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研究没有捷径可走,只能从阅读经注笺疏起步

论经学的性质、学科地位与学术特点

|

彭 林(清华大学教授)

经典是民族文化的最高层次,是民族精神的理论形态。人们提到佛教,首先会想到佛经;提到天主教,首先会想到《圣经》;提到伊斯兰教,首先会想到《古兰经》;而提到中国文化,则首先会想到孔子和儒家经典。以儒家经典为研究对象的经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中华文化的各个分支无不浸润其中,故影响最为深远。经学研究不能洞明,则中国学术文化难有真正的飞跃。近代以来,经学研究沉沦不起,研究者寥寥,如何拯溺拔滞,重振经学研究,将是本世纪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重大课题之一。

一、“六经”的性质

孔子为我国创立私学之第一人。孔子有强烈的经世意识,希冀改造社会风气、引领民众走向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他删定《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经”,作为教授弟子的教材,皆有深意存焉,而不是普通的知识读本。孔子自述“六经”之教说:

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

可见“六经”之旨,乃是培养温柔敦厚、疏通知远、广博易良、絜静精微、恭俭庄敬、属辞比事等素养的君子和治国安邦、淑世救民的栋梁之才。孔子的教育理念,似已在当时社会广为传播,成为人们熟知的共识,如与孔子相隔数百年的荀子,在论及“六经”时说:

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道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

可见,在荀子看来,《诗》《书》《礼》《乐》所载乃是百王之道,虽各有侧重,但共同构成了有机的整体。与儒家颇显对立的老庄学派,也不认为“六经”是一般的知识读物,《庄子·天下》纵论天下学术及上古道术,说法有与荀子相若之处:

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

可见,尽管庄子认为《诗》《书》《礼》《乐》所载不过是“方术”,而不是“道术”的整体,但它至少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儒家经典表述的是“道术”的一部分。

对于《庄子·天下》这段引文中的“《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六句,马叙伦、徐复观、张恒寿等均认为是后人窜入的古注,当删。其主要理由是,上文仅说及《诗》《书》《礼》《乐》,下文却又多出《易》《春秋》二经,前后失照。此外,有此六句,则前后文体不类,若删除之,则文字结构更显整齐。此类论证,可备一说,但不敢以为必。上古作文,未必有严格的文法,学者不必以后世的规矩匡正古人篇章。本文上引《荀子·儒效》文字,即有前称《诗》《书》《礼》《乐》,而下文多出《春秋》一经的现象,足见《天下》的“前后失照”并非孤例。此外,司马迁说到“六经”的作用,与《天下》也相类似:

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

可见关于“六经”价值的说法,各派多有之。司马迁所说,当有历史承传为本,故笔者主张不必遽然将《天下》中的“《诗》以道志”等六句删去。

《诗》《书》《礼》《乐》《易》《春秋》虽然取自上古或者周代的文献,并非孔子手作,但它绝不是一堆与孔子的理念以及东周的时代精神毫不相关的“史料”。孔子之所以恪守“述而不作”的原则,是认为治国之道就隐含在既往的史事与古圣贤的论述之中,只是后人浑然不知而已。因此,孔子对前代素材做了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处理,对其中的理念进行提炼和升华,这无疑是一种再创造的工作。诚如皮鹿门先生所说:

古《诗》三千篇,《书》三千二百四十篇,虽卷帙繁多,而未经删定,未必篇篇有义可为法戒……《易》自孔子作卦爻辞、《彖》、《象》、《文言》,阐发羲、文之旨,而后《易》不仅为占筮之用。《春秋》自孔子加笔削褒贬,为后王立法,而后《春秋》不仅为记事之书。

如果抹杀了这一点,孔子就成了一位纯粹的教书匠,他的历史地位就无从谈起,儒学的社会价值也就会托诸虚空。皮鹿门先生评说“六经”与孔子的关系云:

读孔子所作之经,当知孔子作“六经”之旨。孔子有帝王之德而无帝王之位,晚年知道不行,退而删定“六经”,以教万世。其微言大义实可为万世之准则。后之为人君者,必遵孔子之教,乃足以治一国:所谓“循之则治,违之则乱”。后之为士大夫者,亦必遵孔子之教,乃足以治一身;所谓“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此万世之公言,非一人之私论也。孔子之教何在?即在孔子所作“六经”之内,故孔子为万世师表,“六经”即万世教科书。

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宗教文化,没有彼岸世界,也没有教主,因此,需要有一种高屋建瓴的人文精神来统领社会的一切。周公制礼作乐,树立了德治的理念,影响了其后的数百年的历史。至孔子出,以“仁治”赓续周公之“德治”,创立儒家学说,从而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成为“万世公言”。经过诸子百家的彼此争鸣、辩难与渗透,加之社会各界目睹迷信法治的秦朝的暴亡,儒家思想最终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而“六经”也成为“万世教科书”。尽管历史上不乏从儒家经典中讨功名的士人,但是,历代硕学鸿儒研究儒家经典的目的则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探究“圣人制作之本义”,即治世之道。

宋儒疑古惑经,王阳明试图泯灭经史的区别。到章学诚,直接打出“六经皆史”的旗号,企图犁经为史,将“六经”降到普通史料的层次。“史料”是一个内涵非常广阔的名词,凡是历史上遗留下来、可以用于史学研究的材料都可以当之,包括一砖一瓦、一墓一坑,传世文献、出土器物则更无论矣。“六经”作为在上古时代形成的典籍,是研究先秦史的重要依据,岂能没有史料的价值?但是,有史料价值并不等于就是史学著作,就像《金刚经》《圣经》《古兰经》都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但谁也不会把它们当作寻常的史料。这不是经典的灵魂之所在。

“六经皆史”,原本不过是章学诚的一种学术见解,其含义也并不十分清楚,但在其后出现的反对封建文化、推翻封建文化偶像的大潮之中,章氏说法中的某些意思被不断放大,并且被升抬成为革命性的见解。胡适首倡“六经皆史”,即六经皆史料之说。侯外庐高度评价章学诚说:“他的'六经皆史’论,不但是清初反理学的发展,而且更有其进步的意义。他大胆地把中国封建社会所崇拜的六经教条,从神圣的宝座拉下来,依据历史观点,作为古代的典章制度的源流演进来处理,并把它们规定为'时会使然’的趋向。”仓修良认为,“六经皆史”的“史”,具有“史料”之史的含义。乔治忠称赞章学诚说:“打破尊经抑史的传统观念,将六经从神圣的宝座上拉了下来,作为历史记录看待。”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孔子被诬为“复辟狂”、“奴隶制的总代言人”。在这一大背景之下,“撕去'六经’伪装,还其本来面目”之类意识形态色彩极浓的口号盛行,并且左右着学术研究。为此,“六经”被重新定义:《诗》是周代的诗歌集,《书》是历代文献的汇编,《春秋》是鲁国的史书云云,成了中学历史教材名词解释的标准答案,人们对于民族经典的认识顿时变得肤浅起来,中国学术由此变成了没有系统、散漫无稽的文化。

适成悖论的是,人们一方面极力贬低孔子及其“六经”在历史上的作用,说对他的崇拜是后世的统治阶级累加起来的,另一方面又把中国文化称作“孔家店”。若如前说,则孔子对后世的中国文化可以不负责任;若如后说,则等于承认孔子对中国文化有巨大影响。两者如何调和?

经学兼综文史哲,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术,关注的是社会现实,是经世的学术,这是经学的灵魂。近代有些学者刻意抽去这一本质,不仅颠覆了经学的价值,而且在特定的思潮之下,肢解了经学,扫除了经学应有的学科地位。

二、经学的学科位置

大凡一国之学术,必有一国之体系与特色。这是一国之学术区别于别国之学术的根本之所在。中国学术文化有数千年的历史,积淀尤其深厚,特色至为鲜明。中国学术文化的分类体系,肇端于刘歆的《七略》。刘氏以《辑略》为总说,而以《六艺略》居其余六略之首,《汉书·艺文志》沿袭其说。三国·魏·荀勗作《新簿》,将文献分为甲乙丙丁四部,甲部为六艺、小学。唐代国家藏书仍以甲乙丙丁为序,分列经史子集四部,自此到清,再无变化。经部文献是中国学术的源头,始终处于领军的地位,其价值绝非其他文献可以比肩。

东西方文化是不同的文化。西方的学科体系,不是为了东方文化而设计的,而是西方文化的产物。我国学者在学习和引进西方大学学科体系的同时,理应经过必要的消化,充分兼顾本国固有学术的特点,使之有机结合,并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发展。自然科学侧重于物质,同一性大于多样性,各国尚可通用。人文科学不然,侧重于精神与文化,各国多显个性,多样性大于同一性。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文明的基本特点。迄今为止,世界上没有一种文化是完美无瑕的,而文化的多样性有利于不同文化的互补。如果用一种学术规格统一世界学术,必然会扼杀区域文化的个性,导致人类文明走向枯竭。

遗憾的是,西学东渐的过程,正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由于我们在政治上不能独立自主,因而在文化上也连带失去了自信,把现代化等同于西化,唯西方科学的马首是瞻,令举国的教育体系全盘西化,彻底转向西方的大学制度。在引进西方自然科学的学科体系的同时,在人文科学这一最具民族特色的领域也全盘西化,将我们传统的学术削足适履地分割为文学、史学、哲学等学科,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

在我国传统的四部分类法中,“哲学”、“文学”都不是独立的学科。“哲学”是西方学术的概念,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是人类对于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根本观点的体系。讨论宇宙本原的著作在古代中国并不多见,所以在古代中国并未单独成军。“文学”一词,最初见于《论语·先进》,孔门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子游、子夏为文学之选。孔门所谓的“文学”,邢昺《论语疏》说是“文章博学”,与近人所说的文学名同而实异。读《礼记》可知,当时的贵族与庶人,凡在礼制上有疑难不明者,多请教子游;而子夏为《诗》《书》发明章句、作《丧服传》、与魏文侯论乐。两人都以发明经旨为长。古代的诗文都在文集之中,而文集却不限于诗文。这表明了古代学者对传统学术的性质的认识。

采用文史哲三分法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之一,是经学不仅失去了领军的地位,而且被逐出了大学的学科体系,无所归属。

目前,内陆的图书分类法将经学著作归在哲学类中,可谓莫名其妙。经学以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校勘、笺注、义疏等为基本特色,与以思辨为主要特色的哲学著作大相径庭。“十三经”中的《周易》《公羊》《穀梁》虽涉及哲学问题,但并不等于就是哲学著作;而《书》《诗》《仪礼》《周礼》《左传》《尔雅》与哲学几乎无关,《礼记》《论语》《孟子》《孝经》也绝对不是哲学著作。惟其如此,尽管我们把经学归在哲学类中,而哲学系中很少有人专攻经学。

港澳台与南洋地区的大学都没有经学系,为了解决经学的归属问题,而将经学课程放在中文系。由于所开设经学类课程的体系与风格都比较严正,大致保留了自古相沿的经学传统。内陆的中文系则不然。内陆的“中文系”乃是“中国语言文学系”或者“汉语言文学系”之谓,重心在语言学和文学,所以几乎不见有经学类的课程。在“中国古代文学”的课程名目之下,或者有《诗经》《左传》的选段,那也是作为文学作品来处理的,与经学无关。

经学与史学原本就是两途。因此,经学在历史系理所当然地没有地位。时下的历史系,以制度史研究为主,或者再加上经济史、社会史之类的专史。

正是由于经学在人文学科中失去了起码的位置,其处境相当之窘迫。由于本科教学几乎没有经学类的课程,故各校也绝少有招收经学专业的研究生者。经学研究难以形成气候,遑论发展。当前大陆地区的高校和科研机构虽有少数经学研究者,但他们大多是出于个人的学术兴趣,或者是有某种学术“担当”的意识而自发投入其中,绝非学科体系的产物。

经学是中国学术的源头和核心,体现的是道德和仁义的教化,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礼记》的“苛政猛于虎”,《论语》的“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孟子》的“吾善养吾浩然之气”等,表达的都是政治理念。尽管它们有高超的文学色彩和史学价值,但从学术属性上来说,它们不是文史作品。就像《圣经》具有文学性和史料价值,而西方人绝不会将它归到中文系或者历史系去一样。

而在时下的大学中,经学已被肢解。《诗经》进入了中文系,《左传》进入了文史两系,《周易》进入了哲学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比较浅近,但也只是摘取若干语录,作为古汉语知识在中学课本中少量出现而已。到了大学阶段,即使是文科院系,也很少有系统讲授“四书”的。《尚书》《礼记》《公羊传》《穀梁传》之类的经典,由于无法按照西方的学术体系归位,游移飘忽,绝少有人问津。即使有人涉及,也完全是由于个人的原因。总而言之,经学的体系已经不复存在了。这一历史性的错误,是导致经学偏枯百年的主要原因之一。

西方文化以宗教性作为主要特色,在西方的学科体系中,神学处于领军地位,因此大多数大学都设有神学院。中国经学在历史上起过的作用之重要,没有人可以否认,但在如今的大学里却没有其学科位置,令人大惑不解。这种抹杀了经学地位的学科格局,既不能帮助中外学者正确地把握中国学术文化的既往历史,也不能给今后的中国学术文化以自然延续和发展的空间。时至今日,我们应当重新检视百年以来盲目追随西方大学文科体系的迷误,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消极后果,给经学以应有的学科地位和必要的尊重。笔者建议,为了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负责,应该考虑在有条件的重点大学中设立经学系或者经学学院,以振兴经学研究,培养经学后进。

三、经学研究的特点

经学的研究对象是经典,离开了经典文本的研读,经学研究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经学研究的核心是诠释经典本义,而研究者如果没有必要的知识准备,很难一蹴而就。为此,作为基础,首先必须了解经典的流传耑绪、今文古文、师法家法、成书年代等,否则无从措手。如此之后,经学研究依然不是率尔操觚者可为,需要有一定的心理准备,方能从事。自古以来,学者每每用“繁难”二字来表述治经的不易,可谓心得之论。

所谓“繁”,是说资料的浩繁和富赡。自古以来,解经的基本方法是汇集资料。为了解读经典中的某字某词或者某一制度,要对相关材料作大海捞针式的搜集,然后再作分析、比较和裁决。如果现有资料不敷使用,或者古制茫昧,难以考索,则还要引用后世的制度文物来推测。因此,往往几十字的经文会用几千字甚至上万字来注解。这种注解方法,过去常常被指责为烦琐,这实在是皮相之论。经典文字的解读,之所以会出现歧异纷繁的现象,是文字有本义、引申义,义项众多。究竟哪一义项才是经典的本义,需要有与之同时代的资料作为印证,同类的资料越多,则立论越坚实。这是诠释经典的必不可少的环节。

古来每一朝代的解经学者,都在埋头做这一类工作,从而为我们累积了相当浩繁的资料。它们不仅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经典的本义,而且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历代史料。有许多后世已经失传的资料,正是由于前代解经学者的引用而得以保存。例如,郑玄注《三礼》,引用了大量的汉代方言资料和文献资料,以及汉代的文物制度,它们大多不见于今天传世的文献,因而弥足珍贵。又如清人孙诒让撰《周礼正义》,搜集前人与清人之说尤为详到,为后人研究《周礼》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因此,我们判断某一经学著作的价值大小的重要指标之一,就是它搜集的资料是否繁富。

所谓“难”,是说经典古奥难读。儒家经典是用上古的语汇撰写的,文字多用本义,好用假借,不懂“小学”(文字、音韵、训诂),连书都读不懂,遑论其他。在传统的四部分类体系中,“小学”类著作附属于经部,道理就在于此。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谈到治学门径时,直截了当地说:“由小学而经学,其经学可信。”可谓的当之论。

再者,经典还广泛涉及古代的各种制度,内容相当广泛,仅仅是宫室、服饰、车马、旗帜、符信、玉器、音乐、饮食、器皿、玉器等的形制、度数,就足以令人目眩,不下苦功,无法得其真谛。此外,由于经典被不断翻刻,文本开始出现歧异。有些经典的文本问题相当之大,例如《仪礼》一书,从宋代以后很少有人研习,到了清初,流传的明北监本除了错字特多之外,居然有成段文字脱漏的现象而学人浑然不知者,因而《仪礼》文本的校勘,成为清代礼经学家的首务。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又必须有版本学、校勘学、目录学等学科的知识基础。

研治经学的条件,撇开学识、才能等因素不谈,仅仅是前面提及的小学、版本、校勘等学科知识的积累,就不是一年半载可以完成的。古人说“皓首穷经”,今人每每引为笑谈、视为迂腐,不知这是大实话。要在经学上有所成就,必须付出毕生的精力!清人胡培翚撰《仪礼正义》,覃精研思,积四十余年之力。而胡培翚之学,乃是承传其祖胡匡衷、从父胡秉虔。《仪礼正义》未及完成,而胡培翚亡,经族侄胡肇昕等续补,方才完竣。可知《仪礼正义》实际上是胡氏四代人努力的结果。孙诒让的《周礼正义》,也用了将近三十年的工夫,屡易其稿。

笔者作此议论,乃是肺腑之言,非为耸人听闻。笔者属意于经学多年,深知此道之艰辛。近百年来,经学荒芜,可供继承的成果无多,迫切需要有志于经学研究的青年才俊的加盟。由于受到各种复杂的因素的影响,当今的学风浮躁,急功近利,文化快餐风靡于市。学者往往菲薄基础性的工作,认为文字考订没有思想,是低层次的工作,不屑一顾,因而满足于寻章摘句式的“阐发大义”,结果是连常识都没有。

经学研究之道没有终南捷径可走,注定成不了快餐,只能从阅读经注笺疏起步,从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开始,要走的路实在漫长,需要的是百折不回的毅力和超常的勇气。正如清人傅山所言:“为学须一副坚贞雄迈心力,始克纵横。”乾嘉学术的泰斗阮元在《十三经注疏总叙》中说:“空疏之士,高明之徒,读注疏不终卷而思卧者,是不能潜心研索,终身不知有圣贤诸儒经传之学矣。”我们应该戒绝做学无根底的“空疏之士”和“高明之徒”,惟一可取的态度是勤勉读书,老实做人。《中庸》云:“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愿以此言与青年朋友共勉。

来源:河南社会科学

(0)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