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博物馆 | 【取法】与【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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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明月

张燕元

李相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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啸风堂

前言

临池学书是书法继承与创新的基石，不同时代的临书作品折射出其时代的书法审美特质，成为传统书法传承链条中的重要一环。

清人临池学书的意义在于，不仅传承传统帖学，更有碑帖之争与碑帖交融，其取法方向也更为多元立体。临帖与临碑，统言之为临书，这是清代书法不同于之前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化特质。

山东省博物馆藏有清人临书作品共计196件（套），其中帖学系139件（套），碑学系57件（套）。虽然这些馆藏作品仅仅是清人临书的一个微小片段，但依然可以从中折射出清人取法的时代风貌。

举办清人临书作品展，对清人书法的取法与变法做一次回眸梳理，既可以帮助我们客观了解清人书法的取法与变法，又可以为当代书法文化的发展提供诸多借鉴。

清初传统帖学延续与碑学滥觞

王朝更替，并未立即影响人们对书法取法和审美趣味的改变。

首先，帖学书法的强大影响力，使得清初书法一直在延续着明代书法的传统惯性。

另外，清代前期的崇董书风，除因皇帝个人的喜爱和提倡外，大批董氏书风的直接或间接传人所形成的民间基础，以及他们所起的推波助澜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清初文字狱大兴，致使学者大都转为考据之学，从而带动了文字学、金石学的发展，催生了碑学书法的萌芽。

傅山、郑簠等书家搜访、临习和研究汉碑，使得隶书书写在清初形成一股新风。王澍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馆藏有临汉《礼器碑》册，汉风宛然，已开一代新风，但馆藏亦多见其临二王、颜真卿等书作。

可见，此时的篆隶复兴还是处于帖学笼罩下的萌芽状态，篆隶书写者的取法重心依然是在帖学一系。

王献之《敬祖帖》

王铎临王献之《敬祖帖》

王献之《玄度帖》

王铎临王献之《玄度帖》

王徽之《得信帖》

王铎临王徽之《得信帖》

王铎，字觉斯，河南孟津人，世称“王孟津”，有“神笔王铎”之誉，明末清初时的著名书法家。

王铎博学好古，工诗文。王铎的书法笔力雄健，长于布白，楷、行、隶、草无不精妙，主要得力于钟繇、王羲之、王献之、颜真卿、米芾等各家，学米芾有乱真之誉，展现出其坚实的“学古”功底——学古且能自出胸臆。

梁巘评其“书得执笔法，学米南宫之苍老劲健，全以力胜”。

姜绍书《无声诗史》称其“行草书宗山阴父子（王羲之、王献之），正书出钟元常，虽模范钟王，亦能自出胸臆”。

其传世作品主要有《拟山园帖》和《琅华馆帖》等。诸体悉备，名重当代，学者宗之。

王羲之《清晏帖》

张若麒临王羲之《清晏帖》

张若麒，字天石，山东胶州人。明崇祯四年进士，入清官至通政使。擅书法。

王羲之《十七帖》

姜如璋节临王羲之《十七帖》

姜如璋，女，字淑斋，号广平内史，嫁山东胶州宋氏。善书，精于行草。

王士祯尝见其纨素扇面，以为笔力矫劲，不类女子。

朱彝尊题其诗卷词有云：“三真六草写朝云，仿佛卫夫人，问何似当年右军。”

亦指其书也。

王羲之《兰亭序》

沈荃临王羲之《兰亭序》

沈荃，华亭人，字贞蕤，号绎堂，书法尤有名声，学董其昌、米芾。

沈荃每侍帝书，下笔即指其弊，兼析其由。深得康熙帝赏识，尝召至内廷论书，“凡御制碑版及殿廷屏障御座箴铭，辄命公书之”（方苞《望溪集外文》），为康熙帝书法代笔人之一。

沈荃书风雍容闲雅，运笔敦厚。然端整有馀，劲健不足。

钟繇《宣示表》

俞森临钟繇《宣示表》

俞森，字汇嘉，号存斋，浙江钱塘人。顺治时由贡生官至湖广布政司参议。书长于小楷。

米芾《梅惇帖》

注：山东省博物馆展览中误将此帖标注为米芾《德忱帖》

査士标临米芾《梅惇帖》

査士标，字二瞻，一号梅壑散人，懒老。安徽休宁人。明末秀才，清初著名画家，书法家和诗人。明末清初新安派“海阳四家”（弘仁、查士标、孙逸、汪之瑞）之一。入清后不应举，工研书画。

书法以行书、草书见长，书出米、董，上追颜真卿，颇得精要。时称米、董再生，名重天下。行笔俊逸豪放、神韵深邃。

绘画以山水见长，取材广泛，并旁及枯木、竹石等。主要有两种艺术风格——一种属于笔墨纵横、粗放豪逸一路；另一种笔墨尖峭，风格枯寂生涩，以仿倪瓒山水为主。

苏轼《书杜工部桤木诗卷帖》

张英仿苏轼行书轴

张英，字敦覆、梦敦，号乐圃，安徽桐城人。史载：“每从帝行，一时制诰，多出其手。”

王献之《鄱阳帖》

伊辟临王献之《鄱阳帖》

伊辟，字卢源，号翕庵，山东新城人。顺治十二年进士，官云南巡抚。喜摹晋人帖。

米芾《弊居帖》（又称《甘露帖》）

何焯临米芾《弊居帖》

何焯，字润千，因早年丧母，改字屺瞻；崇明人，为官后迁居长洲(苏州)。先世曾以“义门”旌，学者称义门先生。工书，喜临摹晋、唐先贤法帖。

东汉《乙瑛碑》（又称《孔和碑》）

郑簠临《孔和碑》

郑簠，字汝器，号谷口。江苏上元(今南京）人。以行医为业，终学不仕，工书。少时便立志习隶习，学汉碑达三十余年，为访河北，山东汉碑，倾尽家资。

他倡学汉碑，对后来汉碑之学的复兴起了重要作用。包世臣《艺舟双辑》将其隶书列为“逸品上”。后人称之为清代隶书第一人。

东汉《礼器碑》

王澍摹《礼器碑》

颜真卿《自书告身帖》

王澍临颜真卿《自书告身帖》

王澍，字若林，也称若林，号虚舟，竹云，江苏金坛人，后居住无锡，是康熙年间的进士，他的楷书学自唐代欧阳询，行书则是文征明，篆书法则是李斯。

王羲之《兰亭序》

王文治集《兰亭序》行书联

王文治，字禹卿，号梦楼。江苏丹徒（今江苏省镇江市）人。乾隆35年（1770）探花，时称“淡墨探花”、“淡墨翰林”，与喜用浓墨的刘墉成鲜明对照，其书名与刘墉齐。

其书法用笔规矩而洒落，结构紧密而内敛，墨色以淡为主，着实是董其昌书法风貌的再现。

王文治忠实地秉承帖意，但无传统帖学的流转圆媚与轻滑。其书用笔转少折多，以折为主，显得果断有致，干净利落。瘦硬的笔画略带圆转之意，既妩媚动人，又俊爽豪逸，风神萧散，笔端毫尖处处流露出才情和清秀的特色。

巴慰祖临隶书册

《济阴太守孟郁修尧庙碑》《楚相孙叔敖碑》

巴慰祖，字隽堂，号予籍。安徽歙县渔梁人。清代书法篆刻家，与程邃、胡唐、汪肇龙为“歙四子”。

尤嗜金石文字，别具只眼，名动一时。篆刻受汪关、林皋影响较大，但自成面目。他浸淫秦汉，曾摹过很多汉印，得古茂之气，也力学六朝唐宋朱文，因此他的篆刻工致秀劲、章法构思精密又富于变化有自己面目。

作书落笔成趣，清隽脱俗，摹古尤合人意。

米芾《苕溪诗帖》

钱沣集米芾《苕溪诗帖》行书联

颜真卿《麻姑仙坛记》

钱沣集颜真卿《麻姑仙坛记》正书联

钱沣，字东注，一字约甫，号南园，云南昆明人。

钱沣所处时代，是满朝上下皆学董其昌书法的时代，而惟有他对鲁公情有独钟。平生仰慕颜真卿为人，书亦法之，得其神而不袭其貌，堪称学颜第一人。大楷临摹《颜氏家庙碑》、《告身墨》、《中兴颂》、《麻姑仙坛记》、《东方画像赞》；行草从颜真卿《争座位稿》、《祭姪文》、《十二意》入手,晚年以颜为本，参以欧、褚笔法，行笔颇为沉着痛快，亦有八面出锋之势，苍劲雄健，耐人寻味。

钱书小楷刚健婀娜；大楷笔力遒劲，力透纸背；行书、草书风神独绝。他学习古人而迈出古人的法度，自成一家。

黄庭坚《教审帖》

曹文埴临黄庭坚《教审帖》

曹文埴，字竹虚，号近薇，安徽歙县人。乾隆二十五年进士，官至户部尚书。工书。

清中期帖学鼎盛与碑学发展

乾、嘉两朝，是清代帖学书法的鼎盛时期。

帖学一系摆脱了延续到康熙末年的崇董书风，扩大了取法的范围。乾隆皇帝推崇的赵孟頫书风，科举制影响下的“馆阁体”书风，是这一时期上层统治者的主流审美。欧阳询、颜真卿的楷书也比较流行。

此外，在对主流书风取法的大势之中，依然有许多文士将关注的视野拓展得更为宽广。

帖学发展的盛极之势伴随着碑学书法的勃兴。

此时，文字狱继续严酷钳制士人的思想，大批文人学者为逃避政治和现实，将精力转向朴学研究，对古代碑刻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

从书家自身来看，“扬州八怪”基本上都出身寒微，经历坎坷，在这些人的书法中，充满了奇崛生拙与破坏。

至嘉庆年间，更出现了邓石如、伊秉绶这样杰出书家，体现了碑学书家的强健创造力。

米芾《弊居帖》（又称《甘露帖》）

窦光鼐临米芾《弊居帖》

窦光鼐，字元调，号东皋，山东诸城人。于书无所不窥，尤擅擘窠大字。

《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

纪昀临《圣教序》

纪昀，字晓岚，谥文达公。清直隶河间府献县（今河北献县）人。

米芾《新恩帖》

王杰临米芾《新恩帖》

王杰，字伟人，号惺园，陕西韩城人。乾隆二十六年状元，官大学士。书法赵孟頫，工小楷。

黄庭坚《致景道十七使君诗》

孔继涑临黄庭坚《致景道十七使君诗》

孔继涑，山东曲阜人。工书。

颜真卿《自书告身》

汪镛临颜真卿《自书告身》

汪镛，字东序，号芝田，山东历城人。

汪恭临董其昌《世说新语》行书

汪恭，字恭寿，号竹坪，安徽休宁人。妙音律，尤工行、楷，得梁同书、王文治两家法。

王文治临董其昌画跋

其书法用笔规矩而洒落，结构紧密而内敛，墨色以淡为主，着实是董其昌书法风貌的再现。

王羲之《十七帖》

铁保临王羲之《十七帖》

铁保行书联

铁保，字冶亭，一字铁卿，号梅庵，满洲正黄旗人。

擅诗，工书画。楷书宗法颜真卿，行草书宗法二王、怀素、孙过庭，时人谓其书与刘墉、翁方纲、成亲王永瑆并驾，为“乾隆四大家”之一。尝刻《惟清斋帖》为士林所重。

明拓褚遂良《帝京篇》

钱泳临褚遂良《帝京篇》

赵孟頫《洛神赋》

钱泳临赵孟頫《洛神赋》

钱泳，字立群，号梅华溪居士，嘉庆间金匮人(今江苏省无锡市)，阮元弟子。工篆、隶，嗜刻帖，一生刻帖数十部,还摹刻了大量的碑碣、墓志等。

作印得三桥（文彭）、亦步（吴迥）风格。有缩临小汉碑，集各种小唐碑石刻行世。

著有《履园丛话》。

米芾《研山铭》

李符清临米芾《研山铭》

李符清，字仲节，号载园，广东合浦人。工书。

东汉《曹全碑》

戴三锡临《曹全碑》

戴三锡，字晋藩，号羡门，顺天大兴人。工书，隶书擅绝一时。

王羲之《十七帖》

祁寯藻临王羲之《十七帖》

祁寯藻，字叔颖，号淳甫，山西寿阳人。其书法由小篆入真行，师承二王，参以山谷，深厚遒健，自成一格。

《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

阎敬铭临《圣教序》

阎敬铭，字丹初，陕西朝邑人。工书法，劲直拗拙，如其为人。

王羲之《兰亭序》

袁保恒集王羲之《兰亭序》行书联

袁保恒，字小午，号筱坞，河南项城人。

《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

梁启超集《圣教序》联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别署中国之新民，广东新会人，光绪已丑年（1889）举人。康有为弟子。

他的书法艺术，初崇唐楷，后攻魏碑及汉代隶书，其取法北碑的书法理念深受康有为影响。

梁启超的书法，属于学者类型，梁启超在北碑上有相当高的造诣，在隶书创作方面也有极高的成就。

冯文蔚正书册

钟绍京《灵飞经》

冯文蔚临钟绍京《灵飞经》

冯文蔚，字联棠，号修庵，浙江湖州人。工书法，宗米芾、董其昌。

清晚期的碑帖兼容

在科举制的影响下，普通文士为获得进身之阶，必须从帖学入手，写一手合乎规范的“馆阁体”，以迎合科举对书写的要求。即使在碑学书法发展的鼎盛期，帖学依然是上层社会的主流审美标准。道光皇帝学习颜书，举世仿效，“颜体几为帝王家学”。至清末，馆阁体又转为崇尚欧、赵两体，帖学系书法在书写文化中依然有着强大统治力。

随着碑学影响的不断扩大，自道光末至光绪前期，碑学系的书写实践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何绍基、赵之谦等人的创作，将最为普及和实用的楷、行书注入了北碑元素，为碑学书法创作开辟了崭新的天地。进入清代末期，碑学的影响进一步加深，学书从碑入手也已成为广大习书者所接受。

孙过庭《书谱》

包世臣临孙过庭《书谱》

包世臣，字慎伯，晚号倦翁、小倦游阁外史，邓石如弟子，安徽泾县人。

工诗文书画，能篆刻，其书法备得古人执笔运锋之奇，一时称为包体。他对自己的书法极其自负。自言“廿六而后学，四十而后知。”、“慎伯中年书从颜、欧入手，转及苏、董，后肆力北魏，晚习二王，遂成绝业。”自以为“右军第一人”。

然而他的书法作品并非如自诩的那样不可一世，他的草书中堂大有肉多筋少之感。

包世臣的书法称不上是第一流的，但他留给后人的书法论著却是第一流的。所著《艺舟双楫》是一部倡导北魏的力作。是清代碑学思想的经典之一。另有《清朝书品》、《安吴四种》等著作。

郭尚先正书册

郭尚先，字元开，号兰石，浙江莆田人。

精鉴别，书似欧阳询，书以骨力胜。间作小楷，深有别趣。临摹诸家，悉可乱真。

王羲之《兰亭序》

张大有临王羲之《圣教序》

张大有，字书登，号慕莘，陕西合阳人。康熙年进士。

孙过庭《书谱》

许乃普临孙过庭《书谱》

许乃普，字季鸿，号颠生，

林则徐行书联

林则徐，字元抚，一字少穆，晚号村老人，福建侯官（今福建福州）人。

其书法功底很深，加之清劲秀博之风，使其书法绝无矫揉造作，柔中含刚，宽博疏朗，一如人品。书法的主要成就是行草，而又以《集王圣教序》为基本路数，属于传统派系。其楷书，从欧、颜入手，但又不拘泥于某家框架，自成一格。

北魏《张猛龙碑》

庄受祺集北魏《张猛龙碑》正书联

庄受祺，字蕙生，江苏常州人。工文章，善书法。

吴廷康临《敦铭》

吴廷康，字元生，安徽桐城人。精金石考据，篆、隶铁笔，直窥汉人。

赵之琛临《谯君碑》

赵之琛，字次闲，号献父、献甫,又号静观、宝月山人。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工四体书，善山水、花卉，长于金石文字之学。

赵之琛是浙派篆刻的代表人物，继“西泠四家”（丁敬、蒋仁、黄易、奚冈）之后，入列“西泠后四家”（陈豫钟、陈鸿寿、赵之琛、钱松），前后四家合称“西泠八家”。

先秦《石鼓文》

吴昌硕集《石鼓文》篆书联

吴昌硕，清末著名书画家，篆刻家。原名俊卿，字昌硕，别号苦铁，浙江安吉人。

少年时他因受其父熏陶，即喜作书，印刻。他的楷书，始学颜鲁公，继学钟元常；隶书学汉石刻；篆学石鼓文，用笔之法初受邓石如，赵之谦等人影响，以后在临写《石鼓》中融汇变通。

沙孟海评：吴先生极力避免“侧媚取势”，“捧心龋齿”的状态，把三种钟鼎陶器文字的体势，杂揉其间，所以比赵之谦高明的多。吴昌硕的行书，得黄庭坚、王铎笔势之欹侧，黄道周之章法，个中又受北碑书风及篆籀用笔之影响，大起大落，遒润峻险。

吴昌硕的作品诗、书、画、印配合得宜，融为一体，对艺术创作主张“出己意”、“贵有我”，因此他的作品具有浓厚的“性格特点”。其艺术风尚对我国近现代画坛影响极大，对日本影响也很大。

杨岘临汉碑册

杨岘，字庸斋、见山，号季仇，晚号藐翁，自署迟鸿残叟，浙江归安（今湖洲）人。

杨岘的书法属于北碑派，曾拜书家臧寿恭为师学习书法，精研隶书，于汉碑无所不窥，名重一时。由于他取法广泛，临习勤奋，因而下笔极其熟练，个人风格也十分明显。

其隶书主要致力于《开通褒斜道》、《石门颂》、《礼器碑》，在字形结构上，他一反前人学汉碑均取其方整严密的习惯，对字形尽量采取上部紧密、下部疏朗的处理方法，尤其是撇、捺及长竖等笔画，左、右伸展，波挑飞扬，将汉碑的雍容端庄通过迅速的运笔和熟练的提按动作，形成一种犀利峭拔、活泼飘动、神采焕发的形象，因而被人称为是用草法写隶书。

作风瘦劲矫健，疏中求紧密，其用笔明快爽畅，用墨多求变化。常用淡墨和宿墨创作，这在当时的碑学书法家中是少见的。

值得一提的是，见山的行书也风格鲜明，点画沉着。体势夺宕，字形或瘦长，或方扁，或紧结，或离散，变化多端而力避平淡，其豪纵不羁与俊逸飞动，一同于隶。

但其晚年书风流于颓唐，缺乏古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