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仗奏闻（资治通鉴卷二一一之十六）

初唐贞观时期曾有规定：中书省、门下省以及三品官入朝奏事时，必须有谏官和史官随同，如帝王官员有过失则及时匡正，无论善恶均要记录在册；诸司奏事均在正衙之中，御史弹劾百官时，必须头戴獬豸冠，对着皇帝的仪仗朗读弹劾的奏表。正是因为有这些规则，所以大臣们无法独自控制和蒙蔽君主，小臣也无从进谗行恶。

后来到了许敬宗、李义府执政时期，朝政多隐秘策划、邪僻不正，官员们奏事也大多是等仪仗撤下之后，屏退左右，在皇帝御坐之前秘密进行的，监察御史和待制官只是远远侍立以等候奏事的大臣退下。谏官和史官也随皇帝仪仗一同退出，至于仪仗撤下以后发生的事，大家是无从得知的。

武则天以刑法控制臣下，谏官和御史可以仅凭传闻奏事，自御史大夫至监察御史可以互相弹奏，致使臣下大多以邪谄不正的手段相互陷害。宋璟作宰相以后，就想恢复贞观时期的旧制。玄宗同意宋璟的想法，发布制命说：“从今以后，凡事如果不是必须保密的，一律对仗奏闻，史官也要按贞观时的旧例加以记录。（自今事非的须秘密者，皆令对仗奏闻，史官自依故事。）”

把政治活动放在阳光之下，这就是最简单的治国方法，治大国如烹小鲜，估计也就是这个意思，治国不需要什么高明的手段，公开、公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