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礼问象 ——驳辛德勇教授《〈张氾请雨铭〉辨伪》
2019年10月14日澎湃新闻发表了《辛德勇：〈张氾请雨铭〉辨伪》一文（下简称辛文），其征引繁复洋洋洒洒，蔚为大观令人侧目，但其中亦存在不少谬误，今试扬搉如下。
一、碑文误识
辛文中所录碑文存在着文字辨识上的错误。其录文如下：
（引自“澎湃新闻” 《辛德勇:〈张氾请雨铭〉辨伪》一文）
其中存在四处文字辨识上的错误。可以说辛文没有很好的辨读碑文，然若字尚不辨，又焉可深论。
1、“敬供充牲” ，应作“敬贡充牲”，“贡”误识为“供”。
2、“众草咸茂”，应作“庶卉咸茂”，“庶卉”误识为“众草”。
3、“晏臻兹坐”，应作“娄臻兹坐”，“娄”误识为“晏”。而“晏”绝无于“女”字上再书一横者，虽然此字磨泐漫漶，但仍可看出与熹平石经之“娄”字极其一致。
熹平石经“娄”字
本碑“娄”字
4、“余来良艰”，应作“余来良难”，“难”误识为
“艰”。
二、辛文“乃骘田岳”的问题
“像'乃骘田岳’这句话，'骘田岳’讲的到底是啥意思？'田岳’指的又到底是什么？因为这铭文本来就是略读过一点儿古文的人肆意编造的东西，语句多滞碍不通，却又便于强自解说”
案：“骘田岳”的“骘”即“陟”，《尔雅释诂》云“骘，陞也”，郭注引方言云“鲁卫之间曰骘”。《六书统》释“骘”云“乘马登山也。”此处“田岳”的“岳”就是“山”，如东汉张衡的《思玄赋》云“二女感于崇岳兮”。［一］“田岳”的“田”即“田祖”，“田祖”也即“先农”，“骘田岳”就是登山祭祀田祖的意思。
三、辛文“铭文的纪年方式”
“所谓《张氾请雨铭》开篇的纪年——'惟永初七年十二
月有闰六日戊戌’，有年有月有日，不仅念起来节奏整齐，抑扬顿挫，很有腔调——惟永初元年·十二月有闰·六日戊戌，检核一下东汉的历表，还合得很”
案：“惟永初元年·十二月有闰·六日戊戌”这种读法有误，句读应为“惟永初七年，十二月有闰六日，戊戌”。
辛文“元年”应为“七年”，或为笔误所致。此处的“有”通“又”，如《尚书》“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其用法与铭文中常见的“某又某（日、月）”同，如《甲骨文合集》合37712、《鄭大內史叔上匜》等。“十二月有闰六日”即闰月开始的第六日，所以不能点开，点开就真是
合37712
鄭大內史叔上匜
“十二月有闰”了，如果理解为“有无”之“有”，那么应该跟在年岁之后，如《史记索引》云“岁有十二月，有闰则云十三也”。［二］因此 “十二月有闰六日”即“闰十二月的第六日”，也即“闰月的第六日”的意思。
再案：查阅《资治通鉴·汉纪四十一》“（永初二年）秋，七月，太白入北斗。闰月，广川王常保薨，无子，国除”，［三］这是永初二年有闰的记载。《资治通鉴·汉纪四十一》“（永初五年）夏，闰四月，丁酉，赦凉州、河西四郡”，［四］这是永初五年有闰的记载。据辛文所言，永初六年闰月、七年闰十二月，不免出现“六年四闰”的情况。东汉使用四分历，为“十九年七闰”。一般是两到三年一闰，连续三年置闰在四分历上是不可能出现的，且就东汉一朝实际而言，断无若辛文所示连续两年皆闰之事。又见洛阳刘灿辉先生云，辛德勇教授引用《中国古代磗刻铭文集》时，把刑徒砖的“元初六年”误识为“永初六年”。［五］那么七年有闰、二年有闰和五年有闰就构成六年三闰，符合汉代历法用闰的原则。
四、辛文“张氾其人的自称”
“铭文中'时与主簿巍，亲省余官属，攀兀登峻，壹慨再
息，晏臻兹坐，劬劳备极。余来良艰，君亦歉渴’云云，按照世人的一般看法，这显然是在以第一人称叙事；也就是说，这篇铭文，是由奉诏主持这次请雨活动的吴房县长张氾自己撰写的，至少是以他的身份和名义写下的。所以，铭文一开头讲到的'吴房长平阴张氾字春孙’，就应该是张氾的自我称谓，也就是所谓'自称’。但是，东汉人会这样来称述自己吗？这里的问题，一是张氾自称其'字’，二是'名’与'字’同时并称。”
案：由碑文 “钦记鄙辞” 及“亲省余官属”可知此文并非吴房长所撰，尤其是“亲省余官属”一句可为证明，《说文》云“省，视也” ，《尔雅》云“省，察也”， 若为张氾所撰，则“时与主簿巍，亲省余官属”，就是“率领部属亲自去察视自己的官属”？这不仅就让人难以理解了。而且“省”在实际运用中多含尊敬之意，既可以是下对上的“问候”，如《礼记·曲礼》云“昏定而晨省”；也可以是上对下的巡视，如《易经·观卦》“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因此撰文者必然另有其人，而从“（张氾）时与主簿巍，亲省余官属”可知吴房长的治所或不在此处。参之《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国历史地图集》等书可知吴房长的治所确不在此处。
再案：“鄙辞”者，撰文者所言也，“钦记”者，撰文者所为也，顾炎武《金石文字记》“秦碑记”条云“喟然而叹其鄙辞曰”。［六］关于求雨之文，《春秋繁露义证》“求雨”条云“择巫之洁清辩利者以为祝”，［七］注云“《群经音辨》：'祝，祭主，赞辞者也’”。当然，为祈雨撰文的人与祝并非都是同一人。《后汉书》“礼仪志第五”注云“仲舒奏江都王云：'求雨之方，损阳益阴。愿大王无收广陵女子为人祝者一月租，……’”，［八］《说文》云“巫，祝也。”由上可见，到了汉代“巫”与“祝”的区别已与《周礼·序官》中的描述不一样了，这一点是需要加以注意的，因其并不像很多学者想象的那样。又，据文献看，汉代求雨之事未必非女子不可。辛文以此文为吴房长所作，误也。通观本文对于旱情竟未着墨，而是大讲张氾请雨的辛劳和意义，正如辛文引郑珍语《堂溪典嵩高山石阙铭》云“堂溪典请雨时表纪其父协所作《开母阙铭》而叙赞之词也”，则这篇碑文本质上与其无异，并非请雨之词，而是张氾“为民谒福”的纪功碑。
三案：由“亲省余官属”，可知此人之级别应相当或低于吴房长，然而“官属”必然在“官署”内。《汉官旧仪》云“旧制尉皆居官署，……县户口满万，置六百石令，多者千石。户口不满万，置四百石、三百石长。大县两尉，小县一尉，丞一人。”［九］那么“旧制尉皆居官署”这个“官署”与县长所居的“官署”是否为同一处？如在同一处，则“亲省余官属”言之何来？而汉代的县尉多与令、长分立而治。如《水经注校·江水》云 “江水又右迳杨岐北山。……山东有城，故华容县尉旧治也。……江水自龙巢而东俞口，……江水北岸，上有小城，故监利县尉治也。”［十］且由《尹湾汉墓简牍·东海郡吏员簿》可知，［十一］县中多设二尉，非全如制度所言。可以推断这篇文章很可能是吴房尉所为。既然是吴房尉所为，那么文字中出现“字春孙”也就勿用考论了。
《尹湾汉墓简牍·东海郡吏员簿》
五、祭祀者身份
辛文云“是不是汉安帝对这样的旱灾就完全无动于衷了呢？古代这些君主，虽然并不一定比现代的暴君更有人性仁爱，但不会像现代社会那些暴君一样，不管各种灾害弄出多么大的动静，死了多少人，都可以漠然视之，总是要做出一些象征性的举动，实际上朝廷确定的规矩里也都有一些必行的仪式。……单纯就祭山请雨而言，它对主祭者的身份和祭祀的对象，实际都有所限制。堂溪典在熹平四年祭祀嵩高山时的身份'中郎将’，全称'五官中郎将’，官秩比二千石，不仅是个朝廷中的'部级高官’，而且还是一个至关紧要的官职，即执掌宫殿的禁卫（《续汉书·百官志》）。这是因为如《东观汉记》（即《东观记》）所述，堂溪典是奉诏出使，前往嵩高山致祭，只有这样的身份和地位，才能与所谓'天子之祭’相称，而不是随便哪一个地方官都足以充任其职的。”
案：关于“奉诏求雨者”的身份，《两汉纪》云“尝旱，公卿请雨不得，汉乃悉出其僮仆，一时免之”，［十二］这自然是身份高贵的主祭者了。而这件铭文中“以诏请雨”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单单下给吴房长的，另一种是普诏天下的，下分论之。
1、单单下给吴房长之诏。
《春秋繁露》中云“春旱求雨，令县邑以水日祷社稷山川，家人祀户”及“夏求雨，令县邑以水日，家人祀灶”，［十三］如果本县有旱情，县邑之长求雨又有何不可？
《华阳国志》云“孙汶，字景由，亦深学。初征，上日食盗贼起，有効。为谒者，京师旱，请雨，即澍。”［十四］ 又，辛文引赵明诚《金石录》云“中郎将堂溪典伯并，熹平四年，来请雨嵩高庙”及《张氾请雨铭》云“以诏请雨”均为“主祭”，可知“请雨”一词为辛文判定主祭身份之关键词，“京师旱，请雨即澍”这件事“汶”亦当为主祭，而《后汉书·百官志》云“谒者三十人。其给事谒者，四百石。其灌谒者郎中，比三百石。”［十五］这个“谒者”又绝非“官秩比二千石”的高官。对此我们当然不可以认为“京师旱”天子就“漠然视之”无求雨之诏。地方的水旱是必须要汇报中央的，而中央是不可能不下诏予以关怀的，正如《汉书·文帝纪》云“诏曰：间者数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愚而不明，未达其咎。”［十六］因此存在单下给吴房长诏的可能。但如果是单单下给吴房长，那么必然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求雨行为了，正如辛文所云“所以当时朝廷调集谷物的地区很可能还包括吴房县在内。这样看来，就更没有理由在这里登山祭祀以求上天降雨了”，所以此诏不应是单单下给吴房长的。
2、普诏天下之诏。
碑文中云“以诏请雨。……乃骘田岳”，《汉书·郊祀志》“诗曰'乃立冢土’。又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十七］可见“田岳”可为“请雨”之处。《后汉书》云“县邑常以乙未日祠先农于乙地，……立春之日，……”，［十八］《晋书斠注》引洪亮吉《释岁》云“此皆在正月行事”。而王先谦《后汉书集解》云“官本立春下提行。案以下皆言县邑祭祀，提行非也”，［十九］可见“县邑常以乙未日祠先农”之事或当在“立春之日”前，而“永初七年十二月有闰六日戊戌”为立春前十日，乙未后三日。可见此碑“骘田岳”“以诏请雨”，应为普诏天下“以御田祖，以祈甘雨”的例行公事。
六、雨与雪
辛文又云“而到了冬天，粮食早已打下，纳入仓中，下不下雨，也不会影响到庄稼的收成；即使田地里种下的是冬小麦，麦子在地面结冰后的'冬眠’期间也不再需要淋上冰冷的雨水。若是大冬天里真的像夏天一样下起雨来，因为太反常，还要给人们的生活造成很大困难，古人还会将其视作不祥之兆。譬如，在西汉永光三年十一月，汉元帝就曾下诏说：'乃者己丑地动，中冬雨水，大雾，盗贼并起，吏何不以时禁各悉意对。’（《汉书·元帝纪》）因此，哪里还会有傻瓜非费劲扒力地爬到荒山顶上去撅着屁股叩头请雨呢？”
案：《春秋繁露·求雨》云“冬舞龙六日，祷于名山以助之”，［二十］可知冬日亦有求雨之事。需要注意的是，冬日求雨自当为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之“谒福”行为。《汜胜之书》云“冬雨雪止，辄以蔺之，掩地雪，勿使从风飞去；后雪复蔺之，则立春保泽，冻虫死，来年宜稼。”［二十一］可见，从农业生产上看亦非如辛文所揣测。
再案：如果因为“乃者己丑地动，中冬雨水，大雾，盗贼并起，吏何不以时禁各悉意对”，就能推出“大冬天里真的像夏天一样下起雨来，因为太反常，还要给人们的生活造成很大困难，古人还会将其视作不祥之兆”。那么以下亦当“视作不祥之兆”。
1、《后汉书·孝献帝纪》云：“夏五月丙申，曹操自立为魏公，加九锡。大雨水”。［二十二］
2、《后汉书·董卓列传》云：“明年夏，大雨昼夜二十余日，漂没人庶，又风如冬时。帝使御史裴茂讯诏狱，原系者二百余人。其中有为傕所枉系者，……”。［二十三］
3、《汉书·五行志第七上》云：“文帝后三年秋，大雨，昼夜不绝三十五日。蓝田山水出，流九百余家。(燕)[汉水出]，坏民室八千余所，杀三百余人。先是，赵人新垣平以望气得幸，为上立渭阳五帝庙，欲出周鼎，以夏四月，郊见上帝。岁余惧诛，谋为逆，发觉，要斩，夷三族”。［二十四］
4、《东观汉记》“顺烈梁皇后”条云“顺帝阳嘉元年，立顺烈皇后。是时自冬至春不雨，尊后之日，嘉澍沾渥”。［二十五］
5、《晋书》云“安帝元兴元年十月丙申朔，黄雾昏浊不雨。是时桓玄谋逆之应”。［二十六］
若按辛教授之逻辑，非但冬雨当“视作不祥之兆”，夏秋之雨亦当“视作不祥之兆”，且冬季不雨也当“视作不祥之兆”。
注释：
［一］《文选》（全六册），[梁]萧统编，[唐]李善注，上海古籍出版出版，一九八六年六月第一版一次印刷，一九九六年一月四次印刷，六五六页。
［二］《史记》（全十册），[汉]司马迁撰，中华书局出版，一九五九年九月第一版一次印刷，一九八五年十月北京第五次印刷，一二三六页。
［三］《资治通鉴》（全二十册），[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中华书局出版，一九五六年六月第一版，一九九二年四月湖北第八次印刷，一五七六页。
［四］《资治通鉴》（全二十册），[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中华书局出版，一九五六年六月第一版，一九九二年四月湖北第八次印刷，一五八八页。
［五］《中国古代磗刻铭文集》，胡海帆、汤燕编著，文物出版社，二〇〇八年八月一版一次印刷，四十三页。
［六］《金石文字记》，[清]顾炎武撰，清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二十页。
［七］《春秋繁露义证》，[清]苏舆撰，钟哲点校，中华书局出版，二〇一九年五月北京第一版一次印刷，三七九页。
［八］《后汉书》（全十二册），[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中华书局出版，一九六五年五月第一版，一九八二年八月北京第二次印刷，三一一八页。
［九］《汉官六书·汉官旧仪》，[清]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中华书局出版，一九九零年九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四九页。
［十］《水经注校》，王国维校，袁英光、刘寅生整理标点，上海人民出版出版，一九八四年五月第一版一次印刷，一〇八九页、一〇九〇页。
［十一］《尹湾汉墓简牍》，连云港市博物馆、东海县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中国文物研究所编，中华书局出版，一九九七年九月第一版，一九九七年九月北京第一次印刷，一四页。
［十二］《两汉纪》（全二册），张烈点校，中华书局出版，二〇〇二年六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一三四页。
［十三］《春秋繁露义证》，[清]苏舆撰，钟哲点校，中华书局出版，二〇一九年五月北京第一版一次印刷，三七八、三八二页。
［十四］《华阳国志》，[晋]常璩，巴蜀书社出版，一九八四年七月第一版，一九八五年五月第二次印刷，七一八页。案：此处标点有误，“孙汶，字景由”应作“孙，汶，字景由”。
［十五］《后汉书》（全十二册），[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中华书局出版，一九六五年五月第一版，一九七三年八月二次印刷，三五七八页。
［十六］《汉书》（全十二册），[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中华书局出版，一九六二年六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一二八页。
［十七］《汉书》（全十二册），[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中华书局出版，一九六二年六月第一版，一九八三年六月第四次印刷，一二六九页。
［十八］《后汉书》（全十二册），[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中华书局出版，一九六五年五月第一版，一九七三年八月二次印刷，三二〇四页。
［十九］《万有文库·后汉书集解》（全二十册），[清]王先谦撰，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初版，三六一七页。
［二十］《春秋繁露义证》，[清]苏舆撰，钟哲点校，中华书局出版，二〇一九年五月北京第一版一次印刷，三八六页。
［二十一］《汜胜之书》，万国鼎辑释，中华书局出版，一九五七年二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二七页。
［二十二］《后汉书》（全十二册），[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中华书局出版，一九六五年五月第一版，一九八二年八月北京第二次印刷，三八七页。
［二十三］《后汉书》（全十二册），[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中华书局出版，一九六五年五月第一版，一九八二年八月北京第二次印刷，二三三四页。
［二十四］《汉书》（全十二册），[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中华书局出版，一九六二年六月第一版，一九八三年六月第四次印刷，一三四六页。
［二十五］《东观汉记》，[东汉]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三月第一版一次印刷，二一四页。
［二十六］《晋书》（全十册），[唐]房玄龄等撰，中华书局出版社，一九七四年十一月第一版一次印刷，八九二页。
（以上内容发表于《中国金石》第一期，收入公众号时略作调整，请以公众号为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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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缘起
辛德勇教授是某些学术出版社、杂志和众多媒体力推的学术明星，也是国学圈追捧的“辛神“。他的书、文之前我虽未读过，但他的大名我是如雷贯耳的。2019年10月14日阙斋兄把辛教授在澎湃新闻发布的大文转给我看，并指出其中存在不符合十九年七闰的问题。其时我正在研习某书，辛文又很长，于是草草看了一遍，随便说了另外几处可能存在问题的地方。随后阙斋兄要我写一下，因为既不研究秦汉史也不了解金石考古之学,且以野狐禅之姿自行求索于国学，未满五年时日短浅，我既然能辨识出问题，别人又有何难呢？前贤云“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则十年之功似犹未足也。以我之学岂敢应允？恰巧几日后睡眠不好，头昏脑涨不能读书，打发时间之际随手写了一点，阙斋兄以为尚可，建议我继续写下去，于是抽几天时间写完，并与阙斋兄商改数次而成。这篇短文从文字辨析，训诂解释，天文历法，历史地理，农业生产，礼法制度，考古材料，传世史料，版本目录等方面进行了简单的阐述分析，因阙斋兄限时成章，于是草草五日而成，急促匆忙，未能精细打磨，不免粗疏，如有些地方叙之未详，而核心问题也未进行讨论，这些不妨放到下一篇谈，且先把基础问題简要谈一下。此文交稿已两月余，写作前考虑到出版物的滞后性，所以边框云纹的问题并未写入，之后的事实也证明了这样做的正确性，否则本文势不免有抄袭的嫌疑。当然第二篇相关论文就时日充裕了，在此我更愿意听取大家的批评和质疑，并在第二篇文章中完善及解答。当然如有人能不待第二篇论文的出版，仅据第一篇的提示探寻到谜底，那就更有意义了。
浩 略纪数言以使观者知其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