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槐聚诗存》笺说039
钱锺书《槐聚诗存》笺说039
叔子寄示读近人集题句媵以长书
盍各异同奉酬十绝
一
心如水镜笔风霜，掌故拈来妙抑扬。月旦人多谈艺少，覃溪曾此说渔洋。
【笺说】
1939年，冒效鲁写了《光宣杂咏》一组29首品论光宣诗人的论诗绝句，涉及40位诗人。钱锺书诗题中的《读近人诗集题句》，应该就是指的《光宣杂咏》，大约后来冒效鲁结集《叔子诗稿》时改题。
冒效鲁是在上海“媵以长书”，就是长幅书写《光宣杂咏》，寄示给在昆明的钱锺书的；“媵”，本义指随嫁，引申为相送、致送之义，《尔雅》就说：“媵，送也。”钱先生收到冒诗后，对冒效鲁的品评，有同意的，也有些不同意见，这就是诗题中说所“盍各异同”，就是何不各有相异和相同；“盍”，就是何不之义。于是钱先生写了十首绝句奉答诗。
以七绝这种形式来论诗，由来已久，唐代杜甫就首创以诗论诗的《论诗绝句》，之后以绝句论诗多不胜数。《槐聚诗存》中，以诗论诗也是一个重要内容。
且看第一首。
心如水镜笔风霜，
首句说冒效鲁的品评，用心如水镜一样，照见纤毫，而且笔挟风霜，有力度。
“水镜”，水平如镜，形容评论光明而公平；《晋书·乐广传》：“尚书令卫瓘，朝之耆旧，逮与魏正始中诸名士谈论，见（乐）广而奇之，命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镜，见之莹然，若披云雾而睹青天也。”钱先生用“心如水镜”，是说冒效鲁是用真心来品评光宣诗坛人物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写的是其“心”，而不是其“评”。其心如水镜之明，纤毫必见，不一定就是其评如水镜之平，持之公平。下面几首论及一些人，钱先生就认为“颇失公”。读钱先生的诗，是要字字不放过的，此又读钱诗的人，须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稍不留意，则会意有所失。
此句中的“风霜”，是说冒效鲁笔力如风霜般凛严有力。此语前人多有，如陈与义《和若拙弟得陪游后园》：“莫道人人握珠玉，应须字字挟风霜。”
冒效鲁的品评，时有尖刻之语，如称王湘绮“滑稽老子”、李越缦“工丑诋”、易实甫“老去闲情浑未忏”、康有为“忠文私谥”、 林琴南“曲肩龋齿”、陈衍“阉肰媚世”等等，不一而足。所以，这里的“风霜”，正如自然界的风霜，有力度是一方面，苛酷也是一方面。先生所谓比喻之“像”，可有“二柄”，这里同一像，却不明言那一柄，是有深意的，正如前面的“水镜”之喻。
掌故拈来妙抑扬。
次句说，冒效鲁轻松地运用掌故，巧妙地或批评、或褒扬。
“掌故”，轶事与故事；龚自珍《己亥杂诗》第180首：“科名掌故百年知，海岛畴人奉大师。”
“抑扬”，批评与褒扬。明愚庵智及《次韵寄开化一元禅师》：“春深四大轻安否，佛祖权衡赖抑扬。”诗中的“抑扬”也是此义。
这句是称赞冒效鲁善于用云典故，特别要注意“拈来”二字，突出了冒效鲁对光宣诗坛掌故的熟悉与运用的举重若轻；而“妙”字则突出了掌故运用的巧妙。钱先生也是善于运用典故的人，所以对此深有会意。
月旦人多谈艺少，
第三句说，冒效鲁的《光宣杂咏》评论人的成分多，谈艺的成分少。
“月旦”，即“月旦评”，对人物才德的批评与评论；语出《后汉书·许劭传》：“初，（许）劭与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
“谈艺”，谈论艺术，这里主要是说诗艺，诗的写作、结构、句法、风格、比喻、修辞等等；龚自珍《己亥杂诗》第310首：“使君谈艺笔通神，斗大高阳酒国春。”
这一句，是这首诗的中心，也是指出冒效鲁这组诗的特点，也是不足。揆之冒效鲁的这组诗的内容，确是的论。
覃溪曾此说渔洋。
末句补足第三句，写冒效鲁的这种品评——“月旦人多谈艺少”，之前翁方刚就是这样评说王士禛的。
钱锺书先生在此首末自注：“翁苏斋评渔洋《论诗绝句》云然。”是说翁方刚认为王渔洋的《论诗绝句》（全名为《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二首》）也是“月旦人多谈艺少”。
“覃溪”，清诗人翁方纲，字正三，号覃溪，晚号苏斋，官至内阁学士。其论诗之作有《石洲诗话》。
“渔洋”，清诗人王士禛，字子真，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累官至刑部尚书，独创诗论“神韵”说，主盟诗坛半个世纪之久。所为诗清新蕴藉，刻画工整，著作众多，诗著主要有《渔洋山人精华录》。
此第一首是总论冒效鲁《光宣杂咏》的特点。大体是：公平如水，笔力如霜，穿插掌故，“月旦人多谈艺少”。
钱先生自己的著作，如《谈艺录》，尤其是《容安馆札记》，亦不免月旦人物严苛而略显刻薄，这与冒效鲁是相似的，但钱先生尤为注重谈艺，这在他的著作中一望而知，这是与冒效鲁不同的。
二
纷纷轻薄溺寒灰，真惜暮年迟死来。三复阿房宫赋语，后人更有后人哀。
【笺说】
钱先生在第二首诗末自注：“论石遗先生。”可见第二首诗，是针对冒效鲁在《光宣杂咏》对陈衍的评论而发的。
那么冒效鲁是如何评价的呢？冒效鲁在《光宣杂咏》第十八首说陈衍：“白发江湖兴不殊，阉肽媚世语宁诬？平生师友都轻负，不负萧家颖士奴。”语甚刻薄，没有一句正面的话。
冒效鲁在诗的首句说，陈衍一头白发，老年还江湖奔走，兴致与从前没差别。看似这第一句是好话，第二句写出来，则是坏话了：郑孝胥骂陈衍“阉肰媚世靡不为”之言，并不是对他的诬蔑。这就太过分了！郑孝胥在陈衍死后，曾作一诗，极尽谩骂：“狂且之狂能几时，历诋名教姑自欺。阉肰媚世靡不为，使我不忍与言诗。石遗已矣何所遗，平生好我私以悲。少善老暌将语谁，听水而在其知之。”冒效鲁诗中的“阉肰媚世”，就直接引自郑孝胥的诗，并认为不是诬蔑的。有了第二句，我们就知道冒效鲁的第一句诗，是说他一生都“阉肰媚世”。冒效鲁第三句说，陈衍把一生结交的师友都轻率地辜负了。这实际是指陈衍选编《近代诗钞》不公正，甚至师友，陈衍都持之不公。第四句说，相反，自己的厨子的诗却选了不少，未曾辜负。诗中，用“萧家颖士奴”的典故（宋钱易《南部新书·庚》：“萧颖士，开元中，年十九，擢进士第。儒释道三教，无不该通。然性褊躁，忽忿戾，举世无比。尝使一佣仆杜亮，每一决责，便至力殚。亮养疮平，复为其指使如故。人有劝，曰：'岂不知，但以爱其才而慕其博奥，以此恋恋不能去。’卒至于死耳。”）指陈衍会作诗的厨师张宗扬，这就把当时的文人学士与厨子平列，引起很多人来指责陈衍。而冒效鲁也来随帮唱影。
了解了冒效鲁的此诗，再来看钱锺书先生对此所发的议论。
纷纷轻薄溺寒灰，
第一句，许多人纷纷在陈衍死后贬斥他。
“轻薄”，是指这些人轻率与不负责任；此语出杜甫《贫交行》：“翻手为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
“溺寒灰”，语出《史记·韩长儒列传》：韩安国事梁孝王为中大夫，“后坐法抵罪，蒙狱吏田甲辱安国。安国曰：'死灰独不复燃乎？’田甲曰：'燃既溺之！’”此语本是对已获罪的人要迫害致死，犹如文革中的恶毒语言：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此指陈衍死后被一些人不当地批评。显然这些“纷纷轻薄溺寒灰”的人，当然有郑孝胥，也有冒效鲁。
真惜暮年迟死来。
第二句说，真可惜陈衍在暮年死得太晚。
“迟死”，就是死得晚，长寿而晚死；语出《抱朴子·对俗篇》：“凡人之受命得寿，自有本数，数本多者，则纪算难尽而迟死。”
此句是说其长寿则招辱，中国固有长寿则招辱的说法，本之《庄子·天地》：“富则多事，寿则多辱。”此句惋惜陈衍长寿招辱，含有愤愤不平之意。
三复阿房宫赋语，
第三句说，自己多次念诵《阿方宫赋》的话。
“三复”，就是多次重复念诵。“阿房宫赋语”，是指唐代杜牧的名赋《阿房宫赋》中结尾的话：“秦人不暇自哀，而使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复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为什么钱先生三复此语？
后人更有后人哀。
第四句是说，你们这些在陈衍死后贬斥他的后人，更有你们的后人为你们这些人感到可哀、可悲！
以钱钟书对陈衍的交往与感情，必然是不满冒效鲁对陈衍的评价。要知道，陈衍与钱家是世交。钱先生早年的风华绮怀的诗与诗才，为陈衍所赏识，并在《石遗室诗话续编》加以揄扬。钱先生的第一本诗集，陈衍并为其作序。而陈衍居留苏州，钱先生也两次赴其宅。钱先生赴英留学，陈衍与其做彻夜长谈，畅论名流，期望有加，并书诗以赠。因而钱钟书将此交谈笔录，保留了六十馀年，可见其对陈衍的敬重。
钱先生对陈衍是有“酬知”之情，当然他也并不是对陈衍盲目的称许，对陈衍也有客观的评价（参见《石遗先生挽诗》笺说），但是，钱先生是不可能无视时人对陈衍的人身攻击与不正当的评价。
三
嗜好原如面目非，舍长取短亦深文。自关耆旧无新语，选外兰亭序未闻。
【笺说】
钱锺书先生在第三首诗的诗末自注：“论《近代诗钞》所选散原初集诗。”可见此首是评论谈陈衍在《近代诗钞》所选的陈三立的诗。
陈三立，字伯严，号散原，江西修水人，光緖进士，官吏部主事，曾参与戊戌变法，为同光体主要诗人，著有《散原精舍诗文集》。陈三立为戊戌变法时力推湖南新政的巡抚陈宝箴之子，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之父。
嗜好原如面目非，
第一句说，人的喜好不同，正如人长得面目不同一样。
此句所述道理，在先秦典籍中就有了，《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目焉，吾岂敢谓子面如吾面乎？”。
这句其实是说，人的喜好不同，所以不同的人选编诗集，会从自己的喜好出发来选诗。陈衍其实也难脱此习俗牢笼。
舍长取短亦深文。
第二句说，陈衍所选编的陈三立的诗，是舍长取短，选择标准也是有深意的。
“舍长取短”，指的是陈衍编选《近代诗钞》，不选陈三立的好诗而选其不太好的诗。陈衍认为，陈三立在同光体中为“生涩奥衍”一派（钱仲联总结为“取境奇奥，造句瘦硬，炼字精妙”，见钱仲联编《近代诗钞》）。陈衍在《近代诗钞》的陈三立小传后，评论其诗谓：“（陈三立）为诗不肯作一习见语，……少时学昌黎学山谷，后则直逼薛浪语（季宣）。并与其乡高伯足（心夔）极相似。然其佳处，可以泣鬼神，诉真宰者，未尝不在文从字顺中也。”所以陈三立致力的诗风，陈衍并不欣赏，而欣赏其“文从字顺”的。陈衍曾说：“陈三立诗，予所不喜。凡诗必须使人读得，懂得，方能传得。散原之作，数十年后恐少过问者。早作尚有沉忧孤愤一段意思，而千篇一律，亦自可厌。近作稍平易，盖老去才退，并艰深亦不能为矣。为散原体者，有一捷径，所谓避熟避俗是也。”（见钱锺书《石语》。）所以陈衍“舍长取短”，就是舍弃陈三立的“生涩奥衍”的具有他个性风格的诗，而选取不具备他个性风格的“文从字顺”的诗。
这种取舍，是基于陈的“嗜好”，钱先生认为此举是“深文”。“深文”，不管在何种意义上使用，都含有“苛刻”的意味，“偏执”的意味，甚至阳作公正，实为阴斥的意味。
钱先生在此诗自注中说，陈衍所选均为“散原初集的诗”，不知何意？陈三立诗集计有1910年出版的《散原精舍诗集》、1912年出版的《续集》和1936年出版的《别集》，没有初集之名。陈衍编选《近代诗钞》出版于1923年，他所见到的陈三立的诗集，只有《散原精舍诗集》和《续集》，所选也止于《续集》下卷。钱先生的“初集”之说，如是指1910年出版的《散原精舍诗集》，则是误判了。
自关耆旧无新语，
第三句说，陈衍这样选编陈三立的诗，自然是由于老年人，没有什么新观点而导致。
钱先生此句出杜甫《解闷十二首》其六：“即今耆旧无新语，漫钓槎头缩颈鳊。”杜诗此前还有两句：“复忆襄阳孟浩然，清诗句句尽堪传。”是赞扬孟浩然的诗风清新，而感叹“耆旧无新语”，可见钱先生对陈衍选诗标准是有异议的。
“耆旧”，老年人。“无新语”，没有新意；此指陈衍没有超出个人嗜好的选诗标准。
选外兰亭序未闻。
第三句写由于老人“无好语”，所以选诗就有偏颇，第四句接着举例补充，没看见南北朝时梁昭明太子编选《文选》，也没选《兰亭序》吗？
此句的“选”，就是指《文选》；南朝梁太子萧统，编选先秦至梁的各体文章，取名《文选》。
“兰亭序”，《兰亭集序》的简称；为晋王羲之所作，是书为“天下第一行书”。但《文选》却未收王羲之《兰亭集序》，这就是“选外兰亭序”的含义。
“未闻”，没听说，没看见；指未看见《文选》未选《兰亭序》。
此首是批评陈衍的《近代诗钞》未能把陈三立的好诗收进去，以自己的嗜好作为去取的标准。
那么选诗应该有什么样的标准呢？钱锺书在《宋诗选注》列出了自己的标准：第一，押韵的文件不选；第二，学问的展览和典故成语的把戏也不选；第三，大模大样的仿照前人的假古董不选；第四，把前人的词义改头换面而绝无增进的旧货充新也不选；第五，有佳句而全篇太不匀称的不选；第六，当时传诵而现在看不出好处的也不选。这就是“六不”标准。
附带在这里介绍一下钱锺书《管锥编》第三册1112页对《兰亭序》的论述。钱先生评价兰亭序说：
窃谓羲之之文，真率萧闲，不事雕琢，寥寥短篇，词意重沓。……顾羲之之于字体不肯复犯，而于词意之复犯，了不避忌，岂抟心揖志在乎书法，文章本视为馀事耶。
这是说，《兰亭序》“词义重沓”，是其病。
钱先生还指出，王羲之《兰亭序》“齐彭殇为妄作”，“盖羲之薄老、庄道德之玄言”，而崇五斗米教之“方术秘法”，认为“识见不高”：
其诋“一死生”、“齐彭殇”为虚妄，乃出于修神仙、求长寿之妄念虚想，以真贪痴而讥伪清净。识见不“高”正复如此，……病其未能旷怀忘忧，尚浅乎言之矣。……羲之谓於长生久视非不能致也。倘貌取皮相，羲之此《序》低回慨叹，情溢於辞，殊有悱恻缠绵之致；究其心蕴，析以义理，反杀风景。
尽管钱先生指出《兰亭序》的这些文字与内容倾向的瑕疵，但他仍然认为“《文选》去取之故未敢揣测。”
四
比拟梧门颇失公，过庭家学语相同。哑然数典参旁证，意取诗坛两录中。
【笺说】
钱先生的第四首诗为何而发？我们在冒效鲁的《光宣杂咏》，只看见第十八首谈到陈衍，未见其他。原来另有原因。1941年12月21日，冒效鲁在《社会日报》上刊发了一首五律，其第一句，冒效鲁有自注：“家君挽石遗云：'诗钞法梧门，诗话袁随园。’默存见之甚为不平，答余论诗绝句有云：'比拟梧门论未工，君家父子语雷同。’”
由此可知，钱先生此诗原来是针对冒效鲁的父亲冒鹤亭说陈衍“诗钞法梧门”，并联系冒效鲁对陈衍的认识而写了此诗。
冒效鲁的父亲冒广生，字鹤亭，晚号疚斋，江苏如皋人，系出蒙古，乃成吉思汗、忽必烈之苗裔。曾任清刑部及农工部郎中，民国历任农商部全国经济调查会会长、江浙等地海关监督；抗战胜利后任中山大学教授、南京国史馆纂修。主要著作著作有《小三吾亭诗文集》。
比拟梧门颇失公，
首句说，冒鹤亭把陈衍比作法式善，真是有失公允。
此句诗是针对冒鹤亭写的陈衍挽诗“诗钞法梧门”而发。“诗钞”，是指陈衍编写的《近代诗钞》。
“梧门”，即清诗人法式善，字开文，号时帆，又号梧门，满人，善诗，著有《梧门诗话》。
冒鹤亭为什么说陈衍有如法式善呢？原来法式善一生好诗，他在居所筑“诗龛”，结交各地诗人画家，尤喜奖掖后进、提携寒俊，得海内名流咏赠，即投诗龛中。他并且把这些人的诗结集为《朋旧及见录》，他在《例言》中说：“十年听雨者，谓之朋旧；千里论交者，亦谓之朋旧。”并说诸位“前辈”和“君子”，“始通缣素，继托心知。又或因其父兄，逮其子弟；或因其弟子，及其先生；若此类者，其诗皆录存。”此书所载朋旧多达七百多人，遍及各地域各诗派。
这些行为，与陈衍编选《近代诗钞》确有些相似。但是，《近代诗钞》却是清末民初诗坛的重要结集，并不仅是交往者的诗集选钞，非法式善所能比，这是为人所肯定的。
冒鹤亭在陈衍逝世时，在挽诗中不合理地贬低《近代诗钞》的地位，就有些不当了，所以钱先生说“比拟梧门颇失公”。
过庭家学语相同。
第一句说了冒鹤亭，第二句说到冒效鲁：你是子承父教，贬低陈衍的用语都相同。
“过庭家学”，语出《论语·季氏》：“（孔子）尝独立，（其子）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立。’鲤退而学诗。”后世谓承父教为过庭家学。钱先生运用这个典故，是说冒效鲁接受了父亲冒鹤亭的观点。
“语相同”，是指父子俩贬斥陈衍的语气相同。此句原为“君家父子语相同”，更是明确点出是冒氏父子。说“语相同”，钱先生是比较客气的了，实际冒效鲁《光宣杂咏》中的言辞（见第一首的笺说所引）有甚于其父。
哑然数典参旁证，
第三句写，查点评价陈衍的先例，看看可供参考的旁证，不禁无声而笑。
“哑然”，无声失笑。笑什么？是笑“参旁证”所看到的汪辟疆的比拟，竟然与冒鹤亭的比拟一致，禁不住失笑。
“数典”，就是查点先例；如《左传·昭公十五年》：“籍父其无后乎！数典而忘祖。”钱先生用“数典”一语，言外冒鹤亭的观点也是有来历的，不能“忘”其“祖”。
“旁证”，就是佐证，就是冒鹤亭贬斥陈衍所来有自的旁证。具体“旁证是”什么？请看第四句——
意取诗坛两录中。
第四句说，打算选取的旁证，就在诗坛两录中。
“意取”，内心选取；白居易《竹窗》：“开窗不糊纸，种竹不依行。意取北檐下，窗与竹相当。”
“诗坛两录”，钱先生在此首诗末自注：“《乾嘉诗坛点将录》以法时帆比朱武，《光宣诗歌点将录》以石遗比朱武。”
这里有必要说说这两个点将录。
点将录，这种形式始于清舒位的《乾嘉诗坛点将录》。舒位，乾嘉著名诗人，字立人，号铁云，直隶大兴人，一生未仕，四海漂泊，著有《瓶水斋诗集》。他首开以点将录的形式品评诗人，撰有《乾嘉诗坛点将录》。
《光宣诗坛点将录》，是继舒位之后的又一部此类诗学著作。作者汪国垣，字辟疆，号方湖，近代诗学研究的著名学者，力主同光体诗人，尤推重陈三立。
这些点将录，大体相同，大抵按照《水浒传》一百单八将的形式，一般把诗人分别列为：一、诗坛旧头领一人；二、诗坛都头领二人；三、掌管诗坛机密军师二人，四、一同参赞诗坛军务头领一人；五、掌管钱粮头领二人；六、马俊五虎将五人；七、马军大骠骑兼先锋使八人；八、马军小彪将兼远探出哨头领十六人；九、步军头领十人；十、步军将校十七人；十一、四寨水军头领八人；十二、四店打探声息邀接来宾头领八人；十三、总探声息头领一人；十四、军中走报机密步军头领四人；十五、守护中军马军骁将二人；十六、守护中军步军骁将二人；十七、专管行刑刽子二人；十八、专管三军内探事马俊头领二人；十九、专管监造诸事头领十六人。
在舒位的《乾嘉诗坛点将录》中，他把诗人法式善拟为“一同参赞诗坛军务头领的地魁星神机军师朱武”，而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则把陈衍也拟为“地魁星神机军师朱武”。朱武，号称神机军师，但在《水浒传》中实无大本事，也无大作为。这样，冒鹤亭以陈衍比拟法式善，是其来有自，有所祖述，旁证宛在。
《光宣诗坛点将录》的排位，陈衍对汪辟疆也是不满的。钱先生在《石语》中说：“后晤辟疆，知丈（按：指石遗）以《点将录》中仅比之为神机军师朱武，颇不悦。余亦以为辟疆过也。”今人王培军也说，“至石遗诗，多柷敔之音，近于枯槁，非诗家胜境，不足与散原、海藏匹，然其佳者，亦能生新雅键，为当日一名家也。即方湖（即汪辟疆）深恶其人，攻之不遗余力，亦未许一笔抹杀。方湖早年，尤称道之，……后来交恶，遂肆口诋之，……故多意气，大失公道。”（《光宣诗坛点将录笺证·前言》）
此第四首诗的评价波澜，并未就此平息。据今人刘聪说，1941年12月21日冒效鲁在《社会日报》上刊发了一首五律《默存近来颇勤著述汲汲焉有志不朽褒贬前贤自矜悬联解戏作此诗调之》，在诗句的自注中说：“家君挽石遗云：'诗钞法梧门，诗话袁随园。’默存见之甚为不平，答余论诗绝句有云：'比拟梧门论未工，君家父子语雷同。’盖服膺墨守，不自润色者也”。这就直指钱锺书先生服膺陈石遗，墨守旧辙，不知改进。在诗中，冒效鲁还以陈石遗和李越缦“二豪”相压，在尾联并调侃说，钱氏要不怕打脸（即“控颐”），就放笔去写吧。这样的诗虽貌似玩笑，却已不免有冒犯之意。
钱锺书先生在12月30日《社会日报》上，对冒氏此五律有答诗《答孝鲁见嘲》。钱先生在诗中回答说，“石遗未曾师，越缦堪尚友。一长有可录，二老亦不朽。伊余陋独学，闻道生已后。敢逐康成车，朴簌嗤囊垢。无师转多师，守黑非墨守。惟其空诸傍，或可虚尽受。町畦稍得化，人弃我有取。”申说自己从未以石遗为师，自己是空诸依傍，转益多师，不为门户所限，并在诗末说：“旧闻鉴隙末，与子当敬久。见犯吾勿校，得情吾何咎。但问逞嘲诙，于意今解否。”还希望冒效鲁能以前人凶终隙末的旧闻为鉴，与自己相敬长久。
在收到《答孝鲁见嘲》后，冒氏又答和了一首，与钱诗刊在同一日的《社会日报》上，冒效鲁既称前言为戏语，并以诗谢过，二人间的这场风波也就自此揭过。（以上参见刘聪《续谈<社会日报>上的钱锺书诗》）
五
人情乡曲惯阿私，论学町畦到品诗。福建江西森对垒，为君远溯考亭时。
【笺说】
钱锺书在此诗末自注：“论《宋诗精华录序》。”可见此诗是针对陈衍《宋诗精华录序》而言。那么，钱先生议论了些什么呢？
人情乡曲惯阿私，
第一句，钱先生指出，人的情感有惯性，很容易偏袒同乡人的私见。
“乡曲”，同乡；苏辙《试院唱酬十一首 次前韵三首》：“太守况兼乡曲旧，会须投辖止行车。”
“阿私”，维护私见；《庄子·天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 此处指维护同乡人的并不一定正确的私见；钱先生在别的地方也说：
文人相轻，故班固则短傅毅；乡曲阿私，故齐人仅知管晏。合斯二者，而谈艺有南北之见，虽在普天率土大一统之代，此疆彼界之殊，往往为己长彼短之本。至于鼎立之局，瓜分之世，四始六艺之评量，更类七国五胡之争长，亦风雅之相斫书矣。（《谈艺录（补订本）》四四则）
论学町畦到品诗。
由于“乡曲阿私”，第二句接着说，各自为界，从论学一直到品诗。
“町畦”，本指田界，引申为事物的界限；这里指后者，如金元好问《赵闲闲真赞》之一“不立崖岸之谓和，不置町畦之谓诚”，这里的“町畦”，也是界限之义。
前两句是总说乡曲阿私，渗透到学术的各个方面。下面两句就具体说到了福建与江西在诗学上的“乡曲阿私”了——
福建江西森对垒，
第三句就谈到在在品诗上，福建和江西对垒森然。
这里说的“福建”，是指以陈衍为代表的同光体的闽派，陈衍是福建福州人；“江西”，是指以陈三立为代表的同光体赣派，陈三立是江西修水人。两派，同为同光体，都宗尚宋诗，但在推崇的宋诗人与宋诗流派上，又有分歧。
这首诗，是批评陈衍的《宋诗精华录》之序，有“福建江西森对垒”的言论倾向。陈衍在所选编的《宋诗精华录》的序中，以音乐比喻诗歌，接着说“然如近贤之姚唐宗宋，祈向徐仲车、薛浪语诸家，在八音率多土木，甚且有土木而无丝竹金革，焉得命为'律和声，八音和谐’哉！故本鄙见以录宋诗，窃为宋诗精华，乃在此而不在彼也。”陈衍说的“近贤”，就是暗指陈三立。
陈衍的门人黄曾樾笔记《陈石遗先生谈艺录》云：“师云：所谓高调者，音调响亮之谓也。如杜之'风急天高’，是矣。散原精舍诗，则正与此相反。”又说：“师云：散原精舍诗，专学生涩，盖欲免俗免熟，其用心苦矣。”这不正是说陈三立“在八音率多土木，甚且有土木而无丝竹金革，焉得命为'律和声，八音和谐’哉！”
为君远溯考亭时。
末句说，这种福建江西对垒的情况，可以为你一直追溯到宋代的朱熹那时。
“考亭”，指宋人朱熹，著名理学家，他虽祖籍江西婺源县，却出生于福建三明市，终老于建阳（今福建南平市）考亭，为宋代理学中的闽派代表人物。
钱先生在此句末有一自注：“朱子语，见《语类》卷百三十九。”指出了朱熹说的与“江西森对垒”的话的出处，在《朱子语类》百三十九卷中，朱熹批评了江西诗派。江西诗派，是以黄庭坚为代表的诗派，为诗强调“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即或师承前人之辞，或师承前人之意；崇尚瘦硬奇拗的诗风，追求字字有出处。这一重要的宋诗派，亦为同光体中陈三立为代表的赣派所师法。钱先生后来在《谈艺录（补订本）》二一则曾论到：
（朱子）于象山争而不胜，又因象山作《王文公祠堂记》，亦为荆公平反，乃激而移怨江西人，并波及荆公，真爱屋及乌，而恶及储胥者。《语类》卷一百二十四曰：“江西士风，好为奇论，耻与人同，每立异以求胜，如荆公、子静”；卷一百三十九曰：“大率江西人，都是硬执他的横说，如王介甫、陆子静。”皆王陆并举，殊耐寻味。
可以说，此诗的一二句揭示了“福建江西森对垒”的地域原因，而三四句则揭示了历史渊源。
六
临汉论诗有别裁，言因人废亦迂哉。当前杜老连城璧，肯拾涪翁玉屑来?
【笺说】
第六首诗没有钱锺书先生的自注提示我们这首诗论述了什么，我们先一句句来阅读。
临汉论诗有别裁，
第一句说，魏泰论诗的观点，有他自己的特别的选择。
“临汉”，指宋代的魏泰，他著有《临汉隐居诗话》，因而人称临汉。魏泰，字道辅，襄阳人，出身世族。因逞强行霸，尝于试院中殴打考官几死。一生未作官，博览群书，不思仕进。性诙谐，尤好谈朝野趣闻。善辫，与人谈笑，莫有能挡其词锋者。晚年居家，倚仗姐夫宰相曾布之势，横行乡里，邑人深为不满。爱讹托他人之名作书，如借武人张师正名作《志怪集》、《括异志》、《倦游录》；借梅尧臣名作《碧云騢》。他以真名著有《临汉隐居集》二十卷、《临汉隐居诗话》一卷、《东轩笔录》十五卷。
“别裁”，即自己特别的见解；此指魏泰所作《临汉隐居诗话》诗论见解与时人有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曰：“（魏）泰为曾布妇弟，故尝托梅尧臣之名，撰《碧云騢》以诋文彦博、范仲淹诸人。及作此书，亦党熙宁而抑元佑。如论欧阳修则恨其诗少馀味，而于'行人仰头飞鸟惊’之句始终不取；论黄庭坚则讥其自以为工，所见实僻，而有'方其拾玑羽，往往失鹏鲸’之题；论石延年则以为无大好处；论苏舜钦则谓其以奔放豪健为主；论梅尧臣则谓其乏高致。惟于王安石则盛推其佳句。盖坚执门户之私，而甘与公议相左者。……然如论梅尧臣《赠邻居诗》不如徐铉，则亦未尝不确。他若引韩愈诗证《国史补》之不诬，引《汉书》证刘禹锡称卫绾之误，以至评韦应物、白居易、杨亿、刘筠诸诗，考王维诗中颠倒之字，亦颇有可采。略其所短，取其所长，未尝不足备考证也。”《提要》既批评其门户之见，又认为有“颇有可采之处”，这大约就是魏泰的“别裁”所在。
言因人废亦迂哉。
第二句写，魏泰虽人品有缺，但不能因人废言，那样就太迂腐了。
“言因人废”，即“因人废言”，为诗律平仄而稍作词序改动。“因人废言”，语出《论语.卫灵公》“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迂”，过于拘泥；苏轼《教战守》中批评“迂儒之议”，即用“迂”之拘泥之义。
此句意谓不能因魏泰其人，而看不到其诗话的价值。钱先生《谈艺录（补订本）》第二则【附说一】指出：
魏泰《临汉隐居诗话》云：'黄庭坚喜作诗得名，好用南朝人语，专求古人未使之事，又一二奇字，缀茸而成诗。’……山谷狐穴之诗，兔园之册，无可讳言。”钱先生又指出：“《容斋四笔》卷九《书简循习》条指摘当时笔札之奇儇而'求雅反俗’，山谷或难辞作俑之咎耶。山谷散文每有此病。
钱先生在引用他人批评黄庭坚“行文最涩”后，进而指出：“'涩’之一字，并可评目黄诗耳。”最后又归结到对《临汉隐居诗话》的评价：“论者以魏道辅立身险鄙，与苏黄党派不同，遂因人废言，谓其语不足信。”
这正与此诗的“言因人废亦迂哉”，语意相同。
当前杜老连城璧，
第三句说，当前有杜甫老先生连城璧似的美玉。
钱先生的此句诗，出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的第十首：“少陵自有连城璧，奈何微之识珷玞。”元好问的这首诗，是批评元稹在《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中只是看重杜甫“排比铺张”的长律，元好问认为这只是杜诗之一体，在杜诗中亦非上乘，故认为元稹（字微之）只“识碔砆（似玉之石）”。钱先生这里，只是用元好问的上句，是说杜甫的诗才价值连城。
“连城璧”，价值连城的美玉，即和氏璧；见《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赵惠文王时，得楚和氏璧。秦昭王 闻之，使人遗赵王书，愿以十五城请易璧。”此后以“连城璧”，指极珍贵的东西。
为什么在这句中突然提到杜甫？因为江西诗派也推尊杜甫，称杜甫为江西诗派之祖，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的“一祖”即指杜甫。所以钱先生此句提到杜诗的价值，认为江西诗派推尊杜甫是对的，有意义的。
肯拾涪翁玉屑来。
第四句说，既然杜甫有连城之璧，怎么肯于捡拾黄庭坚的那些玉屑呢？——如今俗语所言，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肯”，是岂肯、怎肯之义；宋虞俦《挽范承事诗》：“分米谁怀惠，兼金肯拾遗。”
“涪翁”，黄庭坚，字鲁直，号山谷，又号涪翁，宋代著名诗人，为盛极一时的江西诗派开山之祖，与陈师道和陈与义素有“三宗”（黄庭坚为其中一宗）之称。
“玉屑”，本义为玉的碎片，但也引申为华而不实的文辞。要注意的是，此处“涪翁玉屑”，窃以为应理解为“涪翁”之“玉屑”，而非“涪翁”是“玉屑”，也就是说山谷的有些诗，有些诗法，只是“玉屑”，没什么特别大的价值，但也并不是完全否定山谷的诗。相对于杜甫被评价为“连城璧”，钱先生认为黄庭坚的有些诗，只是有些“玉屑”般的价值，更不能与“连城璧”的杜甫比。所以取法乎上，还是应该向杜甫学习。
那么，那些东西是山谷的“玉屑呢？”钱先生《宋诗选注》对黄庭坚的评价：
他（黄庭坚）说：“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於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无一字无来处”就是钟嵘《诗品》所谓“句无虚用，语无虚字”。钟嵘早就反对这种“贵用事”、“殆同书抄”的形式主义，……“读书多”的人或者看得出他句句都是把“古人陈言”点铁成金，明白他讲什么，“读书少”的人只觉得碰头绊脚无非古典成语，仿佛眼睛里搁了金沙铁屑，张都张不开，别想看东西了。当然，以前李商隐和师法他的西崑体的作者都爱把古典成语镶嵌到诗里去的，不过他们跟黄庭坚有极大的不同。李商隐的最起影响的诗和西崑体主要都写华丽的事物和绮艳的情景，所采用的字眼和词藻也偏在这一方面。黄庭坚歌咏的内容，比起这种诗来，要繁富得多，词句的性质也就复杂得多，来源也就广博冷僻得多。在李商隐，尤其在西昆体的诗里，意思往往似有若无，欲吞又吐，不可捉摸；他们用的典故词藻也常常只为了制造些气氛，仿佛餐厅里吃饭时的音乐，所以会给人一种“华而不实”、“文浮於意”的印象。黄庭坚有著著实实的意思，也喜欢说教发议论，不管意思如何平凡，议论如何迂腐，只要读者了解他用的那些古典成语，就会确切知道他的心思，所以他的诗给人的印象是生硬晦涩，语言不够透明，仿佛冬天的玻璃窗蒙上一层水汽，冻成一片冰花。……读者知道他诗里确有意思，可是给他的语言像帘子般的障隔住了，弄得咫尺千里，闻声不见面。正像《文心雕龙》《隐秀》篇所说，“晦塞为深,虽奥非隐”；这种“耐人寻味”是费解，不是含蓄。
这大约就是钱先生为什么主张不要学习黄庭坚的这些“玉屑”了。由此可知，此诗是批评同光体诗人，只注重学习江西诗派，而不能上追杜甫，以杜诗为学习的典范。
七
水最难为观海馀，涪翁那得少陵如。昌黎石鼓摩挲后，便觉羲之逞俗书。
【笺说】
第七首诗紧承第六首三四句，仍然是将杜甫与黄庭坚相比较。
水最难为观海馀，
第一句说，观看苍茫大海后，一般的江河之水就难入人的法眼。
此句由《孟子·尽心上》变化而来：“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门者难为言。”沧海同样是水，但却与“溪湖江河”不可同日而语，不可等量齐观，甚至难以被他人看作水，难以自认为能成为水。唐代元稹的名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离思》），也是从此而来。
涪翁那得少陵如。
第二句点出，黄庭坚哪里能够与杜甫相比！
“涪翁”，是黄庭坚的号；“少陵”，是杜甫的字。联系上句，杜甫是“沧海”，黄庭坚就是“为水”也难。
昌黎石鼓摩挲后，
第三句写，韩愈摩挲过石鼓文之后。
“昌黎”，就是唐代大诗人韩愈，字退之，因祖籍河北昌黎，故人称韩昌黎。
“石鼓”，是唐初始发现的周代文物，石质，其形如鼓，上刻十首四言组诗，书体为大篆，刻法精工。
“摩挲”，抚摸。韩愈曾手抚石鼓，观赏石鼓文，写下过《石鼓歌》。此句即来自于《石鼓歌》的“牧童敲火牛砺角，谁复着手为摩挲？”
第三句句意未完，与第四句才组成完整的意思：
便觉羲之逞俗书。
第四句说，韩愈抚摸石鼓文后，便觉得王羲之炫耀的是世俗的书法。
句中“逞”，是炫耀、卖弄之义。这一句也来自于韩愈的《石鼓歌》，韩愈在摩挲石鼓后，感慨地说：“羲之俗书趁姿媚，数书尚可博白鹅。”韩愈是说王羲之的书法，不及石鼓文所显现出来的古茂朴质，而是俗艳姿媚。
三四句是借用韩愈在《石鼓歌》中感慨，进一步揭示“涪翁那得少陵如”。与上首连读，意思更见明显，也是对追随陈三立学习黄庭坚诗风的同光体赣派诗人，包括冒效鲁的批评与规诫。
读至此，尚要补充一下对韩愈“羲之俗书趁姿媚”的不同理解。
据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的《石鼓歌》注所引前人议论，都集中在“俗书”是何义的不同理解上。如宋魏怀忠注韩愈此句，引《补注》云：“王得臣《麈史》云：'王右军书多不讲偏旁。’此退之所谓'羲之俗书趁姿媚’者也。”这是一种意见，认为不讲偏旁，即是俗书。
清代方成珪《笺正》则反对，认为：“俗书对古书而言，乃时俗之俗，非俚俗之俗。《麈史》之说非是。”主张俗书是指当时的俗间书体之义。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也说，“隶书风俗通行，别于古篆，故云俗书，无贬右军意。”这都是在维护韩愈称王羲之为“俗书”是有根据的，并不是恶意贬斥王羲之这位书圣。
这些还都纠缠在什么是“俗书”上，并未关注王羲之的书法是否“姿媚”。近观今人季惟斋《书史》，则引山谷跋称《兰亭》“虽为真行书之宗”，“不能无小过”。季论曰：“然兰亭之小过处为何，鲁直未道明。愚姑且億度之。诸本摹写或失之肥瘦，亦自成妍，然终有标准，在于吾心。以《神龙本》之妍媚，用笔轻扬有过，信非晋人气脉，而必有取於《定武本》之贞定，以调和之，然《兰亭》真迹，必已微有轻扬妍浮之气，是谓小过所在，惟不似《神龙本》之显露耳。”此则明论王羲之书法本有“轻扬”、“妍媚”、“妍浮”之气，此等语，与韩愈之“妍媚”何异？
吾非书家，引此题外话，供读者诸君一览而已。
八
教化何妨广大看，一长可录选诗宽。虚心肯下涪翁拜，揖赵推袁亦所安。
【笺说】
此第八首似为选诗而发。
教化何妨广大看，
首句说，教育感化的受众要广大，何妨选诗要从这个角度看待。
此句本应为“何妨教化广大看”，因声律而改动了词序位置，但意思不变。
“教化广大”，教育感化之广；此语本出唐张为《诗人主客图》，他称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列为首类，其馀六人依次孟云卿为“高古奥毅主”、李益为“清奇雅正主”、孟郊为“清奇僻苦主”、鲍溶为“博解宏拔主古”、武元衡为“环奇美丽主”；每一人下又列若干人，归属为其类。
一长可录选诗宽
第二句接续第一句，既然要“教化广大”，那么：诗人有一个长处，就要选录，选择的标准要宽一些。
“一长可录”，语出朱熹《论语集注》：“盖君子于细事未必可观，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虽器量浅狭，而未必无一长可取。”
钱先生在第一句中主张“教化广大”，是强调选诗要不拘一格，不以个人“嗜好”，而有失公正。在第二句中，强调选诗要“宽”，有“一长”即可录，似是针对前面陈衍的《近代诗钞》采录陈三立的诗“舍长取短”而言，因而在这里进一步提出自己的见解。
虚心肯下涪翁拜，
前面两句说选诗要宽，第三句则一转，谈到选诗要虚心，对黄庭坚也要肯于尊敬。
此句由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而来，元好问在第二十八首中论述黄庭坚及其江西诗派：“古雅难将子美亲，精纯全失义山真。论诗宁下涪翁拜，不作江西社里人。”
对元好问此诗的解读，历来有两种意见，分歧在两处：
一是对元好问诗的前两句的理解。翁方刚在《石洲诗话》认为，是讲山谷学杜、学义山；而郑献甫《书石洲诗话后》则针锋相对地说，“首二句言江西诗社之毛病”。
分歧的第二点在“宁”之一字。宗廷辅《古今论诗绝句》中说：“查初白云：'涪翁生拗锤炼，自成一家，值得下拜。’此读'宁’为'宁可’之'宁’也，固为调停，非先生意。'宁下’者，'岂下’也。”钱先生在《谈艺录（补订本）》第四四则中，不赞同宗廷辅的意见，他说：
遗山诗中“宁”字，乃“宁可”之意，非“岂肯”之意。如作“岂肯”解，则“难将”也，“全失”也，“宁下”也，“未作”也，四句皆反对之词，偏面复出，索然无味。作“宁可”解，适在第三句，起承而转，将合先开，欲收故纵，神采始出。其意若曰：“涪翁虽难亲少陵之古雅，全失玉溪之精纯，然较之其门下江西派作者，则吾宁推涪翁，而未屑为江西派也”；是欲抬山谷高出於其弟子。
钱先生这句“虚心肯下涪翁拜”的“肯”，不同于“肯拾涪翁玉屑来”之“肯”，那里是“不肯”、“岂肯”，而这里是真“肯”；何况后面还有“揖赵推袁亦所安”一句。
这就带来一个疑问，第六首说“当前杜老连城璧，肯拾涪翁玉屑来”，这里又说“虚心肯下涪翁拜”，岂非矛盾？窃以为，那里说的是山谷的“玉屑”，看似好词，实为贬词，是指山谷学杜诗“连城璧”不到位的“玉屑”，选诗就不能选这样的“玉屑”。
而此首说的是，虽然如此，但黄山谷毕竟还是有“一长”的，他的一些好诗，还是要选的。我们看到在钱先生的《宋诗选注》里，只选了黄庭坚的三首诗，虽然少了些，还是选了。
这是一方面，从另一方面看，钱先生的此句诗从元好问的那一句来，元好问的意思，要学习江西诗派，宁肯去学他们的祖师爷——黄庭坚去，也不作“江西社”里的人。所以钱先生所说“虚心肯下涪翁拜”，主旨也是劝说人不要作“江西社”里的人，还是要“转益多师”。
揖赵推袁亦所安。
第四句接着第三句，既然“肯下涪翁拜”，那么相比之下拜揖赵翼，推崇袁枚，也会心安。
“揖赵推袁”，拜揖赵翼，推崇袁枚。此语据《随园诗话》卷四六九则记载，“桐乡有程拱宇者，画《拜袁揖赵哭蒋图》，其人非随园、心余、云松三人之诗不读。”“赵”，为赵翼，字云松，号瓯北。“袁”，为袁枚，字子才，号简斋，世称随园先生。二人与蒋士铨为乾隆诗坛鼎立之三大家。
此言选诗要宽，各流派、大小诗人的好作品都应选入，学诗者要转益多师，不必固守一派。显然，也是针对当时宗宋、宗江西诗派的同光体诗派而言。
九
雏凤无端逐小鸡，也随流俗附江西。 戏将郑婢萧奴例，门户虽高脚色低。
【笺说】
此诗批评同光体向江西诗派学习的一些年轻诗人，当亦包含冒效鲁在内吧？
雏凤无端逐小鸡，
首句字面说，雏凤没道理的追随在小鸡的后面。实是比喻说冒效鲁年少就有才华，怎么也没道理的混在宗尚江西诗派的年轻人堆里。
“雏凤”，小凤凰；比喻少年即显露才能的人。语出李商隐《韩冬郎即席为诗相送，一座尽惊；他日余方追吟，连宵侍坐，徘徊久之，句有老成之风。因成二绝寄酬，兼呈畏之员外》诗，称赞韩偓：“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钱先生这句诗，是用“雏凤”比拟冒效鲁。
“逐小鸡”的“逐”，意谓追随；而“小鸡”，指江西年辈较低的人。钱先生对此句诗有自注：“沈茂倩《野获编》记高新郑以斗鸡联句嘲严分宜，盖明俗呼江西人为鸡。”这个自注里，高新郑，是明代的高拱，字肃卿，号中玄，是河南新郑人，史称“高新郑”，官拜文渊阁大学士、内阁首辅。严分宜，就是严嵩，字惟中，因为是江西新余市分宜县人，故称“严分宜”，是明代奸相。当时严嵩权势熏天，高拱曾以韩愈《斗鸡联句》中“大鸡昂然来，小鸡悚而待”的诗句，嘲笑严嵩在下僚前的姿态。“大鸡”，即指严嵩，因为是江西人；“小鸡”，即指附庸、巴结严嵩的人。高拱为什么引韩愈的《斗鸡联句》，原来“当时京师人称江西人曰'鸡’。”
钱先生这里的“小鸡”之称，指的就是围绕在陈三立周围的同光体的赣（江西）派诗人。
也随流俗附江西。
第二句承第一句说道，冒效鲁这样的才人也追随时俗流行的风气，附庸在江西诗派的人堆里。
“江西”，即指同光体中以陈三立为代表的同光体中的赣派。
钱先生对这种诗坛流行的宗江西诗派的风气，是持批评态度的。钱先生在《谈艺录》第二九则，批评竞陵诗派：“竞陵诗派锺谭辈自作诗，多不能成语”，然后例举其“磬声知世短，墨迹引心遐”，“虫响如成世”等句，认为“酷肖陈散原”。又批评陈三立推崇阮大铖《咏怀堂诗集》，是“未了然诗史之源流正变，遂作海行言语。”由此略可见，钱先生对陈三立诗风的总的态度。
戏将郑婢萧奴例，
第三句一转：戏谑地举出例子吧，郑婢和萧奴。
“郑婢”此例，出《世说新语·文学》：“郑玄家奴婢皆读书。尝使一婢，不称旨，将挞之。（婢）方自陈说，玄怒，使人曳着泥中。须臾，复有一婢来，问曰：'胡为乎泥中？’（按：此为《诗经·国风·邶风·式微》中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按：此为《诗经·邶风·柏舟》中语）’”可见汉代郑玄这个大学问家的婢女，都薄有学问。
“萧奴”的例子，见《新唐书·文艺传》：“萧颖士字茂挺，梁鄱阳王恢七世孙。……尝与（李）华（陆）据游洛龙门，读路旁碑，颖士即诵。华再阅，据三，乃能尽记。闻者谓三人高下此其分也。有奴事颖士十年，笞楚严酷，或劝其去，答曰：'非不能去，爱其才也。’”可见萧颖士家的家奴都喜欢学问，虽受虐待，也不愿离开萧家。
这里一转，举出两个例子，要说明什么呢？
门户虽高脚色低。
第四句揭示了两个例子要说明的道理：他们托身的门户，虽然是高门大户，但从事的角色却很低。
“门户”，托身的人家；在这里比喻诗人归属的诗派，“门户高”就是比喻归属的诗派影响大、地位高。
“脚色”，即角色；比喻诗人在诗派宗门中的地位。
钱先生在第四句中，提出归属一个师门宗派，终究出息不大，也是对冒效鲁的提醒。
十
摩诘文殊同说法，少陵太白细论诗。他年谁继容斋笔，应恨萧条不并时。
【笺说】
冒效鲁寄示《光宣杂咏》，引发钱先生论诗，这首诗是对这一场讨论的总结。
摩诘文殊同说法，
首句说，我们这些讨论，就如维摩诘与文殊菩萨同时阐述佛法。
“摩诘文殊”，即维摩诘与文殊菩萨。“维摩”，即维摩诘，是释迦牟尼佛时代的一位居士，毘舍离城中的一名富商长者，佛法精深，辩才无碍，慈悲方便，受人爱戴。“文殊”，即文殊菩萨，是佛教四大菩萨之一，释迦牟尼佛的左胁侍菩萨，代表聪明智慧；因德才超群，居菩萨之首，故称法王子。
“说法”，就是讲论佛法要义。维摩诘和文殊“同说法”，见于《维摩诘所说经》的记载。维摩诘有一次称病在家，惊动了佛陀。佛陀要派菩萨们去看望，点了许多人，都害怕其辩才，不敢去。最终，释迦牟尼就派被誉为智慧第一的文殊菩萨带领大家去探病，“于是众人中诸菩萨大弟子、释梵四大天王咸作是念：'今二大士文殊师利维摩诘公谈，必说妙法。’是时八千菩萨、五百声闻、百千天人皆欲随从。”文殊见到维摩诘后，两位菩萨互斗机锋，反复论说佛法，义理深奥，妙语连珠，使同去探访的菩萨、罗汉们都听呆了。
钱先生用维摩诘和文殊菩萨说法的这一场盛会，来比拟钱冒二人的讨论，可见先生心中对这场诗论，是何等的重视。
少陵太白细论诗。
次句同样是一个比喻，把这次讨论比喻为，杜甫与李白仔细认真地议论诗法。
这一句来自于杜甫《春日忆李白》诗，杜甫描写了一个期盼的场景：“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可见，李白与杜甫曾经有过樽酒论文的经历。这里钱先生把“论文”，改作“论诗”，既为叶韵，也更为切合了这里的这场讨论。
以杜甫与李白自相比拟钱冒二人，可谓狂傲，二人从来性情如此，也无可骇怪：钱先生自清华就暴得狂名，一生极力“默存”而不可“默”；冒先生则是海上十大狂人之首，狂放一生。
他年谁继容斋笔，
第三句一转，钱先生在设想：他年之后，有谁能继承洪迈作《容斋随笔》的那支笔？
“容斋”，是南宋洪迈，因著有《容斋随笔》，故称。《容斋随笔》是公认的研究宋代历史必读之书。其中亦谈到摩诘文殊共说法、李杜细论文：“《维摩诘经》言，文殊从佛所将诣维摩丈室问疾，菩萨随之者以万亿计，曰：'二士共谈，必说妙法。’；余观杜少陵寄李太白诗云：'何时一尊酒，重与细论文。’使二公真践此言，时得洒扫撰杖履于其侧，所谓不二法门，不传之妙，启聪击蒙，出肤寸之泽以润千里者，可胜道哉。”（见《容斋随笔》卷十五。）洪迈说，如果文殊与维摩诘共说法，李白与杜甫细论文，自己能做秘书来记录，多么好啊！
所以钱先生也设想，他年之后，也会有人能像洪迈那样，来记述我们的这场讨论吧。
应恨萧条不并时。
第四句紧接第三句：这个人他年之后在记述时，应该遗憾没有和我们同时活在一个时代！
“萧条”，冷落；《楚辞·远游》：“山萧条而无兽兮，野寂漠其无人。”这句的“萧条不并时”，语出杜甫《咏怀古迹》：“萧条异代不同时。”
此诗首二句将自己与冒效鲁论诗，戏比于“摩诘与文殊同说法”、“少陵与太白细论诗”，实质是提倡诗评、诗学要具异量之美。后两句乃戏言，容斋感叹，不与摩诘与文殊、李白与杜甫同代，因而不能聆听记取；那么，我二人的议论，后之人可能也像容斋一般地感叹了吧！也会向往亲临钱冒之会，能够“时得洒扫撰杖履于其侧，所谓不二法门，不传之妙，启聪击蒙，出肤寸之泽以润千里者，可胜道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