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关临近念乡关

我的六雷老家

每逢佳节倍思亲，其实“亲”未必会思，春节万家团圆，就算是天涯海角，飞机、动车半日一日即至，但“乡”是一定会念的，“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李清照）。这个时候，触景生情，想象家乡，谈论家乡，关于“家乡”的种种，就像开闸一样汹涌而来。

乡关就是一道“关”，是一个永远走不出的围城。身在曹营心在汉，不是离开了就告别了，相反离得越远，围城砌得越高；走得越久，牵挂抻得越紧。平时不一定会记起，一到过年，小时候的幕幕旧景就如葫芦般浮起：扫庭阶、祭祖先、贴春联、穿新衣，那山、那树、那井、那狗，还有那些叔伯婶姨、兄弟姐妹永远不变的脸。

“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白居易）。乡关何处！苏东坡借歌女之口，把岭南称为“此心安处是吾乡”，其实这是他对回不去家乡的无奈之叹。游子飘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更多的是“心无安处即故乡”。那个遥远的、往往是一去不能复返，存在于怀念和想象中的故土，才是真正的家乡。

对于喜欢写作的人来说，家乡是一口汲不完的深井。莫言说每个作家在生活中接触最多的物质，决定了他的想象力。我在自己的书里、文章里，无数次写过我出生的那个叫“六雷”的村子，家乡就是我所有想象力的源头。

如果说我有那么一点想象力，这副想象的翅膀，正是因为家乡而羽翼渐丰。我要虚构一个人，他的性格必然与我熟悉的家乡某人相仿；他的故事，一定有我知道的家乡某人的经历。我打的比方，想到的也总是小时候见过的物件，比如某人的脑袋像一只“水瓢”；某人的眉毛像爬着两条“毛毛虫”；某人闪入人流，就像一条“泥鳅”钻进烂泥里；某人走路一摇三晃的样子，像一头春天被赶着到各村配种的“公猪”，君临天下，舍我其谁。我笔下的人物、景物、氛围，大都照着童年看到的那面镜子依样画葫芦。

“故国”是因为改朝换代而来，一如南唐后主李煜回首明月而叹，而乡关故园则是因为“远方”而存在。没有游子远行，就无所谓“乡关”。

“乡关”首先是一个地理概念，天覆地载，人居其中。“我的家在松花江上”，“大山深处是我家”……山川形貌，河流山脉，平地原野，某个依山傍水之处，或者某座大山的夹缝里，先人们在离乱之中觅路求生，像飘零的转蓬落地生根，胼手胝足，土里刨食，拓荒筑室，生儿育女，像一棵树开枝散叶，有了正脉旁系，宗族门第。

与游牧部落和海盗民族不同，农耕社会的国人大都聚族合姓而居。因为共同的出处，心灵也就有了共同归宿。所以，每当听到乡音，戒备顿时放下，感情瞬间拉近，于是有了“他乡遇故知”的感动，也免不了有了“老乡见老乡、背后打一枪”的悲剧。

老家村口四季不同风景的栎树

“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乡音如一个同心环，随着区域扩展，差异也不断增大。北方人感觉西南官话都差不多，但四川人和重庆人彼此绝对不会混淆；桂林人与柳州人一听就能分辨的方言，在一个北海人听来，却并无二致。

我的老家在桂南三县交界处，小时候轮流到平南的平山、桂平的罗秀和容县的石头趁圩，三地的话外地人听上去并无区别，但在我耳里，差异之大有如国语和粤语。我们小时候经常以学“罗秀话”为乐。现在有个“罗秀老表”的公众号，甚为风靡，我不时浏览一下，每次听到那摇曳拖长的尾音，一如水塘里摆着尾巴游来游去的蝌蚪，童年像电影一样在脑子里倒放。

我上大学时，上《民间文学》课的陈驹老师讲过一个段子。他说广西玉林人的老乡观念特别重，有一次两个玉林人从北京坐火车回来时争座位——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坐过火车的人对此一定深有体会。两人用普通话吵得面红眼凸，血脉贲张，差点没打起来。争不过的那位气咻咻地离开，一边走一边忿忿地自言自语：

“@#$^&%!$# ……*&%￥&@34%#!！”

另一个立马如遭雷殛，登时追上去，拍打对方肩膀，用玉林方言问：“你是鬰（郁）林人？又冇早讲！坐坐坐！”亲热如兄弟久别重逢。

无它，那句话是玉林人的口头禅，意思是跟对方的小姑大姐发生“横向联系”，跟鲁迅先生论过的国骂差不多，只是地域性更强。

陈老师是玉林人，是大学时印象最深、待我最好的老师之一。提到他时，我就想起他上课时班里的女同学笑得双肩乱抖、花枝乱颤的样子。我没有问他，为什么人们一听乡音，就如孤雁入群、孩子见娘？似乎有些不可思议。毕竟所谓的“老乡”只是一种地缘关系，它与血脉不同。这种官方的划分疆土，像魔术一样，被划到同一个省、同一个市、同一个县的人，立马结成了一根像宗亲一样强有力的纽带。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老乡成为情感的纽带，归根结底是拜农耕社会所赐。“乡土”相连，中国人的家乡观念强，缘于人们寄生的土地。彼时交通不便，人们不得已困在一个地方，土里觅食，勤力稼穑，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地方于是形成了有别他处的地域文化。生于斯长于斯的人，其生活习惯、行为习惯、语言习惯，甚至思维习惯都顺应了这种文化，形成了对地域的认同感。所以一见到乡党、一听到乡音自然倍感亲切。

因为与土地的紧密联系，农耕文明讲究敬天法祖、慎终怀远，有着特别浓厚的祖先崇拜情结。与农耕文明相适应的儒家文化强调“父母在，不远游”，强调“百善孝为先”，对祖先、对父母的态度，成为了一根道德的尺度，诫示人们懂得感恩，不能忘本忘根。

前几年有部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落叶归根》，讲述了一个背井离乡的农民工，千里迢迢，历尽艰难，把一个同伴的遗体运回老家。我还曾见到一位从台湾回来的老兵，临走时在箱子里带着两只分别装着泥土和井水的瓶子。这种行为，许多异域的人可能觉得不可理解，但在中国人却如公理一样，毋需说明和证明。

《叶落归根》剧照

因为家乡观念的辐射，发散出许多文化现象。如堪舆风水，相宅相墓，图的是人丁兴旺，光宗耀祖。它一方面可以激励子孙争光争气，另一方面却恰恰相反，让人贪图富贵享乐而不思进取。项羽一把大火烧掉咸阳之后，有人劝他建都关中以图霸业，他却一心想着见江东父老，理由是“富贵不还乡，如衣锦夜行，谁知之者”。

“谁不说俺家乡好”。不同水土化育，形成的地域性格和文化千差万别，难免互相比较，就有了所谓的“地域黑”。现在貌似被“黑”得最厉害的河南人，一千多年前却端坐“鄙视链”的头部，大宋的赵匡胤开国时手书“南人不得坐吾此堂”，出生于陕西的寇准“认真贯彻”这一指示精神，在担任科举主考官时，虽然江西人萧贯高居榜首，寇准却以他出身“江南下国”为由，将其状元帽给了山东的蔡齐，并得意地宣称“又为中原夺了个状元”。

那时候的“湖（福）建人”享受着今日河南人的“待遇”。易中天在《王安石变法》中说，与江西人王安石针锋相对的山西人司马光有一个成见：福建人和两江流域的人都靠不住，前者阴险狡猾，后者轻佻浮躁，远不如北方人耿直敦厚。司马光一派在扳倒首相福建人蔡确之后，围剿另一个福建人、任“政务委员”（知枢密院事）的章惇，其中一个理由竟然是”南方人，特别是福建人必定祸国“。

司马光

想不到写《资治通鉴》的司马光居然有这样的成见。世事纷扰，人的观念也好，文化或者所谓的“文明”也好，从来就不像加了明矾的水澄清透明，相反它是浑浊的，芜杂的，良莠并存，参差多态。乡土观念亦复如是。家乡固然是人们念念不忘、恋恋不舍的对象，但乡愁也是甜酸苦辣、爱恨交加、五味俱全的情感。

交通不便的古人，大部分走不出去“一亩三分地”的自给自足，而那些或壮游、或求仕、或经商、或戍边走出去的，乡关就化作了他们无尽的乡情、乡思和乡愁。以思乡为题材的诗词歌赋，成为中国文化中最为走心的灿烂篇章。

新春临近，客流汹涌。在这个据称可令地球轴心移位的中国特色回家过年大潮中，相信一定有无数的人，会像韦庄一样，生出“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的踌躇；有无数的人，会像宋之问一样，面临“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情景；还有无数的人，像高适一样辗转于道路，“旅馆寒灯独不眠……故乡今夜思千里”。而那些没有回家的人，则会像王维一样，向故人探听“来日绮窗前，寒梅着花未”。更有无数的人，吟诵着崔颢的“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心潮起伏，双泪长流。

此夜曲中闻折柳 何人不起故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