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香红袖—故乡纪事073》
我对书的第一个记忆是很难确定的。现在想来，也只能划定一个范围，在这个范围里，越来越清晰的是一本64开塑料皮的书，这本书来自当兵后探家的舅舅的上衣口袋。
舅舅探亲回来是一个晚上，进屋的他好像是被精心剪过的一张毛边纸，一下子整齐了很多。而在此一年多以前，他还显得很毛糙，每天都和一群同学亢奋着，好像随时能弹出去的弹簧。那些晚上，只要外边有大群人杂沓的脚步声飘过，母亲总会皱起眉头，担心那踏踏声里有舅舅的布鞋踏出来的。他们也拿着一些管钳子、钢管等冷兵器，不过后来听说一直没有派上用场。
舅舅那时候上中学。
听说有几次父亲半夜三更掖着斧子外出，就是不放心舅舅，担心他吃亏。因为这一切都常常发生在晚上，我也只能隔着纸糊的窗户，听一听那好像是沸腾的声音了。
撩开门帘进来的舅舅已经开始有点羞涩，三言两语之后他就从上衣口袋里掏出那本很是鲜艳的小书，在油灯下显得越发扎眼。彼时我正含着从他下边衣袋里掏出来的糖块，右腮帮子鼓鼓的，甜滋滋的口水直往嗓子眼钻。
作为专门的礼物，这本书摆在油灯旁边亮光处。
我认识塑料封面上的五个字，字的下边还有一颗放着光芒的太阳。当即，父亲翻开那本64开的书，找到一首与女民兵有关的诗来考我，其实是向舅舅炫耀。那之前，我一定读过新华字典。记得被笤帚疙瘩威逼下，每天有过识字30个以上的记录。
是以我至今也不喜欢新华字典，尤其是商务版64开的。
那天晚上我是不会丢脸的，不过是首七律，难不住我。
现在回忆起来，这本书不应该是我第一本接触的书，证据在于，我会背上边很多文字，显然也不可能仅凭看报纸就能达到的水平。
而另一本书印象虽深，似乎也不是第一本看过的书。
那本书是竖排繁体的，用一张有红色报头的报纸包着封皮，翻开第一页就是正文。这本书我是偷着翻看的。凡是偷着翻看的书，一般不会从第一页看起。那次好像是家里来了邻居客人，父母送他到大门口，我一只眼睛瞄着外边，另一只眼睛偷情般翻看书页。
恰好看见了贾宝玉做梦的故事，有几个字还不认得。
我赶忙关上书页，把书推到烟笸箩后边，自己在一边怔怔的发呆，好像是做错了事情。
的确，这本书在我家是禁书，只能大人看，小孩子绝对不可以碰。理由是内容有些“粉色”，而另一本我可以毫无顾忌翻阅的书也是竖排繁体，多是打打杀杀，只有西门庆把筷子故意掉在地上那段，能让人消停下来。
有很多年，我能背出一百单八将的绰号。
《西游记》也不可以看，说是天马行空地扯淡，还有《三国演义》也不让看，因为那里面颂扬不忠不义，都是奸计。
在农村的那个年代，书是尴尬的，一方面它稀缺，没有就是没有，一本也找不着；另一方面它又很孤独，对于不读它的人，只好垫桌脚或撕来引火。
不过总体上还是很缺乏的，就比如我在小学的时候去读《反杜林论》和《资本论》，纯属因为无字可看。
记得那是一个秋天的下午，不知怎么就溜达到大队部的院子里。大队部正要从路北搬到路南新盖的土房里，会计一边抽烟一边往牛粪筐里放东西，我看见了算盘、茶杯、账本什么的。
民兵把他装满的筐挑走，运到路南的房子里去，民兵身上斜挎着不带刺刀的步枪，枪托磨得花里胡哨的。
会计身旁有一口大缸，豁了很大一个口子，可能以前是装水的，从豁口处往下是一个S形到底儿的裂纹，很显然是不能用了。会计隔一会儿往大缸里扔一些东西，这其中就有书，那书多是米色皮的，远远看着还很新。
我凑过去，露出看猪肉炖粉条的表情。
“大爷，这书要扔吗？”我很紧张地问，特别担心他说民兵还要拿走，因为这么好的书，至少可以引好几个月的火。
“想看哪个，你随便拿。”会计慷慨，像是电影里打扫战场的人那种胜利的表情。
我从大豁口缸里往出翻，一套完整的精装硬壳的《资本论》被我找出来，比我以前看的书都新。我翻了翻，“圆形的方、木制的铁”令我一时惶惑，但还是郑重其事摆在撤掉炕席的土炕上。《反杜林论》是32开平装的，暗红色的封面。
那次的收获让我兴奋了好一阵子，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和洁分享这个快乐。
洁是公认的也喜欢读书的小孩，大家都说她是女秀才，可是在我看来她不是什么书都喜欢，那些有故事的，很假很假的书她更感兴趣。像这些翻来覆去倒逻辑的文字，她一看就头疼。
这一点可能只有我知道。
晚饭后，我在炒盐豆的香味里告诉她我找到一些书，又大又厚，已经搬回家去了。她很兴奋，把书包斜挎在肩上，抓了一把盐豆就理直气壮跟我走了。
一出她家的大门口，我的手心里也有了半小把炒盐豆。
那时候，只要我们背着书包，我就可以和洁大大方方走在一起，没人会说闲话。因为放学写作业是要分组的，我和洁在一个学习小组，谁也说不出啥来。
我家炕上的饭桌已经擦干净，我把我的收获抱上来。洁一本接一本翻看，她手指很干，不停用舌头舔食指，也许那上边还残留着炒盐豆的盐。
显然，那天的书让她很失望。
“一本小人书也没有？”
“大队里哪有小人书？”
“有过，我见过，你是不是漏了没看清？”
“有个面袋子，那下面我是没翻看。”我当时兴奋地一点也不矜持，抱着书就往回走，印象中豁口缸里有个破面袋，面袋子下面是啥东西我的确没看。
“走！找找去。”洁把文具盒往书包里一塞，我看了一眼外边，家家都在用湿草和碎柴火笼烟熏蚊子呢。
“这会儿去？”
“这会儿咋地嘛？又没有鬼吃你。”
洁那时候是班长，她说行那就得行。
我们摸黑到了旧大队部，门大敞四开着，我往墙上摸去，原来吊着闭火线绳的地方空空荡荡，可能电灯拆走了，屋子里黑的吓人。
“要不明天再来吧，这么黑，啥也看不见。”我有点害怕。
“今天的事儿要今天办！”洁很果决，背诵着老师的话。
后来想，要是洁不当班长、不那么楞，就好了。由于我是男生，又是白天熟悉情况的，理当我打头。我像《渡江侦察记》里的李连长那样，一只手伸出去，一只脚探出去，抹着黑往前挪。
这时，我听到了一声喘气儿声。
我头皮一炸，停了下来，洁没看清我停下来，一下子撞在我后背上，炒盐豆的味儿立即浓了起来。
“有人！”
“哪有人？”
“有人喘气儿。”
“胆小鬼儿！”洁抚着我的肩越过我，她常这样，总是要在我犹豫时，她勇敢决绝起来。
一声清晰的咳嗽声从大缸后边传出来，隔着裂纹的缸，声音显得瓮声瓮气，又有点撕裂感。
洁估计小辫子都吓翘起来了，她扭头就跑，还绊了一根树枝，树枝扫着了碎碗片儿，发出哗啦的声响。我一定是紧随其后跑的，甚或可能抓住了洁的衣角，因为在刚安装的路灯下停住的时候，我明明听见她凌乱的喘气声。
“看把你吓的，不就是个人么！”平静后的洁先责备我。
“你先跑的！”我不服。
“什么破烂书，以后不和你看书了。”洁见我不服，负气地一扭头就走。“以后不许跟别人说我和你看书的事儿，听见没？”
洁的背影一会儿就进了一个小巷子里了。
直至上高中，我也没有再和洁一起看闲书，何况功课越来越紧，看闲书是私人的事情，牵连别人的学习成绩很不好。不过，我的看书瘾头可一点没减，即便是高三的时候，我还是用牛皮纸把泰戈尔包上，在封皮上写上“语文”两个字，大大方方地放在课桌一角。
书依然稀缺，因为书，许多人跨过沟壑和年龄结识起来。
读到于连·索黑尔的时候，我已经是高一或高二了，我们新来的语文老师刚刚搬到镇子最边上的一排新建的房子里，那排房子与镇里的老房子之间隔着很宽的大水沟，水沟曾经是辽河的一个支流，到那个时候已经是季节性小河了。
大约是谁家白天垛墙取土吧，在通往语文老师家的路上挖了一个大坑。我兴冲冲在月底的黑暗中奔向老师家而去的的时候，忘记看脚下的路，一脚踏空，跌进了那个土坑里。好在坑中的土很松软，我浑身汗毛群立之后，很快手脚并用爬了出来。
那个坑像一口枯井，爬出来后，我掸了掸身上的土。坑的南边，是洁家的新砖房，砖房的北窗户放出橘色的灯光。
语文老师家的电线是新拉过来的，可能是电压不足的原因，一家人吃完饭坐在炕上像是一个梦中的图画。老师把白天答应我的《红与黑》从包袱皮里取出来，那是淡绿色的封面，不过那天晚上是看不出封面上有花纹的。
往回走的时候，我想到了那个坑，于是刻意绕了个弯，从洁家的后房墙下，溜着墙根往回走。
到了她家北窗户下的时候，我停了下来，心里纠结着。我当时特别想把这本有故事的书拿给她看，这时候我们都大了，认识的字也几千个不止，不再需要小人书了。
“都啥时候了？你怎么还看闲书呢？”是她妈妈的呵斥。
“这哪是闲书？这是练习作文的辅导书。”洁不服不服的，更叛逆了。
“你当你妈识字少，你就能骗我啊？抄的大书也是大书，还曼什么回忆录，哪有这样的作文辅导？”她妈和她杠上了。
后来她娘俩继续说了什么我没听进去，洁把我给镇住了，她居然在高考最紧张的时候看《曼娜回忆录》，这可是一顶一的黄书啊。那她白天的兢兢业业都是在装清高呢？我曾经把泰戈尔指给她看，她用嘴型警告我，要把这事告诉给老师。
洁从小是班长，最喜欢向老师告状，我也就不敢再惹她了。
后来我都忘记我是怎么样抱着于连·索黑尔回的家了，母亲看着我宝贝一样抱一本厚书回来，瞥了一眼，啥话也没说。
她早就知道，我这毛病这辈子是很难改了。
其实，比这夸张的事儿在七、八年年前就发生过了。套用现在的话，她对我早有免疫了。怪谁呢？小的时候逼着我识字的也是他们，透过文字能有那么多的好玩的故事，诱惑太大，这就不能单怪我了。
拿到《红与黑》的七八年前，镇子上的商店“大高房子”里，靠南边的柜台上突然有一天有了一些颜色上的变化，以前的几年里那里都摆着一模一样的米黄色书，突然间一本木刻彩色封面的书出现，特别扎眼。
那是保尔·柯察金的木刻头像。
那时候，卖书的姐姐识字不多，是以我几次翻看那个段落，她都把我当做好学的孩子看待，让我靠着玻璃柜看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斜阳的影子把窗户板盖住了。
那时，我的裤子兜里的最底层有叠了三次的5元钱，它已经在里面呆了好几天了。
这5元钱是这样的，母亲说，我大了，要买一双像样的篮网鞋，很海军的那种，定价不用问都是四元七角钱。我揣着钱进入层高有5米的大高房子，不知怎么就被吸引到南边的柜台去了。
而鞋子是在东边的玻璃橱中静静等待着。
第一天到第三天就是这样过去了，我看到保尔寄宿于冬妮娅家的那个夜晚：
“呵，青春，无限美丽的青春呵，当情欲还没有被意识到，只是从急速的心跳而隐约地被感到的时候；当无意间触及爱人胸脯的手象受惊一样地颤抖和赶快移开的时候；当纯洁的青春的友情阻住了最后一着的时候；还有什么能比爱人搂着脖颈的手臂，比像触电一样的热烈的亲吻更甜蜜可亲的呢！”
“你都看了3天了，要不就买回去读吧，可多的人说这是一本名著呢！”那个姐姐已经摘下套袖，用鸡毛掸子虚虚地扫了两下玻璃上的光影，那是灰尘的幻觉。
我从外边捏了捏裤袋儿，犹豫着不说话。
“就到了这一本，都被你看褶子了。”
我本能地向东边的柜台再看了一眼，水波浪样子的条纹衬托的篮网鞋们像一排排停泊的船。
我对船是没感情的，我咽了一口唾沫。
“我明天早上再来！”
那个晚上，我几次想开口和母亲商量，我不买鞋了，但我早知道答案，所以一直没开口。
第二天一大早，“大高房子”正在卸窗户板，我就赶到了。卸窗户板是叔叔们的事儿，姐姐已经开始用抹布揩玻璃柜台了。
一块木板被一个叔叔挪开，阳光哗一下子闯了进来，照在她的胳膊上。
她今天戴着一对儿红色的套袖，阳光里，像两个吹起来的灯笼。
她递给我书的时候，朝阳的光从套袖里穿过，挤出拢在里面的一丝儿香味儿，那是熟玉米的味道，也可能是那本书的味道。
后来，不管“红袖添香”这个词有多少正确的解释，每触到这个成语，我的脑子里出现的画面就是那对儿红色的套袖，还有就是若有若无的玉米香味儿。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被我翻看了不知多少遍，非常可惜的是保尔和冬妮娅那么好的感情，最终成了一场空，很让人感伤。
这本书也是我理直气壮地拿出去交流的宝贝。
那时候，有书的人之间好像是一个神秘的地下组织，找到一本好书要分享给大家。那阵子，我的尉迟兄长刚刚从辽宁某地移民到我们村，他早已经到了娶媳妇儿的年龄，可是两间小一号的房子和吃上顿没下顿的粮食储备，没给他带来姑娘们的媚眼，却招来一帮穷小子。
那是因为他有很多书，于是他那狭小的土房子就成了我们几个人的俱乐部。我从未问过，他那些外国文学的书是从哪儿来的，在商店里我是从没有见过有卖的。
尉迟兄的家，洁从未去过，尽管我专门告诉过她。
“尉迟家有很多名著，外国的。”
“英子家也有一柜子。”从她回答我的神态看出，她是敷衍我。
英子家也是后来才迁到我们这里的，她家里一定有书，可是具体有没有一柜子那么多我不知道，我曾经从英子手里借到过一本《牛虻》，可惜现在也想不起具体情节来。
洁与英子那个阶段相约一起学习，大学考试在即，不看小说也罢，可是看见好书依然欲罢不能。
高三的那年，不知怎么手里就有了几毛钱。可能是看我的成绩没有受到影响的原因吧，我把这几毛钱公然换成一本萧红的《生死场》，母亲没有训我，只是低低地说了一声。
“语文才是根本。”她说的是那一摞语文课本，我连注释都背下来了，再没有啥新意了。
《生死场》是一本有情有义的书，配上与萧军的传说故事，很带劲儿。这书薄薄的一小本，举在手里也不累。我经常在晚饭后天黑之前的时候，坐在角落的木檩子上看一会儿，顺便走一走神。
那时看小说好像是偷吃好东西，总得要背着人，尤其是书中有男女的爱情描写，更要防范哪个促狭鬼从身后大喝一声，好像抓了个现行犯似的。
高三的下半年，从遥远的大别山来了几个新同学，其中有一位南方雨水滋润下的女生，口音陌生而甜糯，令人产生无边的好奇心。女生不知道从哪里听说我有《生死场》一书，为着萧红，她有一天放学后光临了一下我的陋室空堂。
那次要是换做一个男生，我一定不会答应借给他书。就算是陌生而甜糯的大别山，我也是再三叮嘱她看完即还，还当着她的面，包上书皮，以显示我的不情愿和极度小气。
结果估计你想到了，陌生而甜糯的大别山女同学最终也没有把书还给我。经过几次笑盈盈地推托，就到了紧张的摸底考试，接着进入考场，再接着她考完试回了一趟遥远的大别山。
我的《生死场》就这样再未回来过。
我的小气令我睚眦必报，在那个时髦过年过节时邮寄明信片的年代，大别山女生是唯一一个没有收到我明信片的同学。此后有了大学图书馆，我看见同一印次的《生死场》摆在那里，当我翻开的时候，它的扉页和封三都盖着学校的章，显得很陌生，不是我那本。之后也陆续买过再印、再版、新版等各种《生死场》，总不如我那本好。
现在，索性看电子版了。
长大以后，人们各奔东西，忙于生计。尉迟兄以他那些书为老本儿，开了一个小书店。每一学期寒暑假探家，他的书架都在扩张，不过增加的都是金庸、古龙、梁羽生、温瑞安这些，也有叫“全庸”的，它们把我熟悉的那些书挤进角落里，由于书店挨着马路，那上边落了很多灰。
最近一次与洁见面是今年年初的一个凌晨，大约三、四点钟的样子。
那会儿我住在老家的一个一楼的房间里，写有关过去家乡的文章，老人、旧事经常在脑袋里进进出出的。
忽然我看见空场上有一排七、八间光溜溜的、黄黄的泥土房子，房子的窗户很小，歪歪扭扭像是台湾的几米画上去的。
房前空地上有一个也是土坯砌成的洗脸池，上边还悬着一个水龙头。
洁推开一间土房的木门，端着一个洗脸盆，面无表情地走了出来。她的脸色菜灰、扁平，衣服像是穿过很多年的，素雅却朴旧，但是洗得干干净净的。
“咦！你怎么在这里？不是说你好几年前就死了吗？”我很吃惊地问洁。
洁没有答理我，她把洗脸盆使劲儿放在土坯台上，打开水龙头向脸上撩水。
“原来你一直在啊！那太好了，去我那里看书吧，我买了一屋子的大书。”我凑过去，双手去搬她的肩膀，想让她回转头来和我说话。
可是我发现她双肩硬板板的，怎么也搬不动。
我一着急，醒了过来。看看手机，已经快凌晨四点了。透过窗户，外边有些许黯淡的天光，院子却是空荡荡的，好像洁刚刚从那个空院子离开。
舅舅送我的那本小书一共收录了34首诗词，后来又增加了两首，我早就背熟了，那本书现在只能从藏品市场上偶尔还能看到；借我《红与黑》的语文老师早就退休，他喜好高度酒，现在还比我酒量大；尉迟兄已经不开书店二十来年，他现在是清洁能源公司的老板，专门跟烟囱排放物较劲，当然也挣了很多钱；大别山女生听说去当了老师，不知道会不会时而讲一讲萧红；那天晚上大缸后边的那个人，我确定他是会计，因为后来想起那个面袋子里好像是有粮食的。
洁其实早就死了，死于上个世界末，她终生未婚。
（2020年3月18~19日，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