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涛：第一代留日学人的学养

　　一

　　2018年夏天的时候，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举办了“留学史工作坊第二期：知识的环流与第一代留日学人——《近代中国人留日精神史》新书研讨会”。在这个小型的研讨会上，与会学者主要讨论了严安生（1937—）教授的《灵台无计逃神矢——近代中国人留日精神史》一书的中文译本。严安生在后记中谈到他在东京大学留学的经历时写道：“鸥外、漱石等人留学时代的精神历程和他们受到的西洋的冲击、他们身上发生的对东洋的背反或是回归等诸命题，以及受邀参加的讨论留学和文化摩擦等问题的研究会，等等，都让我切实感到极为新鲜和切近。”

　　从1896年至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其间赴日留学的清国留学生被界定为第一代留日学生。留学日本与留学欧美最大的区别在于，当时的中国留学生去日本实际上并非为了学习日本文化，而是取道日本，学习欧美的先进技术。张之洞（1837—1909）在《劝学篇》中指出：“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并且大部分留日的中国学生也将学习西方的语言（英语、德语、法语等）作为在日留学的“第一要务”。这些留学生之所以去日本，是因为与欧美比较起来，日本的留学费用相对低廉，并且学习日文也较为容易。但有条件的留日学生一般都会在日本获得学位之后，再去欧美留学。例如，著名的艺术史学者滕固（1901—1941）早年就留学于东洋大学（1921—1924），后来他又去了德国（1931—1932），获得了柏林大学的博士学位（1935）。（请参考拙文：《有关滕固博士论文的几份原始文献》［上、中、下］，载《美术研究》2017.3/4/5）1898年，光绪皇帝在读到了张之洞《劝学篇》中“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的说法之后，同年即颁布了留日的上谕：“现在讲求新学，风气大开，惟百闻不如一见，自以派人出洋游学为要。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诚以路近费省，文字相近，易于通晓。且一切西书均经日本择要翻译，刊有定本，何患不事半功倍。或由日本再赴西洋游学，以期考证精确益臻美备。”（《军机处传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面奉之谕旨片》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五日）滕固的留学方式，完全依照了光绪皇帝的旨意，只不过在时间上晚了二三十年而已。其实经过留学西方的日本学生的努力，西洋文化的精华已被日本所吸收，因此取法日本是中国富强的便利之道。第一代留日学生所涉及的知识与文化绝不仅仅局限于所在国——日本，他们在日本还接触到了大量的西方知识，以及各种现代的观念。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很多思潮，正是通过这一批留学生译介到中国来的。

　　二

　　大约两三年前，我跟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前校长腊碧士（AlfonsLa⁃bisch,1946-）教授一起去北京鲁迅博物馆，参观了鲁迅的一些德文藏书。因为杜塞尔多夫是德国诗人海涅（HeinrichHeine, 1797-1856）的故乡，而杜塞尔多夫大学的正式名称是“海因里希·海涅大学”，因此我们想看一下鲁迅收藏的海涅文集。在我们的请求下，工作人员从库房中拿出了四卷本的《海涅著作》（HeinesWerkeindreizehnTeilen）以及《诗歌集·新诗集》（BuchderLieder,NeueGedichte）。我记得自己在德国读硕士的时候，所选专业之一——日耳曼文学考试的一个题目是“青年德意志”，而海涅是其中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这两个版本的海涅集我本人都有收藏，前者大概出版于1908年左右，而后者则是1924年的印本。因此，我在鲁迅博物馆戴上白手套，翻阅鲁迅的这两部藏书时，觉得异常亲切。

　　据不完全统计，鲁迅的中文藏书共有1727种（其中线装930种，平装797种），中文期刊218种；西文藏书共1824种（其中，日文计993种，俄文计77种，德文、法文、英文及其他语种共计754种）。（《鲁迅藏书目录》之第二集《中文藏书目录》，之第三集《外文藏书目录》，1959年）从数量上来看，鲁迅的藏书并不很多，但他所藏的外文书却占比很大，其中德文书就涉及哲学、宗教、社会科学、艺术、语言文字学、文学、历史、地理、自然科学、医学等诸多领域。这些德文书，部分是他在日本留学时购买的，但更多的则是他在上海时通过内山完造（1885-1959）的书店购得的。上面所罗列的涉及诸多学科的德文藏书，很多都是当时很普通的版本，但对鲁迅来讲，更重要的是这些书在内容上的价值。他在1932年致台静农（1903-1990）的信中写道：“郑君治学，盖用胡适之法，往往恃孤本秘笈，为惊人之具，此实足以炫耀人目，其为学子所珍赏，宜也。我法稍不同，凡所泛览，皆通行之本，易得之书，故遂孑然于学林之外……”“郑君”是当时以拥有“孤本秘笈”而著称的文学家、版本学家郑振铎（1898-1958）。这里所谈论的尽管是中国古代的文学典籍，但这也是鲁迅藏书的一般原则。通过鲁迅的例子我们可以知道，留日学人通过日本这个中介——不仅仅是日文的译本，也包括在日本购得的大量的西文书籍，接触到了更多的西方知识。

　　这些年我跟日本关西大学有着比较多的合作，每年都要去大阪开学、演讲。在关西大学图书馆，我参观过内藤湖南（1866-1934）、长泽规矩也（1902-1980）、增田涉（1903-1977）文库。我发现一般来讲，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学者的藏书都由三个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西文的藏书，有德文、法文、英文的书籍；另一部分是中文的藏书，毕竟中国的学术曾经是日本学术的基础；再有就是日文的著作。所以，日本学者的知识构成并不是单一的。鲁迅等第一代留日学生继承了这样的传统，但中国现当代大部分学者家中的藏书却仅有上述三部分著作中的一部分而已。如果一位学者只是在一种语言、一个学术传统下训练和成长起来的话，那么他的知识构成和学术的视野，都会受到很大的限制。每年我在向新入学的研究生介绍学习方法的时候，都会用德国学者的两句话作为开场白：第一句是德国诗人歌德（Wolfgang vonGoethe, 1749-1832）所说的：“Werfremde Sprachen nicht kennt,weiß nichtsvonseinereigenen.”（不懂外语的人，就不懂自己的语言。）第二句是比较宗教学之父穆勒（Max Müller, 1823-1900）的话：“He who knows one, knowsnone.”（仅仅懂得一种宗教就不懂得宗教。）第一代的留日学人之所以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如此重大的成就，就在于他们拥有多种文化资源，这使他们获得了更加开阔的视野。我想这些都是第一代留日学生给我们的启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