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艺术创作中的“题材先行”思维

□李才雄

很长一段时期以来，艺术创作领域存在这样一种现象：无论是影视剧、舞台剧，乃至文学、舞蹈、美术等艺术领域，名人题材、热点事件、帝王将相，成为争相选择的“宠儿”。某一段时间里，抗战故事充斥荧屏，谍战新片塞满银幕，某历史名人的题材，就有电影、电视剧、话剧、戏曲、舞蹈、美术、小说、报告文学等各种艺术形式呈现。

在舞台剧创作领域流行的题材主导的“工程化剧目生产方式”——先议定或由权力人士圈定某个所谓有“价值意义”的题材，然后像工程建设选择建筑队那样，选择编、导、演进行剧目生产，编导演在“题材工程”雄厚财力的支持和吸引下，充当着工匠的作用，完成“定制题材”作品的制作编演。这种对某一类题材的崇拜，容易获得相关的投资和资助，令某些艺术创作放弃了独创的艺术精神，过分专注于作品社会功利的追逐和依附。

艺术作品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它归根结底是艺术家个人的人生体验、生命感悟、哲理思考的一种美妙表达。因此，艺术创作题材的选择，应是创作者生活积累与艺术灵感火花碰撞契合的结果，是创作者在审美意识观照下的一种个性化抉择。艺术作品的价值，在于通过“有意味的形式”，反映人类个体生命运动的真实状态，在于所塑造艺术形象的个性魅力和张力，及其意蕴的丰富性。因此，圈定题材，追逐热点，趋时附势，一窝蜂地创作、编演（映）某种题材的作品，先行认定某类题材方有特色、意义和价值，其实是“题材决定论”的新版演绎，是一种非艺术创作的思维。

从审美的角度观照，艺术创作的题材是没有大小贵贱之分的。宏大叙事类题材能够创作出精品大作，日常生活类题材也可以润育出传世经典。齐白石画作的虾，徐悲鸿笔下的马，均与重大题材无缘，但由于其艺术形象独具神韵，成为举世公认的艺术精品。曹雪芹的《红楼梦》，王实甫的《西厢记》，前者描写的是家族的日常生活，后者表现的是青年男女爱情纠葛，皆因作品迥异流辈极具审美价值而成为名著典范。

名人题材、地域性题材、历史题材当然也可以创作出优秀的作品，但前提是创作者对所选择的题材内容必须有着独特的生活感受和独到人生见解，能够熔炼成为蕴含着创作主体深刻的现实体验、生命感悟、哲理思考的“有意味的形式”。例如布莱希达的话剧《伽利略传》，演绎大科学家伽利略曾屈服于教会刑拷，公开承认自己的科研成果是“谬误”得以免除死刑，之后却又写出了对人类贡献更大的科学论著的故事。剧目通过有人格缺陷的伽利略形象塑造，提供了一个新颖独特平等自由的审美视角与空间——伽利略当初不应贪生屈服，以保持人格的完善；但这必死无疑，也就没有了后来价值更大的科学研究成果贡献了。其中涉及了目的与手段、理想与现实、生与死等复杂人生命题，他的选择是耶非耶？观赏者难以裁决。它十分自然地与人类生活普遍存在的生存困境、人性困境、心灵困境及其两难选择实现了联结，让观赏者在审美过程中引发心灵共振情感共鸣以及哲理的思考，极具艺术的感染力和穿透力。

当下以名人题材、地方性事件、某段历史题材创作的不少叙事作品，之所以缺乏名著经典那种艺术的感染力和穿透力，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作品的创作往往先由题材的所谓“现实意义”和“社会影响”等社会学价值决定的，而不是由创作者在其中是否具有独特的人生体验、独到的人生见解所能提供的审美资源所抉择的。因而作品内容的开掘提炼大多停留在社会学层面和伦理制驭的范畴内，缺少对人类共有的深层心理、深邃人性、生存困境指涉勾连的审美资源呈现。主题多是对某种共同意志的价值取向，以及大家都熟悉的流行观念、律义道理的再宣扬；人物形象简单化类型化，大多成为“时代精神的单纯传声筒”。无疑，这类以“题材先行”主导创作的作品，其生命力是十分短暂有限的。

李才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