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渔父意象：纯粹的隐士

渔父主题可以溯源至庄子和屈原。

《庄子·渔父篇》中有传世文献中最早的“渔父”形象，他是一个典型的道家隐士。在当时儒家思想显赫的时代背景下，庄子用渔父与孔子的遇会来讲道。渔父眼中的孔子是“苦心劳形以危其真”，是现世中的苦行者，因此他不能脱离人世而思考道的大义。

《楚辞·渔父》中的渔父，他与屈原对话，在“清”与“浊”“醉”与“醒”之间探求一种处世态度，最后笑而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渔父的怡然轻笑与执迷困世的屈原构成对比。

王逸《楚辞章句》曰：“‘渔父’盖亦当时隐遁之士，或曰亦屈原之设词耳。”

道家以“扁舟沧浪叟”的道者，表现隐而避世的内涵。后来的道家延续了庄子渔父意象的创作，只是渔父逐渐从“隐者”演变得更具神仙道气。在这类词中，常以水喻红尘俗世、将舟则成为济道得道的工具。如“水深舟运，物理昭彰”（张继先《满庭芳·闲里功夫》）、“仙舫小，人欲盼君家”（张继先《望江南·西源好》）。

其实“隐者”在儒家文化中也可找到对应。孔子就讲“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当然，儒家所提倡的“隐者”不是为追求道而抛弃世俗天下的“纯隐士”，而更是一种“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式的修行。

总的说来，初期的渔父形象比较纯粹，是一个隐世的老者形象。他有“道”的感悟，明“清浊”之分，抛开俗事而沉浸于个人的自由之中，而人也只有在休闲之中才能思考，进而获得自我的提升。

禅师的渔父词：禅宗思想与隐逸意味的碰撞

根据神田喜一郎《日本填词史话·填词的滥觞》中的考证，唐代释德诚（船子和尚）“最早用《渔父》词调作联章体，试用于禅文学中”，之后宋代许多禅师都以“渔父”为题，禅悦之风盛起。尤其惠洪觉范禅师开创“文字禅”，而表达禅宗思想的需要就促成对渔父意象的延展。

禅词中将渔父比作修行之人、将江海比作凡尘苦海、将游鱼比作尘世人心，而把船棹作为修行的工具、把舟船视为智慧的法门，于是“勤棹”“理棹”“抛竿”“上竿”都有了禅意，这些禅意是过去的渔父诗歌中所没有的。

事实上，相比于道家、道教和早期的佛教强调是真实地去避世，那么禅宗更多的是在现世之中而不去脱离现世的一种修行的法门。即便初庙堂之高，亦可以有宁静致远的心态，去探索人生的奥秘，这也是禅宗思想在当下依然能够被广泛认同的原因之一。

渔父词真正成就比较高的当然还是出于“正规军”的笔下。

张志和的《渔父词》是比较早的有浓重隐逸文化的文人词：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张志和《渔父词》

词中描写了一副桃花源般的人间仙境，让词中的渔父不愿离去。到底是渔父被美景所吸引而不归，词人将这景色和自己连为一体，享受自然不愿返回人世呢？

后来的文人词多“渔父”“渔歌子”“渔家傲”“拨棹子”等为调，专以渔父为题填唱，这类词不外乎以归隐为词旨，以清逸为词风。

这类文人词又大致分为两类：一是以渔父为对象化的描写，二是化身为渔父的主体化描写。前者如晏殊《渔家傲》：“神仙一曲渔家傲。绿水悠悠天杳杳，浮生岂得长年少。”后者如陆游《渔父》：“云散后，月斜时，潮落舟横醉不知。”苏轼《渔父》：“渔父饮，谁家去。鱼蟹一时分付。酒无多少醉为期，彼此不论钱数。”

文人创作的渔父词显然更加调和，而事实上，文人也不可能像道士和尚那样纯粹地避世；相比于禅词中宽容的渔父主题，文人词中的渔父意象又脱去了教义色彩。然而正是这种调和的隐逸文化，注定能够被更多的人接受，因而产生更多更经典的渔父诗词。

要之，渔父意象的转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的“渔父”是比较纯粹的隐士形象，代表隐遁立场：放下所有现世追求完全回归自然。而如隐士的生活方式，往往意味着闲适。

第二个阶段的“渔父”是修行者，其周遭的事物、行为皆被赋予了超脱的意象。借助这些意象来阐释佛理，渔父词在隐逸中生出休闲，在休闲中生出智慧的洞见、生出参悟。

第三个阶段的“渔父”不再被道隐或者修行者的身份所局限，而更像是一种通透的人生哲学，参悟了得失，放下了执著。无论身形如何，都可以有自由的心态；无论意识清晰与否，醒醉之间均可悠然。

李煜的《渔父》词属于文人词中对象化的渔父词一类。工笔画大师卫贤作好《春江钓叟图》请李煜题签，诞生了这两首《渔父》：

浪花有意千重雪，桃李无言一队春。

一壶酒，一竿纶，世上如侬有几人？

一棹春风一叶舟，一纶茧缕一轻钩。

花满渚，酒满瓯，万顷波中得自由。

“浪花有意千重雪，桃李无言一队春”可以说营造了一种桃源般的环境。

渔父冬雪独钓本是凄苦场面，而在李煜看来却满是羡慕，“世上如侬有几人？”

之所以让李煜心生羡慕之情，是因为渔父尽管贫困，却只身自由无碍无障；后主虽君，却身兼家国责任与愁怨。

“一棹春风一叶舟，一纶茧缕一轻钩。”随着春风，人也仿佛无拘无束，“茧缕轻钩”表明的是一种欲钓便钓，不问结果、不计得失的自由闲适。

“花满渚，酒满瓯，万顷波中得自由”将词人对自由的渴望推向极致。“万顷波”比喻现实世界种种无可奈何的汹涌澎湃，可是就在这满是泥淖之地，李煜也在想象着“花满渚，酒满瓯”去“得自由”，这是他内心的真实心声。

有人说这首词写于亡国前，李煜因为避免长兄文献太子的猜忌而表露的与世无争的心态；也有人认为《渔父》词写于亡国后，是李煜内心苦闷不得解的呼喊。其实，不论是哪种情境，李煜均是束缚累累的。

李煜把“闲适”的生活态度和超凡的教义假借都摘出去，从而得到了“渔父”主题的真正指向——自由。

然而正是李煜这个最没有自由的人，却在《渔父》中创造出最大的自由审美体验。

诚如王国维所言“词至李后主眼界始大，感慨遂深……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之意。”李煜《渔父》词中似乎唱出了世间所有人的苦闷与向往。

正所谓“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对于自由的渴望，像李煜这样错生帝王之家的词人来说尤为强烈。而久在樊笼里的万千世人，也注定能够感知到《渔父》词中所传达自由的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