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钱学”书札记

读“钱学”书札记（高为/文）

钱锺书先生（1910-1998）

视力严重衰退，但“昏眼难禁书诱引”（钱锺书语），每天不开卷就手足无措，惘然若失。陋室尚有几百本无用的“累赘”，足够消磨时光，也就很少再买书了，免得占地方，以后处理起来也麻烦，但这并不妨碍偶尔去书店逛逛。前几天踱步书店，偶然看到展台上有两本与钱锺书有关的书：汪荣祖的《槐聚心史——钱锺书的自我及其微世界》（以下简称《槐聚心史》）和钱之俊的《晚年钱锺书》。一时冲动，就都买了下来。

（一）

旅美学者汪荣祖教授的《槐聚心史》，中华书局2020年1月出版，精装，三十一万字。1997年笔者组织“说文谈史丛书”，杨天石先生就推荐了汪荣祖教授，汪教授的《学林漫步》与杨先生的《横生斜长集》遂于第二年出版。当时由于经验不足，没有及时跟进，错失了汪教授的其他著作。

《槐聚心史》不同于其他传记，分内外两篇。内篇探讨“钱锺书的自我”（生活世界），外篇研究“钱锺书的微世界”（学术世界，包括哲学、文学、诗学、史学），通篇以心理分析法解读钱锺书的外在与内心世界，摆脱了按时间顺序作传的窠臼，个人感觉第十章《史学微世界》写得最好。1980年，汪教授与钱锺书先生取得联系，恰好是钱老再次名满天下而未被过分打扰时，可谓幸运之至。汪教授曾四访钱府，藏有钱锺书先生信函七十多封（《槐聚心史》引用了三分之一），可谓钱老的忘年交。钱老去世后，汪教授与杨绛老始终保持联系，是以他有一般钱学研究者不具备的优势。

《槐聚心史》2014年由台湾大学出版中心出版。范旭仑先生曾对此书提出批评。北京中华书局版多有修订，使著作更趋完善。

国人素有隐恶扬善，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长者讳的习惯，更不用说是对自己所敬佩且有来往的传主。汪教授对钱老的不足，似乎只指出了其早年的爱情诗或情诗，未能有所突破（见该书272页，下同）。即便如此，汪也做了充分的辩护，比如在批驳刘梦芙所谓槐聚（钱锺书）诗比不上梦苕（钱仲联）诗时说：“他（梦苕）绝非'沉雄博大’之人，何来'沉雄博大’之诗？”（266页）汪教授此说似乎难以服人。雄主可作艳语，书生亦能大言。文如其人，可以有；文如其女人，也常见。文是作出来的，作，做作也，作态也。“不能排除古之正人能作邪文，邪人能作正文，而今人又习以文论正邪”（307页），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此为一例。

钱老认为，胡适品格高于鲁迅、蔡元培，的是灼见；然而，对储安平、张东荪这样家破人亡、个人瘐死、祸及二代的沉重人物、沉痛事件的议论，似乎就过于轻松了（12页）。鲁迅非议胡适，胡适从不回击。钱老的《猫》、冰心老的《太太的客厅》，对林徽因的讽刺，林徽因不睬不理，挺好。笑骂由他笑骂，我自独行其是。“文人耽佳句”，读者不可“参死句”，没必要当真。精通传统文化，使钱老成为民族主义者；熟知西洋典籍，未使钱老成为世界主义者。无论是眼界还是境界，胡适都高于钱老。钱老对胡适的认可，岂止是品格？

汪教授要通过“生活世界”显示人如何行动，通过“理论世界”透露人如何创造理论，并影响人在“生活世界”里的行动（40页）。但理论是不实践的人制定的，而且也有“理论上的巨人，行动上的侏儒”之说，生活与理论是脱节的。如方鸿渐，钱老也是Things happened to him（不找事，事会找上他）。不立围城之危墙之下，难出危墙之围城其中。能随心所欲地从事自己喜欢的创作、研究的时光太少太少了。

“愤怒出诗人”。但也有这种情况：虽然愤怒，但诗篇中全无。钱老夫妇的独女钱瑗三十三岁就失去了丈夫王德一，杨绛先生“哀而不伤”的《干校六记》是这样记载的：“我们'连’是一九七〇年七月十二日动身下干校的，上次送默存走，有我和阿圆还有得一。这次送我走，只剩了阿圆一人；……阿圆送我上了火车……我看着她踽踽独归的背影，心上凄楚，忙闭上眼睛……让眼泪流进鼻子，流入肚里。”无论是女婿横死，还是父亲、叔父被划为右派，或父亲半生心血的几百册笔记被化为灰烬，笔者孤陋寡闻，都未看到钱老对这些事的高论。对钱老这样学贯中西、博闻强记、雄辩滔滔、妙语连珠的人，不能畅所欲言是一种比常人更难以忍受的折磨。而若干年后，我们看不到曾经的苦难，只剩下脱离了具体环境的佳构名篇、幽默讽刺、丽句清词。

人创造了语言，语言反过来创造了人。我们对人的了解，不是通过读书吗？书不是语言（文字）构成的吗？杨绛先生去世前销毁了不少的书信、日记（应该包括无锡发现的钱先生早期十七册日记），对《钱锺书手稿集》也有相当的涂抹。这也是一种对钱先生的塑造，按照自己意愿的塑造。

数理专家、跨学科学者钱定平教授是“湘中四老”之一钱剑夫的哲嗣。他幼承家学，精通英、法、德、日、俄等多国语言，学贯中西，不仅研究数理，而且有不少文学著作、译作出版，畅销书《朗读者》（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９年）就出自其手。2002年，他的《破围——破解钱锺书小说的古今中外》出版，大受欢迎，却被告侵权。虽后经多位专家论证，并非违规，但“客大欺店”，出版方只好息事宁人，停止发行。小钱爱老钱，横气暗憋，只好把书名改为《围城密码》，再找下家。

二十六年前，我参加一次笔会，安徽一位作家的名片上有这样的字样：Life is greater than writing（人生大于著书）。“文章千古事”“书比人长寿”，大体上没错。具体到每个人，都只有一辈子，“为写一本书赔上一条命，不值。”（钱锺书语）《管锥编》没有完成，这也是原因之一吧。“多病意倦”，“意倦”还是主要的，意兴阑珊，不想继续干了，“自我”对“微世界”造反了。

1995年，李洪岩先生的《智者的心路历程——钱锺书的生平与学术》出版。（1997年再版时删去了书名的第二个“的”字。一个书名两个“的”，不讲究。）十九年后，《槐聚心史》台湾版问世，北京版则比李著晚二十五年。对照一下，此书名就是彼书名的翻版——“槐聚”对“智者”，“自我”对“生平”，“微世界”对“学术”。当然，为同一传主作传，相似甚至相同是难以避免的，后来居上也是应该的，毕竟二十年过去了，有关钱锺书的著作和研究资料大量涌现，单单《钱锺书手稿集》就已出版了七十二巨册。就目前来看，还没有见到引用其中那四十九册外文手稿的著作。江山代有佳作出，期待二十年后，资料更丰富、观点更新颖，艺术更完美的钱老传记出版，希望我们都能见到。

（二）

钱之俊，80后，中学教师，业余醉心“钱学”，已出版《钱锺书生平十二讲》，由范旭仑作序。这本《晚年钱锺书》（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4月），由谢泳作序。我不认识作者，但与两位作序者都有过合作。二十多年前，我曾策划并责编过谢泳的两部书：《教育在清华》（“野百合丛书”之一）、《教授当年》（“说文谈史丛书”之一）。谢泳为人朴实，为文平实，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不卖弄理论，不玩弄术语，不搬弄大词，不糊弄读者，著述力避重复。他为《晚年钱锺书》写的序，有这样的文字：“之俊的钱锺书研究，大体属于传记研究，他能及时整合最新史料并提出自己的判断”，并希望作者多用时间和精力，努力去发掘更多第一手史料。谢泳既指出了作者的优点，也点到了作品的不足。作者在《晚年钱锺书·后记》中坦承：“一手文献的缺乏始终是我的遗憾。”

钱之俊的第一部钱学著作是“十二讲”，这本《晚年钱锺书》可以说是“十四话”，因为全书没有章，只有“话”。严格说来，是“十二话”，因为十三话《晚年钱锺书说“不”拾零》、十四话《晚年钱默存新语旧事》属于前十二话的摘要或综合，是附录性质的。此书可归入普及类图书，用“讲”“话”的形式呈现，可能反复打磨，也可能很随意甚至不严谨。如重复，包括字句、段落的重复，甚至小标题重复。看十话六：钱锺书“唯名与器，不可假人”；十一话六还是：“唯名与器，不可假人”。“十二讲”的重复，已有读者诟病，“十四话”中的重复，似乎更加严重，随便翻翻，就可看到不少。

钱之俊对两位“钱学”前辈李洪岩、范旭仑心存感激，对他们的著作频频征引，包括他们编辑的书，如《钱锺书评论》《记钱锺书先生》。对前一种，钱之俊注释无误，明确是“编”；而对后一种，全书都注释为“见牟晓朋、范旭仑：《记钱锺书先生》”字样，给人的印象，这本书不是“编”而是“著”。著和编区别很大，编可以“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著则需字字着力，处处经心。巧的是，该书第308页四个注释，《钱锺书评论》《记钱锺书先生》各两个，后者都没有“编”字，只能说明小钱先生有点粗心大意了。

作为编辑，深知个中甘苦，不忍苛责同行。一般的笔误，全书共有二十处左右，如271页的法文“围城”，既漏了一个字母，还缺少标音符号，并且都连在了一起，没有隔断；同页法文“百合心”，定冠词、“心”后面都应开空，第230页注释2漏一“年”字，不一一覼缕。但有些错误，还是希望此书再版时可以改正，如第20页，注释1和2应该颠倒；第43页，钱基博逝世日期应该是十一月二十一日（钱锺书的生日），不是“十一月三十一日”，不可能有这么个日子；第144页注释2，作家“彦火”错成了“彦水”，水火难容啊；第145页，钱锺书谈他不再写小说的原因：“兴致也许还有，才气已与年俱减。……我宁恨勿悔。”后面标注此语出自《〈管锥编〉序》，其实应该出自杨绛的《记钱锺书与〈围城〉》；第303页“将为伏枥之病骥，非复复行空之天马”，多出一个“复”字；第166页注释1、第177页注释3、第312页（两处），“舒湮”，“湮”应该是“言”字旁，不是三点水旁。舒諲，字孝容、效庸，本名冒景琦，冒辟疆的后人。諲（yīn）,“恭敬”的意思，多见于人名。笔者当年做舒諲随笔集《孤月此心明》的责编时，舒諲老特别强调用“諲”而不用“湮”；第330页注释1，将《杨绛：永远的女先生》一书的出版时间写成1996年，而实际上该书是2016年出版的，第331页注释1、第332页注释1、第333页注释1和2、第335页五处注释，涉及到的出版时间也都应是2016年，因为《杨绛：永远的女先生》是一本纪念文集，而杨绛先生2016年5月25日逝世，大家不可能提前二十年（1996年）就怀念、纪念她。

《现代汉语词典》没有“晚年”条目，只有“老年”，指“六七十岁以上的年纪”。钱锺书生于1910年，晚年（老年）应该从1970或1980年算起。这样看来，《晚年钱锺书》的前四话（起码是三话半，前100页，占全书三分之一）《一九四九：钱锺书为何选择留在大陆？》《一九五七：钱锺书与父亲钱基博》《一九四九年后的钱锺书与政治翻译》《从清华新林院到南沙沟“部长楼”》，这些内容，就与书名不符了。本书《后记》中提到的《一九四九年后的钱锺书》，或者笔者建议《钱锺书在新中国》作为书名，都比《晚年钱锺书》更名实相符。无论如何，不能仿照陆键东的例子，再来个《钱锺书的最后五十年》吧？

钱之俊僻居皖省，远离京、沪、苏文化中心或重镇，想在钱学另辟蹊径发掘第一手史料，确实不太容易。在下倒是有个想法：第136页，吴晓铃1974年（范旭仑先生告我，实为1971年）3月18日致黄肃秋：“你的对头钱锺书是邮递员，每天念洋文字典，十八天写给老婆'鬼子薑’廿二封信。”不妨是个线索。

没想到戏曲专家吴教授还是这么爱八卦的人物。他或黄肃秋把钱锺书当作对头，不知钱锺书是否以为然。1958年12月14日，黄肃秋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清除古典文学选本中的资产阶级观点》，批判钱锺书的《宋诗选注》。第八话、第九话是钱锺书谈陈寅恪、胡适，属于谈知音或知音谈，为什么就不能谈谈对头呢？对头眼中的钱锺书或钱锺书眼中的对头，断案听两造，辩论闻正反，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嘛。另一个老对头是王元化（方典），上世纪四十年代《围城》刚出版就遭到方典的批判——《论香粉铺之类》，几乎把《围城》归为淫秽之书。上世纪八十年代，有“北钱（锺书）南王（元化）”之说，恐怕王、钱都不认可，虽然当面客客气气，背后则互不服气，“当面输心背面笑”也。钱老致汪荣祖教授的信中，谈到过对王元化的看法，那才是心中的真想法，而不是场面上的废话、应酬话，有心的读者可以参考。多翻翻传主对头的著作，这也算是一个研究方向吧。

二十六万多字的《晚年钱锺书》，内容丰富，作为普通读者，我粗粗一翻，就发现了吴晓铃的八卦心、钱瑗的第二任丈夫名、杨绛先生临终销毁日记和书信等以前不知道的内容。解构容易结构难，我这篇读后感多数在挑小错，属于吹毛求疵，所谓爱之深则责之切，料想小钱先生能够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