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被资源诅咒的村落 | 记录故乡（9）
作者以“资源”为线，描述了近年来自己家乡的变化。自然资源“煤炭”曾为家乡带来短暂的繁荣、稀少的“低保”资源引起了村民之间关系的微妙变化。家乡是美好的，但也存在许多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我们能做的，就是走在路上，努力探寻问题的原因与解决办法。
一个被资源诅咒的村庄
文|肖戈
我的家乡坐落在四川东部的一段山脉中，说不得是人杰地灵，倒也算得青山绿水。整个乡都分布在两条山脉之间的山谷中，长住下来，有一种归隐的感觉。在我小的时候，好多外地人跑到我们这里的煤矿里去干活，也算是繁荣过一段时间。在我所在的村民小组，一位老生产队队长就开过煤矿。上世纪90年代，他家里就买了解放牌汽车，儿子结婚的时候也是“三转一响”的标配。就连他的媳妇儿也是到矿井来干活的工人的女儿，他的一个女儿又嫁给了来这里矿井干活的一个小伙儿。后来他没开矿了，就在马路边经营了一个汽车加水站，给来往运煤、运矿石的大货车服务，而他的儿子就到广州打工去了。
随着时间流逝，煤或者矿石这些不可再生的资源渐渐开采殆尽。老队长家门前的马路越修越好，只是来往的车辆中，大货车越来越少，到深山去观光的小汽车和大客车越来越多。为了保持水土，减少大河的流沙，我家所在的山区开始实施退耕还林。退耕还林以后，他们也没什么庄稼可种，全靠年轻人出去打工挣钱。老队长的儿子40岁的时候患病死了。现在老队长自己也有病，不能劳动，老伴儿又是一个文盲。老队长没有了依靠，“低保”成了他的主要生活来源。他年纪大了，加水站也办不动了，他只希望自己的孙子能早些读完大学，找个好的出路。老队长其实只是一个典型的缩影。
2015年1月22日，家乡下了一场大雪，这在南方是少有的景象。我突然想起村里一个婆婆的心脏不好，念及天气寒冷，于是踩着厚厚的雪走到她家里去探望。那是一座石头砌成的瓦房，屋内很阴暗。身体健朗一些的爷爷在做着饭，那婆婆坐在火炉旁满脸愁容。看到我来了，两人格外热情，那感觉就像这冰雪世界中的炉火。
图：雪中的村庄
我知道这位婆婆在“吃低保”，于是就问起她的近况来。她一脸愁苦地说：“我的低保垮掉了！乡上说有人在诋我，说我有三个儿子，个个都是大老板，都是开银行的……”其实这是她的“低保”第二次被撤销了。她的三个儿子当然不是开银行的，但也不至于碌碌无为。这一次被撤销，我觉得几乎很难再恢复了。村里的人多少是觉得不公平，因为每一家都有自己的难处。就算是老队长的“低保”也不乏反对意见，因为他还有两个女儿，他的孙子也有可能得到了他母亲的照顾。
反对老队长“吃低保”的人也许很多。因为他当队长的时候有些事情没有处理得很好，八成是得罪了一些人。反对的人中，其中一家值得一说。这一家现在只有三个人，五十岁的单身母亲和一个大专毕业工作了几年的儿子，还有一个收养的小女儿。他们家的房子也是石头砌的砖瓦房，结构跟土墙房子差不多。她的丈夫几年前患病死亡，之前有一个大儿子，在建筑工地上摔死了，现在这个是后来养育的。现在这个儿子虽然工作了，可是还没有结婚。一家三口虽然健康，可是总感觉未来的希望很渺茫。
这位母亲跟现在的村民小组长关系不错。村里的人有些在议论一些有关她的事。之前乡上有一个扶贫的项目，就是给各个小组家庭困难的家庭发放雏鸡，促进其改善经济条件。这些雏鸡没有发给别人，偏偏就发给了这位母亲。“她凭什么得？还不就是跟组长关系好。你看她一个寡妇，穿着还不收敛，白花花的大腿露在外面。组长（中年男子）也是，也不知道他三天两头跑到她家去干什么！”一位村里的人跟我闲谈的时候这样说到。我想这些都只是一种“眼红病”，见不得别人得到好处，也觉得不公平。
图：乡里的扶贫大会
上世纪70年代的年轻人，特别是农村的年轻人，大多成了今天的第二代农民工。他们很多不会种田，靠各种非农技艺谋生。如此一来，产生了一个备受关注的农村“空巢”的社会问题。我们村的情况大致也是如此。夏日炎炎的时候，倘若去村里看看，会发现年轻人比那山谷里的蛇还要少见。留在村里的，都是些5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大多手不能挑，肩不能扛，整日在家中或是修修补补，或是闲散度日。加上他们年纪大了，体弱多病，但凡身体有病，首先就想到医病，医病就想到钱，谈钱就想到政府，谈到政府很容易就想到“低保”、“五保”。
村里一对老年夫妇，二人有两个子女，都嫁得不错。近年来二人身体状况不佳，稀里糊涂地也吃上了低保。扣上“低保户”的帽子以后，村上要求每个“低保户”要负责自己村子周边的环境卫生。我亲眼见到50来岁的小组长厉声呵斥着这些60多岁，甚至接近70岁的老人去捡垃圾。这对夫妇派出女方作为代表来捡垃圾。她嘟嘟囔囔地，向另一家“低保户”吵闹着要同时开始才去捡。那一年过年，小组长喝了点小酒还气势汹汹地埋怨说这些低保户不服从安排。我笑而不语，看着这些上世纪遗留下来的老革命作风心中甚是凄凉，心中响起一句话 “别拿小组长不当干部”。
今年回来，听闻这对夫妇的“低保”也被撤销，心中隐约还冒出一种宽慰之感，似有公平正义降临人间的感觉。因为他们的两个女儿确实嫁得不错。那婆婆正色道：“不吃‘低保’还好些！免得天天喊我捡垃圾。明明这些事情就是他（小组长）自己的事情（他是本小组公路路段卫生负责人，每月有一定工资补助），偏偏喊我们来捡。”当时我心大喜，他们似乎终于明白那每月一两百块钱的“低保”带来的后果是多么差了。
临回学校前一两天，我再访心脏不好的婆婆。她告诉我，上文中的夫妇又有机会吃“低保”了，因为他们与本小组另一个“关系保”冰释前嫌了，“关系保”那家男主人承诺为他们的“低保”找路子。顿时心中又是一阵凄凉——他们还是这么执着于“低保”！归根结底，我想我有这个勇气说，他们大多数人都想扣上“贫困户”的帽子。
也许印证了一句话，“国家的又不是私人的，我得到了又不影响你（他的初级群体成员们）”。难道说，真的有一顶名叫贫困的无形帽子挂在了我家乡每一户人的脑袋上？穷困确实带来了生活的焦虑，他们甚至会在争先恐后地争着几袋米的同时，还告诉对方“我们还是好朋友”。当我问到心脏不好的婆婆，她跟谁的关系好一些的时候，她苦大仇深似地告诉我：“都是表面的，看起来很合得来，实际上背地里整人。”一位长期在外面居住的寡妇，有一次回来跟我谈起我们小组的人际关系，他引用了此前村里一个年轻人的看法：在这个队里，不知道谁是人，谁是鬼。
上面说的“关系保”是一个曾经当过义务兵的人，如今儿孙满堂，想来是个小康人家。可是我后来才知道，他居然也在“吃低保”！七十来岁，身体硬朗，成天四处活动，闲时与村里一干人关起门来打麻将。他与他老伴儿各有一个户口，利用户口的条件，想必又是托了关系，自己一个人享受“低保”待遇。这些懂“关系”的人，一般人也是欺负不起的。黑的也能被他们说成白的。
村里有两次较大的伤人事件值得一写。一次是有血亲关系的两家，因为土地边界争吵起来，后来扭打导致有人受伤。当时是让下乡法庭来处理的。据当事人讲，打人一方找来了伪证人作证。好在最后的结果还算公平。另一次是两家因为鸡毛蒜皮的事情互相猜疑，加上对对方有不好的刻板印象，最后打架伤人。这一次是警察局派人来协调的。有意思的是，村里大多数人站在了打人的一方，因为很多人平时都对被打一方有不好印象。当警察的人来调查取证的时候，小组里的人都向着打人一方。只有一家，因为那家有一位年事较高的老人，头脑不太清楚，有声有色地还原讲述了现场。结果当然是公平的，可是那位老人从此不被打人一家许可经过自家的院坝，是为“宣示主权”。在这个过程中，有些私下的“论坛”在统一意见，一致护短。这个“论坛”的发起人就以那位“关系保”和小组长为首。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连法都可以在这种亚文化氛围中完全颠覆，这意味着基层的选举民主也会受到地方关系网的压迫。一个个结成一团的成员也许真的是穷了，但是在一些弱者的眼中，他们或许不是正常的人，而是可怕的“鬼”！
多少回，我噙着泪水背井离乡，行走在陌生的路上守护着一个乡村中国梦。梦里青山绿水，梦里安居乐业。当我长大成为一个男子汉的时候，当我操心柴米油盐，却看到这大山的峭壁上满是伤痕。我盘算这大山留下的财宝，才发现它除了山清水秀已别无他物。曾经的矿藏是经济学家口中的咒语，他们说：“那是诅咒，是病”。或许就是这样，这山里就有了贫困。看着这没有希望的土地，我想起臧克家说：“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我走在路上，还在摸索那死而复生的奥义。
（作者系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2014级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雁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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