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职教生涯（13）：与校长发生激烈冲突

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头十年，由于经济发展在恢复期，解决温饱问题仍然是当务之急。在物资匮乏、生活困难的情况下，人们对物质利益就会很在乎、很计较。那几年，学校经历了几次调资和分房，每一次调资和分房，都会积累下一些问题和矛盾。

（八七级3班毕业照）

说起调资和分房，现在的年轻人已经没有概念了。

调资，即调整工资。那时候没有奖金，工资就是一个家庭的全部收入了。因此工资每长一级，对于个人及家庭来说都是一件大事。问题在于，八十年代长工资不是阳光普照、皆大欢喜，而是有条件、有比例地给部分人长工资。记得有一次长工资的比例是40%，条件是三个“较”：工龄较长、工资较低、表现较好。这样的比例，这样的条件，像我这样的年轻教师沾不上边的，主要是在老同志中间分配名额。学校为了搞平衡，就把部分工资额度分拆成两个半级。于是，就出现了有的长了一级工资，有的长了半级工资，有的没有变动。

分房，即分配住房。分配住房就是把房子白给你住，这样的好事当然每个人都争着要。但是住房不可能每个人一套，而是分批分期地逐步解决，房子由无到有，由小到大，层次由高到低，地方由远到近。我几乎参加了学校的历次分房，从分房委员，到副组长、组长。每次分房，学校里都要发生一场不大不小的“地震”。

我说这些是想说明，特殊的年代、特殊的政策，给单位带来了一些特殊的矛盾。

（部分老同志）

任校长到任后，一些对前任校长有不满情绪的人纷纷向任校长倾诉。任校长的耐心，反过来又刺激了一些人一吐为快。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任校长对这些人的情绪尽可能地给予安抚。于是，有意见的人因为“说了出来”而感到心情舒畅；本来闹情绪要求调动的人也都不再坚持。任校长感慨，群众中蕴藏着很大积极性啊！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很知趣地不再主动汇报工作。我想，只要我把办公室工作抓好，任校长挑不出毛病就行，至于其他方面，就不该我操心了。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一些人开始活跃起来。他们把学校存在的问题扩大化，对学校已经取得的成绩也要贬低一番。比如，那时学校已经通过了全省职业学校办学条件的合格评估，有些人说，虽然通过了，但其实是“勉强通过”“低分通过”。对此，其他校领导有不同意见，有的校领导说：“什么叫勉强通过？通过了就是通过了，不能因为学校领导的更换就否认已有的成绩。”对这样的公正立场，我表示支持和赞同。

（左二为任保增校长）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我充分领教了“树欲静而风不止”这句话的内涵。我想好好工作，但任校长认为我的思维方式以及对人对事的看法是有问题的。所以，我接二连三地经受了一些“考验”，略举几例：

1992年春，我跟任校长、金书记一起参加省财政厅一年一度的校长书记办公室主任会议（印象中是在高邮）。报到的当天晚上，晚宴过后回到房间，按照惯例，我组织我们四个人（校长、书记、驾驶员和我）打牌。我到任校长房间去请他，他说：“不要打牌了，你写个材料吧，总结一下我们学校复办以来师资队伍建设的经验交流材料。这个材料要报到财政部的，你明天早上交给我。”出差在外，让我写这样一个大材料，而且明天早上交稿，这明摆着就是折腾我啊！我压抑住内心的不满，问宾馆要了一沓信纸（那时候还没有电脑），回到房间开始写材料。不用说，我整整写了一个通宵。第二天早上，我把材料交给了任校长。

还是1992年，一天下午，任校长告诉我，连云港财校的王校长从内蒙回来，经过徐州，要住一晚上，你带车去接待一下，安排在徐州饭店住宿（在火车站广场）、吃饭。晚餐我就不参加了，你19：00来接我，我去和王校长见个面。按照任校长的指示，我带车去接待王校长。火车晚点，接到王校长安排好住宿后，陪王校长吃晚餐。刚吃几口饭，我看看快到19:00了，便告诉王校长，你慢慢吃，我去接任校长，马上就回来。王校长说，咱们都是自己人，不用客气，不瞒你说，在内蒙羊肉吃多了，现在就只想喝点稀饭，实在没什么胃口，你去吧，我多少吃点就行。我带着车赶到任校长家的时候，已经是19:10左右了。敲开门后，任校长一边往外走一边厉声地喝道：“你有没有时间观念？嗯？叫你19:00来接我，你看看表现在几点了？”楼道里回荡着任校长的声音。我解释说，火车晚点，把王校长的住宿安排好，刚坐下吃了几口饭我就来了……。任校长打断我的话，依然大声说：“不要解释了！以后你要记住，说好的几点就是几点，这是规矩，决不能含糊！”我想反驳几句，更想发一通火，但冷静想想，不管怎么说，任校长的确很明确地要求我19:00来接他，我来晚了10分钟也是事实。不论背后的东西是什么，任校长依据这个事实批评我，在道理上没有问题。

1992年的“五一”假期过后第一天上班。我大约是去上课了，等我上课回来，办公室的同事们告诉我，任校长刚才来办公室发了一通火，你赶快去找任校长吧！我一边喝茶一边问，好端端的，发什么火呢？同事告诉我，其他的没记住，就记住了任校长临走时的一句话：“等景忠回来，你们告诉他，连车都管不好，怎么能管好人！”我听完这句话就明白了。放假前，驾驶员告诉我，交警队的朋友小孩结婚，想用我们的车接新娘子，咱们平时总是麻烦人家，现在人家张口了，我不好回绝，你看怎么办？我觉得这车应该借，不然交警队这条线就堵死了，今后遇到扣车、罚款什么的，怎么好意思再张口？于是我对驾驶员说，不用汇报了，汇报了校长不同意，反而被动，答应人家，可以借车，但要爱惜使用，用完要把车刷干净，不然校长会发现的。我哪里想到，任校长心细，临放假前，他就看了里程表，上班第一天接他时，他就发现里程表多了几十公里，不用说，“五一”期间肯定动车了。如果任校长因为我私自当家借车而发火、批评我，我完全接受。事实上我也作好了接受批评的准备。但是，我不能接受的是他的这种批评方式，当着我的下属这样严厉地说我“连车都管不好，怎么能管好人！”这让我颜面扫地，今后怎么工作？于是，我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气冲冲地找任校长去了！

进了任校长的办公室，一段时间以来我压抑的怒火在那一刻全部爆发出来了。那天的对话和场景我至今记忆犹新。

2019年10月30日，10月31日修改，11月1日再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