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上海政协文化俱乐部

原载于《世纪》2014年第5期，作者严祖佑。

占座间名流荟萃

在政协俱乐部时期，我亲眼见过许多大名鼎鼎的人物，因此也深深铭记这段岁月。

从茂名南路搬迁至泰兴路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小插曲。由于茂名路这边的迁出是限时限刻的，而原丽都花园的房屋已经破旧不堪，必须修缮后方能入驻，这就产生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差。文化俱乐部找了一个过渡的地方——当时上海最高层的标志性建筑国际饭店14楼的一个大厅作为临时餐厅。由于地方小人挤，当时餐厅内都是一张张十座以上的大桌子，往往三四拨人挤在一张桌子上用餐。

在这里，我曾经和著名京剧演员李玉茹女士在同桌吃饭。记得好像是一张椭圆形的餐桌，我父亲坐在一方，我母亲和我依次坐在左首，李玉茹和她的同伴坐在另一边。我一边听父母和她聊天，一边近距离观察这位名满菊坛的京剧坤旦的一颦一笑。我曾观赏过她演出的《十三妹》等名剧，李女士不仅唱做俱佳，而且扮相上乘，一上场就满台生风，令我倾倒。使我吃惊的是，在我对面的李女士尽管化了妆，依然掩盖不住像橘子皮一样、高低不平的一脸皮肤。回到家里，我大惑不解地向父亲问起这个问题。父亲告诉我，这是每一个演员所不可避免的。尤其是戏曲演员，每次上台都要上很浓的妆，厚厚的粉底对皮肤的腐蚀十分严重，天长日久，凡是演员的脸都这样。

1960年底到1961年初寒假期间，我就读的中学组织学生下乡劳动。我下去次日就装拉肚子，不料却真住进了医院。这一下害苦了自己，一天只有五顿流汁，出院那天已经饿得两眼发绿。第二天，父母带我到俱乐部吃饭。我一口气吃了六碗半，这绝对是我这一生中吃得最饱的一顿。当时，茅盾先生的内弟、著名作家孔另境先生坐在邻桌。他见我如此贪食，不禁放下筷子，饶有兴趣地看我。孔先生和我父亲是好朋友，又是同乡，饭后他特地坐过来对父亲说，令郎年纪轻，饭量实在好，我看了真正眼热。母亲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了句：他前几天学堂里下乡劳动，昨天刚回来。孔先生大笑：作孽！作孽！（上海话可怜之意）

在文化俱乐部的餐厅卖品部，还有甲等高级香烟供应，通常是牡丹和凤凰两种牌子。由于香烟特别是高级香烟十分紧缺，俱乐部规定，只有会员本人亲自持会员证，才能一天限购一包。不少年纪较轻的会员每天下班后骑了自行车到俱乐部兜一圈，同熟人打个招呼，再买一包烟回家。我每次随父母去吃饭，都会看见一位很有名的电影演员和一位京剧花脸演员。届时，父亲就会笑着指指他们说，看，这二位又来了。其实父亲的烟瘾也是极大的，只是因为已年过七旬，出门需人搀扶，不好意思天天为买一包烟来俱乐部报到，对那些能骑自行车来买烟的朋友还是很眼热的。

由于上海是特大城市，各个行业的精英为数众多，文化俱乐部的中、西两个餐厅经常人头济济。尤其是休息日，往往一家子过来打牙祭，餐厅不免人满为患。于是每到星期天早上，这里的大门口就热闹非凡，都是提前来抢座位的人。当然，会员们往往是不会亲自来等开门的，来的大都是我这样年轻、灵敏度高的家属小辈。上午九点，俱乐部的大门一打开，等在门口已经好久的我们，立刻发挥学校体育课上百米赛跑的速度，冲进餐厅，占好座位。很快，餐厅就都坐满了。腿慢的或者后到的，只得等待第二批乃至第三批。

餐厅门外有一个休息室，可以容纳后来者坐在那里等候。于是，在休息室内等待用餐的，往往是没有人来帮他们抢座位的、上了年纪的会员。以当时文化俱乐部会员的格局而言，这个小小的休息室可以说是晚清和民国以来，各个时期、不同派别、各种行业的上层名流荟萃之所。我每次来都喜欢占对着门的座位坐，一边吃饭，一边听父亲介绍休息室中他熟悉的人物，欣赏着那近在咫尺的、一页页凝聚的“活历史”。有时候，那些人会走进来同父亲打招呼，在我眼前瞬间就化为真实。

在这里，父亲曾经让我向一位梳着老式发髻的不起眼的瘦小老太太鞠躬，然后告诉我，那是民国初年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的夫人；又指着一位拄着拐杖却依然身板笔挺，不过走起路来却摇摇晃晃的须发皆白的老人说，这是冯玉祥部下、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大将张之江先生，他腿脚不利索的原因是长年行军时打绑腿，造成血脉不和所致。有一次，我看见一位胖胖的圆头圆脸的老人，穿一套纺绸衫裤，一手背在身后，一手扶着一根又长又黄的老象牙烟嘴，昂首站在门口。父亲看了一眼，说是当年和虞洽卿、黄金荣、杜月笙等人齐名的上海总商会会长王晓籁先生。此公有多位如夫人，数十位子女，绰号“多子王”。岁月虽逝，昔日大哥大风采依然尚存……而这众多人物在这里聚集，和我一样，为的都是同一个目的——在餐厅里占一个吃饭的座位。

1961年（或1962年）暑假的一天下午，我早早地在西餐厅占了几个座位，美美地等待父母家人晚上一起来吃焗鸡面。这时，走进来一个人，是著名电影演员孙道临先生。他在我邻桌刚坐下，就发现了沙发椅角落的一把折扇。他站起来，举着扇子，向餐厅内的客人高声问：这把扇子是谁的呀？那极其标准的普通话和带着磁性的嗓音十分悦耳，不禁令人想起他经典配音之作——电影《王子复仇记》。喊了几声，见没人应答，他就说：“那我送到服务台去了”，然后就风度翩翩地往外走去，走出几步又快步折回，很有礼貌地对我说：“谢谢您，我的那个座位劳驾替我看一下，如果别的人来，就说已经有人了。”

1964年9月，一副手铐结束了我的学生生涯。去时二十二，归来三十六。到八十年代末，我应邀参加一位报社同事的婚礼，再度去了那里。举目四望，已然沧海桑田，沈园非复旧池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