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伯特·赫希曼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知识分子之一。他的著作改变了我们对经济发展、社会制度、人类行为的认识，也改变了我们对身份认同、忠诚、义务的性质和意义的理解。
——阿玛蒂亚·森
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Otto Hirschman)，犹太思想家，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赫希曼的成就是令人惊异的，他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所发出的学术声音响彻了世界，直至今日也影响深远。《退出、呼吁与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衰退的回应》一书出版于1970年，它走过了四十多个春秋，但引用率仍居高不下，赫希曼的理论框架具有广泛适用性和解释力，繁衍了一个个崭新的研究，也正是这样一种力量使得这本著作在经历了这么多年后依然有着数量可观的读者和崇拜者。赫希曼有趣、常人意料之外的想法既在挑战我们原有的思维方式，也在重新厘定我们该有的思考框架，真正的理论思想家的魅力正在于此。人类社会发展的特征在于，它除了拥有基本生存资料外，还拥有一定的生产剩余。这个生产剩余意味着，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具有承接大量社会绩效衰减的能力。此时，“松弛”必然会出现，即效率不断衰退。这一观点是赫希曼整本书的逻辑起点，正是在这一必然事件的基础上赫希曼的探讨得以可能。这一前提赫希曼在后续的讨论中多次提及，旨在提醒大家退出、呼吁与忠诚的话题都必须建立在此基础上，否则就丧失了探讨的意义。赫希曼大致论述了人们在面临绩效衰减时如何行动，组织如何回应以及更好的制度设计。在赫希曼看来，“退出”是属于经济领域的，而“呼吁”则属于政治领域。政治家们通常是把注意力局限在怎样才能“化干戈为玉帛”，化呼吁为沉默；而经济学家则认为，愤懑的消费者要么是默不作声，一如既往地保持对企业的忠诚，要么是即刻作别，投向其他企业的“怀抱”。这也是惯常的行为，但赫希曼认为，经济学忽视政治学或社会学的概念所带来的后果是不能认清现实，因此，与孔德和贝克尔式的学科帝国主义相反，赫希曼将两种分析工具结合起来，力图走出狭隘的学科分工，促进学科对话。在市场结构中，存在竞争与垄断两种主要特征（竞争还包括完全竞争、垄断竞争；垄断包括寡头垄断和完全垄断，在这里只考虑较为极端的情况），赫希曼首先探讨在这两种不同的情况下消费者会如何选择。显然，当存在多个生产者时，消费者可以因为选择的某一生产者的产品质量出现问题而转向另一生产者，这是退出的表现；而当某一产品只有一个生产者时，消费者就没有退出的可能，则会选择忍受或呼吁。产品的不同市场结构将导致消费者截然相反的举措，当然，这是一种理想状态，在实际的市场结构中，竞争与垄断并存，这为赫希曼探讨退出与呼吁的交互作用提供了可能。竞争性的市场或政治制度都带给消费者或民众更多选择，但给管理者或执政者更多压力，这些压力能不能转变成革新或改革的动力将决定这一组织的发展。在探讨呼吁机制时，退出机会的有无首先影响着呼吁的强弱，即“呼吁是退出的余韵”，当不存在退出机会时，呼吁的声音便不断高涨。问题来了，什么样的条件下人们会优先选用呼吁手段而非退出手段呢？E·伯恩费尔德在《政治的影响》中指出：有关利益团体是否使足力气把争讼摆到决策者的面前，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结局对它有多少好处，二是它能影响决策的概率。二者的乘积与提起争讼与否成正比。这与赫希曼关于前面提到的问题的回答有些类似。如下图所示：当出现产品替代品时，消费者忠于之前选择的产品是采取呼吁手段的前提，大部分情况下B和A并不能完全替代，人们基于这两个因素来选择是否呼吁：一是是否愿意选择呼吁碰碰运气；二是呼吁后产品A获得改进的概率。与E·伯恩费尔德相比，赫希曼的特别之处是不仅考虑到收益还考虑到了呼吁的成本，既包括机会成本，也包括直接成本（时间和货币）。呼吁最可能发挥作用的市场条件是，买主甚少或买主不多却在销售额中占有较高的比重。原因有三点：一是买主少易于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二是得失成败，与每一个买主都利害攸关；三是即使买主们单独采取行动也具有较大的威力。将这一观点与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联系起来就更易理解了。耐用消费品也是激发呼吁的一个市场。退出与呼吁之间的关系是微妙的，在后续的“矛盾”分析中还将有所体现。之前固有的政治与经济的两个概念的对立观得以消除，联系是千丝万缕的。忠诚是退出与呼吁抉择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性概念。“忠诚”看似是一个不理性的概念，即消费者出于这样一种“情感”而不抛弃质量下降的产品，但在赫希曼看来这恰恰体现了消费者的理性，他们有着更为长远的打算，同时为企业或组织恢复绩效提供了一个缓冲空间。在具体阐述忠诚的发挥机制时，赫希曼列举的条件、影响过程和制度设计颇为复杂。就简单而言，即消费者面对组织或企业绩效衰减时由于对其的忠诚度而延缓退出甚至不退出，转向呼吁，来促使组织或企业恢复绩效。就实际而言，忠诚发挥的作用机制并没有那么简单。首先，忠诚的存在是有条件的；其次，要想让忠诚能真正发挥作用，这对组织本身也是有要求的——入会标准和退出成本较高。忠诚的奇妙作用在于使退出这一行为变成了“可耻的行为”，这种内化的准则更能指引人们的行为。赫希曼还谈到了一个有趣的概念——局部退出（partial exit），公用物品和公害物品的区分是这个概念得以作用的地方，即即使退出了某个消费行为，但是作为一个公共性物品（如公立学校、外交政策等），它仍然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是一种“内部呼吁和外部呼吁相结合的机制”，这是更大范围的忠诚难题。一个可以被挑战的理论是很有吸引力的，一个能被多个学科所吸纳的理论也是颇鼓舞人心的。不管赫希曼的退出-呼吁-忠诚理论受到了如何的批评和褒奖，我们依然要感谢这样跨学科、发人深省的研究的出现，至少在观念的革新上它是值得被牢记的。如果将“衰退”二字换成“困境”，这一理论的适用范围就更大了，前提是处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空间中，如家庭、组织、国家等，且理论的三个维度可以阐释。社会生活中的困境颇多，比如女性遭受家暴困境问题。在家暴的问题上，女性退出的成本较之男性而言更大，一些传统的观念比如“男人是天”等推延甚至阻断了退出，当退出无可能后呼吁也同样面对巨大阻碍，比如言说的困难、对村内或社区调解人员的失望，当前一些非政府组织或公益组织的角色就很有存在的必要，他们更为关注家暴受害女性的权益、强调赋权，能够提供更多的可能性，这种呼吁渠道的增多也是能够维持女性继续忠诚的动力。随着时代的变迁，女性的地位逐渐提高，退出的“大门”越来越多，情况也将发生改变，受家暴女性不再一味忍让，而是选择离婚这一退出机制，尤其是经济独立性强的女性，她们也不借助呼吁，这对于家庭结构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如此要再维持忠诚便出现困难。这里要突出的是观念的改变对于三者的平衡关系来说是影响颇深的，所谓的制度设计仍然很难保证组织的稳定。当然这一理论的主体并不限制于弱者，都会有一个成本利益分析，且考虑环境内诸多因素的影响，每一个选择都受到理性和社会的双重影响的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