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唯物史观看历史认识客观性问题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历史认识论研究在中国史学界兴起之前，绝大多数历史研究者都笃信能够揭示客观历史真相，获得客观性认识。他们大都认为，有对待史料科学客观的态度，有科学理论唯物史观作为指导，有不断在史料和实物证据中检验历史认识的努力，怎么会得不出有关历史过程的客观认识呢？

受西方历史哲学研究从思辨的历史哲学向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转向的影响，中国史学界开始了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并很快掀起了一个小的高潮。经过对历史认识论问题较深入的探讨，历史认识主体必然会受到诸多主体性因素的影响成为常识。紧接着，世纪之交后现代史学传入国内，并很快产生较大影响。后现代史学不仅强调主体性因素对历史认识的影响，而且强调历史学家所使用语言的建构性质，因此历史认识只能是历史认识主体建构的话语体系，无客观性可言。如果说历史认识的客观性是指历史认识主体对客观历史过程的正确认识也是历史学存在的合法性依据的话，那么，经过历史认识论研究和后现代史学研究的两轮冲击之后，史学界已经没有多少人再相信历史认识能够做到客观、科学。无怪乎有学者戏言：“历史认识论研究砸了历史学者的碗，后现代史学研究砸了历史学者的锅。”

对历史认识能够做到客观这一观点的解构不仅使历史学存在的合法性受到质疑，而且使史学理论工作者与实证历史研究者之间产生了分裂。前者放弃了对历史过程重大理论问题的思考，在唱衰历史学合法性的道路上愈走愈远；后者则坚持自己的实证研究，不再关注理论工作者的“聒噪”。

唯物史观提供新思路

有些历史学者将唯物史观视为一种历史本体论，即有关历史发展过程本身的理论体系，似乎认为它在历史认识论的研究方面没有什么见识。甚至有学者认为，历史认识论研究填补了唯物史观在史学理论研究方面的空白，是史学理论的重大发展。但事实并非如此，唯物史观在历史认识论方面的真知灼见，为我们突破在历史认识客观性问题研究上的停滞提供了新的思路。

首先，唯物史观的创建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克服了唯心史观和机械唯物论的缺陷，由此避免了主客观两分的认识论。唯心史观主张主观决定客观，认为历史认识的来源和决定因素都是主观因素，它不承认客观对象对认识发挥的制约作用。机械唯物论则主张客观决定主观，认为历史认识的来源和决定因素都是客观因素，历史认识只是对客观历史过程的机械反映，它不承认主体性因素对历史认识发挥的能动作用。唯物史观则超越主客观两分，既不认为是主观决定客观，也不主张是客观决定主观，而是肯定生活决定意识。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明确指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既然唯物史观主张“生活决定意识”，那决定历史认识是否客观的就不是主体性因素是否发挥作用以及发挥多大作用，而是取决于从现实生活体验中得出的认识是否深刻与全面，以及由此形成的历史观是否科学。

其次，从生活决定意识来看，历史认识的形成是同历史认识主体的现实生活密不可分的。马克思从不讳言自己的政治立场是其研究的出发点，“什么也阻碍不了我们把政治的批判，把明确的政治立场，因而把实际斗争作为我们的批判的出发点”。马克思从事历史研究的目的是改造现实世界，解决现实生活向他提出的问题，“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至于马克思从事历史研究所运用的理论——唯物史观，则是他在现实生活中通过全面而深刻的生活体验形成的，其中不仅包括精深而广博的学术研究，更包括他投身无产阶级争取解放运动的实际斗争。

应该说，历史认识论研究在这方面有许多可贵的认知。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的代表人物、意大利历史哲学家克罗齐指出，正是现实生活的兴趣促使人们去研究过去的事实，“显而易见，只有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因此，这种过去的事实只要和现在生活的一种兴趣打成一片，它就不是针对一种过去的兴趣而是针对一种现在的兴趣的”。英国历史学家卡尔指出，历史学家研究历史所持的立场是在他的现实生活中形成的，“立场本身是扎根在一个社会和历史背景之中的”。但是，他们却由此走向极端，认为一切历史认识都只不过是历史研究者按照自己的理解和想象建构起来的，谁也无权宣称自己的认识就是客观的。克罗齐就否认有不依赖于认识主体而独立存在的客观历史，认为那是一种“永恒的幻想”；卡尔同样认为，“构建这些基本事实不是依据这些事实本身的任何特性，而是依据历史学家‘先验的’决定”。真理多走一步就是谬误，上述历史认识论研究者从主体性因素会影响历史认识这一真理多走了一步，否定客观历史过程的存在和正确认识客观历史过程的可能性，从而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淖。

正确认识客观历史过程

历史认识论认为，正是主体作用的发挥导致历史认识不可能客观地揭示历史真相，而在唯物史观看来，在认识过程中发挥主体作用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认识是历史认识主体的认识，而历史认识主体不可能不受自身在现实生活中形成的主体性因素的影响。关键的问题在于，受主体性因素影响的历史认识一定不能正确认识客观历史过程吗？

尽管有不同的划分，但将历史认识划分为历史事实和历史解释应该是能够为更多人接受的划分。通过对史料和考古实物二重证据的考察，客观地厘定历史事实，是历史研究首先要做的基础性工作，也是多数历史研究者认为能够客观予以揭示的对象，就连后现代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海登·怀特也不否认在确定历史事实方面能够做到客观。但就历史解释亦即对历史事实做出因果解释而言，则是目前史学界多数人认为不可能予以客观揭示的，所以也就不去对诸种解释给出高下的评判，而是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实用态度坦然予以接受。这是目前造成史学界各种解释并存甚至荒谬的历史虚无主义解释都能存在的根本原因。

唯物史观早就解决了检验和评判历史认识的标准问题，那就是实践标准。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恩格斯同样强调实践检验标准：“布丁的滋味一尝便知。当我们按照我们所感知的事物的特性来利用这些事物的时候，我们的感性知觉是否正确便受到准确无误的检验。”

当然，确实如历史认识论研究所指出的，历史是一次性的，无法用过去的实践来检验和评判历史认识。这无疑是在历史学领域坚持实践标准面临的最大疑难。但正如我们前面所论证的，历史认识主体运用于解释历史事实的理论框架是在认识主体的现实生活中形成和演化的，对历史事实的解释只是运用这种理论框架在历史事实之间确立因果关系。因此，我们首先可以在现实生活实践中对这种理论框架进行检验。如果在现实生活实践的检验中，这种理论框架被证明是错误的，那它不可能对历史事实做出正确的历史解释。反之，如果它能够经受现实生活实践的检验，那在它的指导下就有可能给出正确的历史解释。当然，这种理论框架同样能够接受历史事实的检验。理论框架之所以能够给出历史解释，是因为它会在各种历史原因之间进行重要性程度的排序，并指明它认为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这样，完全可以用历史研究者认定的客观历史事实来对这种原因排序进行检验，尤其是可以对它认定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否正确进行检验。

关键在于理论框架

由此可见，虽然历史认识主体受到诸多主体性因素的影响，但这并不等于我们无法获得对客观历史过程的正确认识。因为，决定历史认识是否正确的关键在于解释历史的理论框架是否正确，是否能够经受历史和现实生活实践的检验。

由唯物史观“生活决定意识”原理出发，越深入、越广泛的现实生活体验，就越有助于我们形成更深刻、更富洞察力的理论框架。马克思之所以能够迅速地完成从唯心史观向机械唯物论再向唯物史观的转变，正是因为他在现实生活中的体验更广泛、更丰富，也更深刻。正是他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物质利益”问题，促使他对原来的研究方向与理论框架做出修正，“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泽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

正是在现实生活问题的不断促动下，马克思不断地推进自己的研究，最终创建了唯物史观这一科学的理论体系。这无疑为历史研究者树立了榜样。蜗居在象牙塔中不仅限制了我们的视野，而且也束缚了我们的理论思考，使我们陷于细碎的历史事实而无法自拔。回归现实生活，在全面而深刻的现实生活体验中形成、检验和发展的理论认识，是推动历史学走出理论贫困的正途。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史学理论研究》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