有一种传奇色彩。

一

刘志侠、卢岚《青年梁宗岱》一书说：“（梁宗岱）留欧七年，他按时收到充裕的汇款，一直住在舒适的私人旅舍里，每天到最好的中国餐馆开饭。”这最好的饭馆，即万花酒楼，“法文名RESTAURANT LE LOTUS，直译'莲花饭店，在一九二○年冬出现，位于第五区医院街二号，离开索邦大学（巴黎大学）不到五分钟路程。东主张楠也是广东人，哥哥张材在伦敦经营大饭店。”（作者按：本文所引张楠、张材兄弟的资料，为各位作者据其所闻笔之于书，并无查证，故各有异）李明欢的《欧洲华侨华人史》（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也说：一战后再度崛起的高档中餐馆是万花楼（Restaurant Le Lotus），坐落于巴黎医学院街二号（2，Rue Del ecole De Medecine），不过，关于万花楼创办的具体时间，《东省经济月刊》一篇文章认为是在一九一九年—

巴黎最大中国饭馆之万花楼，营业极为兴隆。据知万花楼历史者云，是楼创自一千九百十九年，时值欧战之后，英美士女至法参观战场者，年以百万计。英美人在本国，本喜华装，既抵法一尝东方风味，尤为旅中乐事。法人视性尤好奇，闻风纷至，是万花楼之名，遂遍扬于欧美。

该文将其创业以迄兴盛历程，交代甚详：

初创时，资本仅二十万佛郎，今每年所获净利，亦逾万百，实海外华商中之具有创造精神者。该楼经理张南，原籍广东宝安，二十年前受英轮雇为水手，积微资，则在轮中为水手包饭食，数载后偕其弟张才至英京，开一中国餐馆，规模甚小。今伦敦之探花楼，皆张氏兄弟手创，距今仅十余年，资本俱各在百万元以上矣。（《万花楼》，《东省经济月刊》1929年第5卷第3期）

关于万花酒楼的法文名，诸家之说恐有误。《坦途》一九二八年第五期所载秣陵生《巴黎之中国饭馆》一文，录有作者留学巴黎的弟弟寄回的菜单，其中显示万花酒楼法文名为Restaurant Pascal。在最早的梁宗岱先生的综合传记中，对万花楼的来历也有过一个交代，因为作者是梁先生的学生，且一起共事数十年，耳闻之间，当颇可信：“'万花楼是广东的一位爱国华侨在巴黎开设的中餐饭店，其牌号是依据中国清代一部小说《万花楼》而来，颇有中国文化品位，所以旅居法国的中国学子都愿意到此一聚。”（黄建华、赵守仁《梁宗岱》，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小说《万花楼》全称《万花楼杨包狄演义》，又名《大宋杨家将文武曲星包公狄青初传》，写杨宗保、包拯、狄青等忠臣良将抗击外侮、斥佞除奸、忠君报国的故事，社会影响极大，其主题也很契合海外华人漂泊受屈思得伸张的心理需要。

萬花楼因此声闻远届，几乎成为赴法攻略之必备常识。《图画时报》一九二七年第三五○期在开篇第一页刊登其老板张楠的照片，并配文字说：“张南君巴黎万花楼经理。万花楼为巴黎最大之中国饭店。”陈宅桴的《旅法华人的小史及其使命》介绍说：“中国饭店好像是中国人一块荣耀的招牌。英美处有唐人街，日本各地有广东馆子和宁波馆子，法国巴里也有规模很大的万花酒楼（老板是广东人，伦敦也有他的分店）。”（《华侨努力周报》1927年第2卷第8期）一九二五年，翁同龢侄曾孙翁之熹以秘书身份陪同传奇将军徐树铮赴欧考察，在巴黎期间，就多往万花楼：“（3月12日）与薄以众、王陪彝、宋任东、李友嵩赴粤人所设之万花楼，中式之肴馔而以西法吃之；予辈点一菜名云吞大汤，则馄饨也，每小方碗十二法郎，合一元。炒面一碟十法郎，亦云昂矣。侍者皆法人，生意甚好，司账为一法女。闻初开时资本不过六百元，今已积利六万。”（《入蒙与旅欧》，中西书局2013）

人间书店和《人间》杂志创办人程万孚回忆一九三一年赴法留学时也说：“在西比利亚火车上整整吃了十天的干面包……心想到了巴黎，当了衣裤也应当到万花楼去大吃一顿，吃泻肚子也甘心。这万花楼酒店，我是听见不少人说起过。”可是到了巴黎，尽地主之谊的老吴，却以万花楼贵而不合味，先带他去了好而较便宜的北京饭店。但他到底还是不能不去万花楼，也不能不写万花楼，去了发现委实还是名不虚传的：“万花楼资格最老，资本亦比较厚些。饭馆之外，每夜有跳舞，内面陈设是东方色彩最浓。许是老板生日的寿幛也当作装饰，珠灯绣珠比谁家也多。楼下菜贵，外国人吃的多，楼上是内行去的，既贱且好。”（《欧游杂忆：几家中国饭店》，《华安》1935年第3卷第1期）

万花楼如何高档豪华呢？李明欢教授的著作里说其装潢甚于中华饭店，漆、银器具均来自中国，供应中式菜肴，兼营西式酒店歌舞厅，员工也是中法兼顾，有五六十人。价格也数倍于租金相对低廉的拉丁区的小餐馆。比如万花楼一餐十五法郎，老华工的协和饭店只要四法郎（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青年梁宗岱》说是效仿伦敦广东餐馆探花楼的路线：

布置很特别，门前金字招牌，并印有金色古画，这种装饰，在中国不算新奇，在法国不多见了。其中的布置，也非常讲究，歌女奏曲，堂倌往还，很像中国的官座，所用的器具，是中国的古器。（北京《晨报》1921年4月3至8日，V女士《华人在法经营之各种组织》）

前述秣陵生《巴黎之中国饭馆》一文还提供了万花楼的菜单，详列其日常所供之菜品：

顿饭：炒肚丝、火腿白菜、红烧牛肉、拌生菜；

特别菜：虾仁会豆腐、鲜炒干贝、炒虾仁、鲜蘑烧肉、红烧蹄子、会粉丝、熘排骨、酱汁鸡、洋粉拌鸡丝、冬笋肉片、蘑菇肉片、辣椒肉丝、火腿炒蛋、黄花肉丝、醋熘白菜、什锦素、炒牛肉丝、蛋花汤、白菜肉片汤。

虽然较之广州的粤菜馆逊色不少，但在巴黎，已属难得。

因为万花楼的排场，所以“在此进膳者，衣履修整，绅士派头。日人与西人来照顾者亦多。伙计也是最漂亮”。一九二七年春上，自巴黎大学留学归国的陈衡恪（1919年前往），应邀在梁实秋主编的上海《时事新报》“青光”副刊以陈春随的笔名，连载描写法国留学生活的《留西外史》，因为梁的去职而未竟，亦随即由新月书店结集出版。书中有两处对话很能显示万花楼的地位。一处写道：“胡乐园指着书包问道：'你一定又是从书店里买了什么书来了，难道我说巴黎到处都是书店，原来天生你们这些傻子，有钱不晓得用。一面说一面拍着小龙衣袋道，'还剩多少，不如留着请我吃万花楼，别再寿头寿脑的往书店里送。”可见上万花楼是一般留学生的奢望。另一处又写道：“孙希哲接口道：'中国馆子吗？万花楼算是巴黎第一家中国最阔的菜馆。吴又和道：'万花楼！贵得很。”

二

在梁宗岱的鼓动之下，一九三五年他的弟弟梁宗恒也来到巴黎，记下了哥哥的万花楼轶事：

一九二○年代，我的哥哥写信给我们，他每天到那里吃饭，把我父亲氣得大发脾气：“什么！他每天去妓寨！”事实上，在中文里万花楼模棱两可。直译是“一万朵花”，但在中国，“花”有时表示妓女，正经的生意不会以“万花”为名的。（《青年梁宗岱》引梁宗恒《花都华人》）

因为哥哥的影响，梁宗恒不仅天天中餐馆，而且先是投资中餐馆，后来经营中餐馆，诚可谓万花楼遗响：

后来适逢二次大战结束，中西交通恢复，他（梁宗恒）计划返国。但是在此之前，必须处理一件重要事情。他在战前收到家庭汇来一笔数目可观的款项，投资在一家中国餐馆的物业上，要取回这笔钱必须出售餐馆，但是买家不是一朝一夕能找到，因此迟迟未能成行。在等待这段时间里，他认识了中国大使馆一位官员，他是餐馆的常客。经他介绍，梁宗恒进入大使馆工作……一九七四年，巴黎第十区一家中国餐馆东主退休，主动向他出让生意，他接手后改名岭南饭店（Le Restrauantle Lingnam），勤恳经营，度过了十多个安定的年头。（刘志侠、卢岚《青年梁宗岱》）

梁宗岱天天万花楼，颇引人侧目，并笔之于书。《旅行杂志》一九二九年第四期浣南《巴黎之中国饭店》在介绍完高大上的万花楼后说：“西人多往就食，而万花且于楼下设座招待西人……中国诗人梁宗岱常衣翻领衬衫就食于是。”诚翩翩佳公子也。

万花渐欲迷人眼。梁宗岱固是天天万花楼，其他旅居或经行巴黎的众名流，也几无不涉足万花楼，诚有所谓人人万花楼之盛。光与梁宗岱同席万花楼的，就记不胜记。其中，郑振铎记得最详细，同时也引出了一众万花楼的常客，以及“天天万花楼”的主儿。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变后，郑振铎因领衔在报纸上公开抗议，一时陷于险境。他的岳父、商务印书馆元老高梦旦先生便坚决要他出国避难，遂于是年五月二十一日，抛妻别子，远赴法国。同行的有徐元度、袁中道、魏兆淇及陈学昭。以郑的地位、家世（主要是其妻家），到巴黎自然离不了万花楼。据郑振铎《欧行日记》（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4），六月二十六日，郑氏甫抵巴黎，“休息了一会，同到万花楼吃饭，这是一个中国菜馆，一位广东人开的。一个多月没有吃中国饭菜了，现在又看见炒肉丝，蛋花汤，虽然味儿未必好，却很高兴。……晚饭也在万花楼吃”。同行的徐霞村则记得更详细：“万花酒楼离旅馆并不远，只穿过一条大街就可以看见它的大匾。虽然房子是西式的，里面却很带中国的味道，朱红的色彩和东方的图案充满了全厅，成堆的中国学生聚在桌子上，间或也杂着一两个西洋的男女。当一个说北方话的中国侍者走过来时，高（元）君便把菜的号数告诉他，不一会，菜就来了。我们每人面前有一个盘子，一切的菜都是先用匙子拨到盘子里，然后再用筷子吃。”（徐霞村《巴黎游记》，光明书局1931）徐霞村归国后，历任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校教授，成为著名的作家、翻译家。

这第一顿，没有遇见梁宗岱，却遇见另一个“天天万花楼”的袁昌英女士（杨太太）—“她是天天在万花楼吃饭的”。袁昌英早在一九一六年已自费到英国爱丁堡大学学习英国文学并获文学硕士学位。其间于一九二六年短期回国任教并与经济学家杨端六结婚，旋入巴黎大学继续深造。袁昌英一九二八年回国后先后任上海中国公学、武汉大学教授，并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解放后还将毛泽东诗词翻译传播于海外。袁昌英婚后赴法，自是可以“天天万花楼”了。时隔不久，七月二日晚她还请郑振铎和朱光潜、吴颂皋等吃了一顿高档的“万花楼”—菜特别的好，因为是预先点定的。入乡随俗，万花楼也不可能成日做地道的广东菜，要想地道，只有预定，多年以后，仍是如此。《旅行杂志》一九二九年第四期浣南《巴黎之中国饭店》也说两家必须“先期定菜”，才“可得甚佳之广东菜”，不过“其价特昂耳”！

郑振铎日记写道，第二天即六月二十七日，午饭仍在万花楼，当然遇见梁宗岱了；不遇才是偶然的。还遇见吴颂皋和敬隐渔。吴、敬二位也都不是一般人。敬隐渔是第一个将罗曼·罗兰名著《约翰·克利斯朵夫》翻译成中文的人（刊于《小说月报》1926年第17卷的头几期，当时译作“若望克利司朵夫”），还将鲁迅的文章译成法文，发表在罗曼·罗兰创办的《欧罗巴》杂志上；《阿Q正传》就是他首译的。这天中午郑氏见了他，晚上还请他在万花楼吃饭。当然也遇见了梁宗岱，并一同到他家坐了一会儿。梁宗岱还对他说，他的生命便是恋爱与艺术，而近来有所恋，心里很快活。所恋者谁？传记作家们至今也没有交代。

或许因为这种快活，梁宗岱多有请郑振铎等吃万花楼。郑氏七月十六日日记：“宗岱又请我和光潜吃饭，仍在万花楼。”八月十日：“（高）元来，同到万花楼吃晚饭。”八月十九日：“宗岱来，把我叫醒……元和蔡医生亦来，同去万花楼吃晚饭。”八月二十五日：“蔡医生和宗岱来，同到万花楼吃晚饭。”当然，万花楼这种好地方，没人请，自个儿也去。如七月四日：“在万花楼吃饭。”八月十五日记：“七时回，到万花楼吃饭。”有朋友来则领着一块去，八月三十日“蔡医生来，同到万花楼吃（晚）饭”。

胡适海外留学多年，回国后又多次因公外访，包括出任驻美大使（当然后来移居美国不在此论），从其日记（《胡适日记全编》，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看，对上中餐馆吃饭的记录不多，事实上也去得不多。如一九一三年九月五日：“至春田（Springfield），入一中国饭馆午餐，久不尝祖国风味矣。”看来他在康奈尔真是不上中餐馆的。而波士顿的留学生，可是多上中餐馆的：“至上海楼晚餐，遇中国学生无数。”或许受此“刺激”，第二天（九月六日），他又记录了一次上中餐馆：“出图书馆（波士顿公家藏书馆），至上海楼午餐。”

但是，到了一九二六年八月至十二月，因处理英国庚款事宜游历欧陆期间，尤其是在法国，其日记中则多有上中餐馆的记录，而上得最多，也最有“故事”的，当然是万花楼了。他第一次上中餐馆是八月五日在伦敦，“使馆陈代办请我与兆熙吃便饭，在探花楼。此为出国后第一次吃中国菜。”这探花楼，是广东馆子，也是张楠兄弟手创，前已有述。胡适从英国东行法、德等国再返回伦敦，又有去探花楼等中餐馆。如十二月十二日记：“下午四点到探花楼，赴'旅英各界华人会的茶会，我略演说。”这也可见万花楼在当地华人中的地位和影响。也有去其他中餐馆。如十月一日记：“庄士敦邀我与兆熙吃茶，茶后我邀他们去杏花楼吃饭。”十一月十九日记：“到上海楼吃饭，许多时不吃中国饭了。”这是因为他离开法国后，返回英国前，几乎没有上过中餐馆；日记中也确实没有在德国等地上中餐馆的记录（德国期间几不记饭馆事）。十二月九日又有記：“米尔邀我到上海楼吃饭，会见有名的格伦费尔博士。”上述几家，均系广东馆子。

八月二十三日到得巴黎，因为有公干，是使馆请客，去处正是万花楼：“傍晚去使馆……与显章、（林）小松（使馆代办）同去万花楼吃饭。”万花楼真乃贵介云集之地，上文郑振铎席上碰见不少“高人”，胡适更不例外：“碰见姚锡先夫妇，他们邀我们加入同餐。遇见沈篑基秘书夫妇。姚是张学良派来的，与张学良很亲密。”次日晚，又在席上见了赵颂南：“晚间显章约我吃饭，会见巴黎总领事赵颂南先生……一八九七年来法国留学，与吴稚晖、李石曾最相知。此君是一个怪人，最近于稚晖先生，见解几乎是一个吴稚晖第二。”八月二十九日又记：“在万花楼吃午饭遇见李显章夫妇、陈天逸及其未婚妻叶女士。”

其实，与广东馆子万花楼适相映衬的，还有一家特殊的广东馆子，即广东人郑毓秀博士的“巴黎客厅”（相较于林徽因在北京的“太太客厅”）。江亢虎的《游法感想记》介绍说：“郑为中国女子留法大学毕业第一人，攻法律学，现为博士候补者，家本殷富，人复开通，所居结构绝佳，家庖尤精，座客常满，各界多有往还，人目为社交之花，或称为使馆第二，华人游法京者，无不啧啧道郑女士也。”（《东方杂志》，1922年第19卷第3期）江亢虎早年也是风云人物，一九一一年即组建中国社会党，多少风流人物皆出其麾下：李大钊为其天津支部干事；陈翼龙为其苏州支部总务干事，顾颉刚、叶圣陶、王伯祥则为成员；就在这一年，他还在上海创办了南方大学并出任首任校长。

惜江亢虎未能阐明郑毓秀“家庖尤精”的精义所在—粤味也！郑氏乃地道广东人，出生于广州新安（今属深圳）。祖父因香港开埠成为富商，父亲则以功名成为清廷户部官员，真是既富且贵，又当“食在广州”享誉寰中之际，家庖焉能不精！再则，以郑氏当日之地位，其巴黎客厅足可佳肴宴嘉宾。郑氏一九○八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曾两次参与暗杀清廷要人的行动。一九一四年留学巴黎大学，乃因“革命事业”突出，见忌于袁世凯，避祸而来。一九一八年，还获广州军政府外交委员会委派，在法国进行国民外交工作。此际，则为留学勤工俭学运动的重要领袖。如此，则其家厨在巴黎的影响，当有甚于李石曾之家厨了。

三

不过胡适对郑毓秀甚不待见。胡适一九三○年十月十一日的日记记郑毓秀博士论文答辩时，差不多每个问题都回答说：“从中国观点上看，可不是吗？”很是不屑。且言其博士论文《中国比较宪法论》乃王宠惠捉刀，而由谢东发翻译成法文。换言之，郑即一政客耳。

其实，在巴黎，在万花楼，胡适也难免卷入政治。胡适所记另两次万花楼东主张楠请客的记录，即颇有此意味。第一次是八月三十日：“万花楼主人张南请我吃饭，此人是国民党，很有爱国心。他颇瞧不起驻欧的各公使。我真不怪他。”要知道，此前不久的七月九日，国民党已经在广州誓师北伐，而胡适正是北伐的对象北洋政府所委派，那些驻欧公使当然也是北洋政府所委派—上头在开战，下面在请客。那第二次就更有意味。这一次究竟是哪一天至今学术界尚无定论，只是他在一九二六年九月十八日日记后夹了一张《警告旅欧华侨同胞》传单：“请注意孙传芳走狗胡适博士来欧的行动！……此次胡氏来欧，假名办理退还英国庚子赔款事，实衔了孙传芳的命令，来与英国、法国等帝国政府协商勾结阴谋……”落款是“中国旅欧巴黎国民党支部启”。胡适一九三○年十二月三十日才补记说：

这一张“传单”是有人在巴黎万花楼上散发的。有一天晚上我同孟真等约了在万花楼吃晚饭，我偶然被一件事耽误了，去得很迟。我在门碰着万花楼老板张南，他低声说：“楼上有人发传单骂你。我特为站在门口等你。你不要进去了吧？”我大笑，说：“不要紧，我要吃饭，也要看看传单。”我上了楼，孟真等人都在候我吃饭。

大约是国民党北伐势头正盛，故远在海外亦敢造次，不然那么爱党的张楠（胡适写作南）不会热情接待胡适，因此胡适也不以为意：“当时我每天写几千字的读书日记，没有工夫记此等事。今天翻开此册，补记于此。”兼之这张楠，又热衷政治或者政治之名，如何不故事连篇：

南好虚名，每以华侨领首自命，去年孟夏祖国伟人之游法者，为欢甚众，慕张声望，尽与周旋，张亦曲意承迎，盛筵款待。有甲乙两先生，数十年同道患难友也。不知因何，忽生意见，既抵法，分道而驰，对为张南，则争引为知己。张既与诸先生游，巴黎一般现任博士，即补博士，候选博士等，闻而羡之，为欲瞻仰伟人颜色，则尽趋万花楼饮食，藉以纳交于张，求为先容。得张游扬者，即为伟人优待。为张不喜者，伟人即挥诸门外。张之潜势力有如此者。（《万花楼》，《东省经济月刊》1929年第5卷第3期）

其实海外中餐馆涉入政治，是有传统的，毕竟海外中餐馆业是华人的主业之一。海外中餐馆也是孙中山早期革命经费的重要来源。是以中餐馆的革命传统可谓历史悠久，而巴黎的中餐馆更是风云际会，除万花楼的政治渊源外，其他各中餐馆，也几乎是一店一党，各有各的政治立场或倾向，令人称奇。

李石曾一九一四年在巴黎第六区蒙巴那斯大街一六三号开设中华饭店，是巴黎最早的中餐馆之一，而李一九○六年自蒙塔尔吉农业实用学校毕业即已加入孙中山发起成立的同盟会，算得上国民党老前辈。中华饭店后来成为勤工俭学运动留学生的活动中心，饭店名字出现在很多文献中，在中国教育政治史上颇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笔（刘志侠、卢岚《青年梁宗岱》）。或许因为太重政治，以致有葛藤桥先生在《新闻天地》一九四六年第十二期刊发《李石曾与巴黎豆腐公司》，煞有介事地说，李石曾在巴黎并没有开过豆腐公司。因为他北伐前自纽约归国曾亲往巴黎拜访李石曾，李曾亲口对他说他是孙中山在巴黎的代表，是巴黎的头面人物，与张静江开豆腐公司只是革命的幌子，并没有真正卖过豆腐。

而张楠是国民党人，万花楼又是华人名流聚集的中心，自然成为国民党的政治平台。孰知未几却成了共产党的政治平台。

《青年梁宗岱》说，一九二七年，张楠把生意转售给了湖南人姜浚寰，一位一战华工，后来经营小工厂赚了钱。但何以转让，却未及之。倒是《東省经济月刊》有一篇文章约略提及：“南自入狱，弟（张）才闻耗，从伦敦赶至，往探，狱吏不许入。闻南犯两重刑事罪，在检查期中，不得与人接见。才顿足大哭而罢。”（《万花楼》，《东省经济月刊》1929年第5卷第3期）原来是触犯了刑律，无可挽救，自身难保，遑顾酒店！

姜氏的管理人员中，有一位管账的周竹安，乃是中共驻法国负责人之一，一九三九年返国后，还继续从事地下工作。一九四九年进入外交部，一九五四年被委任为驻保加利亚大使，万花酒楼在他离开的一九三九年结业。

抗战胜利后，著名编辑家王敏先生在编辑《行知诗歌集》时，发现陶行知一首写于一九三六年的《巴黎万花楼中法友人共庆双十节》长篇歌行，其中的友人之一周竹安，此际正与其同任诗集的编辑工作。一九三六年七月，陶行知受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陶是执委和常委）派遣，以国民外交使节身份出访欧、美、亚、非二十八个国家，宣传抗日救国，介绍中国大众教育运动。途经巴黎，与周竹安相识；周竹安对王敏说：“当时我在巴黎万花楼管账，在那儿结识了陶行知。”但没有进一步介绍。直到一九五四年，王敏调任北京三联书店，周竹安即将出使保加利亚，始尽道原委。周说当年在巴黎从事地下工作（中共巴黎支部负责人之一），因与万花楼经理姜浚寰有同乡之谊，获聘为酒楼管账。他的上司、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吴克坚也于一九三六年来到巴黎，身份为巴黎《救国时报》总经理。因此，万花楼便成了革命活动的据点，并为巴黎的国民党特务所侧目。陶行知一到巴黎即与吴克坚、周竹安等人取得联系，此后便频频出入万花楼，共同倡议并联络在巴黎的陈铭枢、王礼锡等各界名流，组建了“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并于九月二十日举行了盛况空前的成立大会，陶在会上还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之再度说明》的演说，还即席创作了《中华民族大团结》诗歌，慷慨激昂。（王敏《陶行知与巴黎万花楼》，《世纪》杂志2007年第2期）万花楼文人轶事里的政治气息，殊堪玩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