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0年前，不光有“北魏蓝”，还有一种时尚叫“莫兰迪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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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一件宝，见一座城。在大同市博物馆，一件件文物化身“讲述者”，为你打开历史的通道，揭秘藏在时光深处的故事。
本期的主角是东罗马玻璃器，
听他讲述一千年前的贵族生活。
大同市博物馆的“北魏蓝”玻璃器，
曾随摄影师“动脉影”出道，
一抹迷人的蓝色刷爆网络，
让世界见识了1600多年前的北魏玻璃器。
其实在大同，
还有一种更美的玻璃器，
1000多年前闪耀西京，
也把最早的莫兰迪色审美潮流
融入贵族生活，
柔和优雅的颜色+通透晶莹的质感，
便成为贵过黄金的珍宝。
“北魏蓝”玻璃器
莫兰迪色，以意大利艺术家乔治·莫兰迪一系列静物作品命名的色调，是莫兰迪在绘画中总结出的一套颜色法则。莫兰迪色不是指某一种固定的颜色，而是一种色彩关系。在用色上，莫兰迪没有运用大亮大暗的颜色去对人们造成视觉上的冲击，相反更偏向于降低颜色的纯度，让画面偏灰，但是却没有失去应有的美感，反而将物品朴素发挥到极致，发散出宁静与神秘的气息。每一块看似饱和度不高的颜色实则优雅，脱尽火气，营造出让人心神安宁的隐秘氛围。
朴素、宁静的莫兰迪作品及色系
草原丝路 见证交流
辽代草原丝绸之路路线图
Q,我们可能一直误解了辽王朝！与北宋同处一个时代的他们被遮蔽了光辉，其实他们同样为历史进程做出了贡献，比如草原丝绸之路……
A,是啊！契丹王朝在与中原文化交流的同时，也与中西亚等西域国家建立联系，开通了草原地带沟通欧亚大陆的商贸大道——草原丝绸之路。出土的辽代玻璃器和玻璃制造工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我们玻璃家族是埃及人发明、在罗马发展繁华起来的，后来制造技术不断被革新，以砂芯法、滚压法、吹制法等工艺创造出无数堪比珍宝的玻璃器。
历代丝绸之路的主要交换品，除了茶叶、丝绸、皮毛等，还有我们玻璃家族，这是大家以前不知道的。辽代是西方玻璃器输入的重要时期。
你们喜欢的北魏蓝玻璃器，说实话与我们不是一家。北魏玻璃器是中国匠人吸纳西方技术后的再创造。而我们，则属于西方进口，主要是罗马玻璃、萨珊玻璃、伊斯兰玻璃三类。
贵过黄金 斗富法宝
Q,在古代，中国玻璃与西方玻璃有什么不同呢？
A,中国古人称我们玻璃为“水精”，他们认为玻璃是聚水之精华而成，也把我们与琉璃混淆。但与西方玻璃相比，中国玻璃在透明度和质地上要差一些，“虚脆不贞”。直到更多的西方玻璃输入中国，中国玻璃才在制造工艺上有所突破。
Q,西方玻璃器在辽代很受欢迎吗？
A,你绝不会想到，我们玻璃在辽代是贵过黄金的！
物以稀为贵！精美的西方玻璃器为契丹贵族所爱，被视作豪华奢侈品，价值远在黄金之上。王公贵族喜欢斗富，如果你能拿出玻璃器来，这场比赛你就妥妥地赢了！
网络资料图
辽景宗孙女陈国公主（这位16岁就嫁给舅舅、18岁就病逝的公主为后人留下千年未解之谜）墓出土了带把玻璃杯、长颈玻璃瓶、乳钉纹玻璃盘、乳钉纹带把玻璃瓶等器皿。经科学检测并从造型和工艺等多方面研究，认为它们是埃及、叙利亚、波斯、伊朗等国家的舶来之品。如此精美的玻璃器，力证了辽王朝与西方国家的密切交流。
| 繁华西京 异域宝物 |
作为辽王朝的陪都西京大同，是商贸繁华、文化繁盛的大都会。来来往往的商旅把我们玻璃家族最为珍贵的宝物从遥远的西方带到这里，从而成为这座城市的美丽存在。
如今，我们有四个兄弟姐妹在大同市博物馆里，为来到这里的人们讲述草原丝绸之路的动人故事……
带把玻璃杯
高约6厘米。敞口，腹部呈圆鼓瓜棱状，高圈足，杯口和器身塑把，为典型的西亚舶来品。
淡蓝色胆瓶
高8厘米，最大径3.5厘米，淡蓝色半透明状，薄胎直口，圆锥状腹，平底，与宋代胆式瓶的样式极为相似。
淡黄色小罐
高约5厘米。口沿外撇，直颈，肩部略宽，微鼓腹，平底。形制精巧，呈淡黄色半透明状，工艺上采用热塑技艺吹制而成。
长颈玻璃瓶
高12厘米，最大径3.5厘米，器型修长，典型的地中海风格。整体呈淡黄色半透明，侈口，细长颈至肩部外扩，腰部至底部近似圆柱形。
这件玻璃瓶应该是佛教中放置舍利的器皿，这也符合当时贵族崇佛、礼佛的社会风气。
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四个兄弟的颜色就是当下你们喜欢的莫兰迪色？
高贵、典雅、低调、内敛！与金灿灿的黄金、亮闪闪的珠宝相比，我们完全是“冷淡风”，但这依然挡不住我们成为王公贵族追逐的目标。
我国考古出土的玻璃器，
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进口玻璃和国产玻璃。
进口玻璃，
多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而来。
中国国产玻璃的产生和发展
则与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和碰撞相关联。
每一件玻璃器，
都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
接下来推出的是，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著名考古专家安家瑶撰写的文章：
| 玻璃考古 三则 |
安家瑶
在我国考古发掘出土的器物中，玻璃器的出土量很小，对其研究也很少。实际上，玻璃器本身所含的信息往往是其他器物所不能替代的，今作玻璃考古三则，与同行探讨。
玻璃人头坠子
1997年秋，国家文物局人事处组织文物部门老专家安金槐、史树青等十余人赴青岛休养。在考察文物市场时，专家们在一家小古董店里发现一批玻璃器，史树青先生认为很可能是真品，坚持为博物馆购回。这批玻璃器包括20余件蜻蜓眼，2件乳钉纹管珠、1件玻璃瓶、4件人头坠子。据说这批玻璃器是沂南 一位农民卖给古董店的，这批玻璃器被带回北京后，请不少文物鉴定专家看过，说法不一。笔者一般只研究考古出土的玻璃器，对传世品缺乏兴趣，但是看到这批玻璃器中的人头坠子，感到非常有意思，因为国内还没有发现过类似玻璃器。笔者尝试用考古学方法对这几件人头坠子进行研究。
鬈发络腮胡须人头坠子2件，2件形象基本一样。一件总高5.5、宽3.6、厚1.2厘米；一件总高5.9、宽3.6、厚1.2厘米。2件均破损后粘接过。人头为西亚人的形象：鬈发，络腮胡须，圆目，高鼻。玻璃人头坠子的外表附着厚厚的风化层，风化层呈白色，不易剥离，仔细观察，人头坠子是由蓝、黑、红、白四种颜色的玻璃制成。主体玻璃是湖蓝色半透明的，鬈发、胡须、眼睛和眉毛是用黑色玻璃热贴上去的。红色玻璃点出圆唇和太阳穴上的红痣。白色不透明玻璃点出颧骨外侧的凸白点和眼珠的外圈。人头的顶部热粘了一个珠子作为坠子的穿孔，孔径0.9厘米。
玻璃鬈发络腮胡须人头坠子
无下巴人头坠子2件，形象大体相同：呈桃形，总高3.8、宽3.2、最厚处1.7厘米，玻璃主体为绿色半透明，外表附着淡灰绿色风化层。风化层与玻璃体结合紧密，不易剥离。人头的形象怪异：圆目，上挑眉，宽鼻，无下巴。人头的眼睛、眉毛、眉心痣都是用黑色玻璃热贴上去的。鼻子下的几点胡须也是用黑色玻璃点上去的，但不突出。
玻璃无下巴人头坠子
这4件玻璃人头坠子使笔者立即想起腓尼基人生产的玻璃人（兽）头坠子或珠子。公元前1200年，腓尼基人以现在的黎巴嫩为中心，逐渐成为当时航海和贸易的带头人。他们沿地中海东岸南岸航行，有可能已达到非洲南海岸。腓尼基商人主要以黎巴嫩雪松换取塞浦路斯的铜以及非洲的黄金、宝石、象牙和香料。玻璃珠子也是腓尼基的主要出口商品之一。
公元前7世纪，腓尼基人在北非迦太基创造出玻璃人头珠子和坠子。公元前6~2世纪，玻璃人头坠子是最受欢迎的贸易品，地中海沿岸多有发现。玻璃人头坠子发明之前，腓尼基人主要生产西亚广泛流行的玻璃“眼”珠，我们称作“蜻蜓眼”。西方学者研究古人佩带玻璃“眼”珠，主要是为了避邪，多只眼睛可以帮助人防卫。玻璃人头坠子可以看作是玻璃“眼”珠的发展，比“眼”珠具有更大的神力，可以帮助佩带者避开邪恶。
腓尼基玻璃人头坠
腓尼基玻璃人头坠子在西方各大博物馆都有收藏。与国外收藏品相比，青岛收购的人头坠子有明显不同。第一个不同是其尺寸大于国外藏品。国外腓尼基玻璃坠子的尺寸多在2~3.5厘米之间。虽然大英博物馆的一件藏品（British Museum，1906-6-27、33）尺寸很大，总高6.2厘米，是在俄国南部发现的，但是总的来说大于5厘米的玻璃人头坠是很罕见的。第二个不同是其厚度较薄。腓尼基玻璃人头坠是三维立体的，其厚度与宽度差别不大，而青岛收购品明显扁平。因此，我们可以判断青岛收购的玻璃人头坠子不是腓尼基人的作品。
为了得到更多信息，笔者将1件鬈发络腮胡须人头坠子和1件无下巴人头坠子送到中国历史博物馆文物保护实验室，姚青方副研究员对这2件器物做了无损测试（表一）。DX-95能谱分析结果表明2件人头坠子的玻璃成分均为铅钡玻璃，与我国战国——汉代的玻璃成分基本一致。铅钡玻璃自东汉以后就不再岀现，这可能是由于提炼铅的手段有所改进，玻璃的配方也改变了。我国现代料器生产中还釆用铅玻璃，但见不到氧化钡的成分。人头坠子为铅钡玻璃，基本排除了是现代人制作的赝品的可能性。
说到我国战国——西汉的铅钡玻璃，不得不提到镶嵌玻璃珠，俗称“蜻蜓眼”，西方称之为“眼”珠。笔者曾研究过镶嵌玻璃珠，提岀“通过对中国考古出土的镶嵌玻璃珠的研究，我们发现中国最早的镶嵌玻璃珠岀现在春秋末战国初，其工艺、纹饰和化学成分与西亚同类产品相似，很可能是通过游牧民族传播到中国中原地区的。镶嵌玻璃珠传到中原地区后，受到上层贵族的喜爱，这种社会需求促使匠人利用当地原料进行仿制。最迟在战国中期就成功地用氧化铅氧化钡代替自然纯碱制造出铅钡玻璃，并将早期单纯同心圆纹饰发展为与其他几何纹相结合，创造出世界上最漂亮的镶嵌玻璃珠。由于中国还未发现过早于春秋末战国初的玻璃制品，所以可以说，随着镶嵌玻璃珠的传入仿制，中国诞生了玻璃制造业。”
蜻蜓眼琉璃珠 春秋晚期 太原赵卿墓出土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藏
玻璃人头坠子与镶嵌玻璃珠的生产工艺及化学成分相近，使我们有理由推测：在西亚玻璃“蜻蜓眼”输入中国的同时，也有少量的腓尼基玻璃人头坠子传入中国。我国战国——西汉的匠人用铅钡玻璃仿制西亚“蜻蜓眼”的同时，也仿制了少量人头坠子。史先生为博物馆购回的人头坠子有可能是战国末——西汉的仿制品。这个推测的正误有待于玻璃人头坠子的考古发现。
北魏永宁寺西门
出土的印度玻璃珠
1994年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工作队在发掘北魏永宁寺的西门遗址时，发现了15万余枚小玻璃珠。发掘报告将这些小玻璃珠归类于料器串珠：“出于西门遗址。出土时已散乱地混在灰土内，但分布十分集中。经清理，共清出大小珠15万余枚(T53：4994)。其中除极少数或为水晶珠、玛瑙珠外，其余皆为料（玻璃）珠，分别呈各种红、蓝、黄、绿及黑色，色泽异常鲜艳。珠体最大的，直径约0.35厘米，小的直径不足0.1厘米。此类料珠，皆作扁圆形，中有穿孔，当系由细管状料切割而成。”
笔者有幸到洛阳汉魏故城队考察了这批珠子，当发掘者段鹏琦和钱国祥搬出两箱子标本，笔者眼前一亮：这批玻璃珠尺寸之小，数量之多，保存状况之好，色彩之艳丽令人惊叹。更令人折服的是这批珠子不是保存在容器中一起出土的，而是散落于遗址的地层中，与泥土混在一起。珠子太多太小，无法在现场捡出珠子，于是发掘者将夹杂有珠子的泥土全部取回，像选矿一样，经过多次水洗，泥土随水流走，留下了玻璃珠子。这批玻璃珠子的出土，体现了洛阳汉魏故城队细致的工作作风和高超的田野技术。
洛阳北魏永宁寺遗址出土的印度洋—太平洋玻璃珠
这批玻璃珠为不太规则的圆柱形，直径1~5、孔径0.5~2、高1~6毫米。直径等于或小于3毫米的珠子约占95%以上。这批珠子色彩斑斓，但每一枚珠子只有一种颜色，可称为单色珠。由于珠子数量大，全部进行统计比较困难，笔者随机统计了1000枚珠子的颜色，发现黑色玻璃珠的数量最多，占总数的31.2%，其次为绿色半透明的占17.9%，黄色不透明的占15.8%，砖红色不透明的占14.3%，无色透明的占7.2%，深蓝色透明的占4.3%，白色不透明的占3.8%，天蓝色半透明的占3.5%，豇豆红色不透明的占1.9%。无色透明和深蓝色珠子的透明度较好，可以看到少量气泡和未熔的杂质。黑色、黄色、砖红色和豇豆红色珠子呈不透明状。深蓝色透明珠子的表面多附着一层白色不透明的风化层，其余颜色的玻璃珠艳丽如新。
这批玻璃珠的制作方法很特殊，是将熔融的玻璃液以特别的工具拉成空心的细管，再将细管截成小珠子。这种玻璃珠的制作方法被称作拉制法(drawn beads)。拉制法制成的珠子可以看到以下特征：1、珠子的基本形态为圆柱形；2、玻璃中气泡为椭圆形，气泡长径的方向与穿孔是平行的；3、穿孔内壁一般是光滑的，没有粘结物。
我国考古出土的玻璃珠中很难见到这种拉制法制成的珠子。我国玻璃珠生产一直使用缠心法：即将玻璃料条在火焰上烤到可塑状态，然后缠绕到金属丝上，成珠状。金属丝上多附着一层粘土或其他材料，以便玻璃珠冷却后可以从金属丝上取下来。这种方法制成的珠子形态多不规整，有时能看到玻璃丝缠绕的痕迹，珠子穿孔的内壁往往残留粘土，玻璃内气泡也呈椭圆形，但长径的方向与穿孔垂直。我国自战国初年即掌握缠心法制造玻璃珠的方法，而且这种制珠传统一直流传到今天。
这批珠子中有7枚做了化学成分检测 (表二)，是钠钙玻璃，但氧化铝的含量特别高，6枚高出10%；氧化钙含量相当低，氧化钙在玻璃中是起稳定作用的，一般认为氧化钙含量高于6%，玻璃的化学稳定性才比较好，令人惊奇的是这批玻璃珠的氧化钙含量低于5%，经千余年埋在地下，出土时保存状况却很好，说明其玻璃稳定性相当好，这个现象值得玻璃工艺科学家深人研究。
这类玻璃珠在我国中原地区并不多见，但在南亚、东南亚、我国东南沿海以及朝鲜半岛南岸都有发现，延续的年代也相当长。美国学者彼特·弗朗西斯是多年从事玻璃珠研究的专家，他称这类珠子为印度洋——太平洋玻璃珠，这是以其分布的区域而命名的。他认为印度洋——太平洋玻璃珠首先是在印度阿里喀满都（Arikamedu）生产的，这个地区是亚洲的一个玻璃珠制造中心，兴盛时期大约从公元前3世纪持续到公元10世纪。
这类玻璃珠及玻璃珠生产技术沿海岸向东传播。斯里兰卡的曼泰（Mantai）自公元1世纪起也成为生产这类珠子的一个中心，并一直延续到公元10世纪。泰国的克拉比（Kuan Luk Pat）公元2~6世纪的遗址多出土这类玻璃珠，有可能当地已掌握了这类玻璃珠的生产技术。离生产中心最远的发现地是朝鲜半岛，在公元1~3世纪的金海贝冢，就发现这类玻璃珠。公元6世纪的武宁王陵也发现了这类珠子，这类玻璃珠准确地反映出贸易和文化交流的路线，遗憾的是，这类珠子的研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虽然发现了不少珠子，但大多数不是经过考古发掘出土的，其年代不能准确确定。经过化学检测的珠子，更是微乎其微，因此目前我们还无法确定永宁寺玻璃珠的产地，只能模糊地说是印度玻璃珠，随着更多的玻璃珠的考古出土和深入研究，这个问题会逐渐搞清楚的。
北魏永宁寺遗址出土来自印度的玻璃珠不是偶然的，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佛教全面持续高涨的时期，北魏诸帝除太武帝外无不扶植佛教，北魏迁都洛阳后，洛阳成为佛教中心，据《洛阳伽蓝记》《魏书·释老志》记载，至北魏末年，仅洛阳城内即有寺院1367所，为接纳四方僧人，宣武帝曾在洛阳专门营建了永明寺，其时，来洛的百国沙门，多达三千余人，其中有来自南印度的僧人，北魏也曾多次派僧人赴印度取经学法。创建永宁寺的胡太后曾派洛阳崇立寺比丘惠生入天竺取得大乘经典百七十部。佛教法华经中经常提到的璎珞、衣珠、数珠等都离不开珠子，在北魏洛阳永宁寺遗址发现了印度玻璃珠正反映出北魏时期中印佛教文化交流的频繁。
扬州出土的伊斯兰
玻璃残片
1990年，扬州城考古队发掘一处唐代中晚期住宅遗址时，出土了一批玻璃残片，发掘队队长蒋忠义先生将所有的残片带回北京整理，使笔者有机会进行分析。
这批残片大小不一，笔者按国际研究玻璃残片的惯例对其进行统计学分析。残片中面积小于2平方厘米的忽略不计，面积大于2平方厘米的残片共有190块。所有残片表面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风化，有的显虹彩现象，有的表面模糊发暗。
所有玻璃残片都是透明的，主要有以下几种颜色：绿色、深蓝色、黄色、黄绿色和无色透明。
绿色玻璃残片153块，占总数的80.5%，残片厚度1~1.5毫米，其中有3块玻璃质量较好，看不见明显气泡，表面风化发暗。其余150块质量一般，可以看见较多的气泡和结石。
淡绿色玻璃残片15块，占总数的7.9%。其质量与大多数绿色玻璃残片的质量相同，但是更薄一些，厚度为0.3~0.9毫米。从残片的弧度看，都是吹制器皿的腹部。
黄绿色玻璃残片8块，占总数的4.2%。玻璃质量很好，肉眼几乎看不到气泡。这种残片的弧度小，可能是装香料的小玻璃瓶破碎的残片。
无色透明玻璃残片7块，占总数的3.7%。玻璃质量是这批残片中最好的，肉眼看不到气泡和结石，可以与现代玻璃相比。其中2块上刻有纹饰。这种高质量的玻璃残片也是出自香料瓶。
深蓝色玻璃残片4块，占总数的2.1%。残片厚度在2~3毫米。透过光源观察这种残片，其颜色为亮蓝，很可能是用氧化钴作为玻璃染色剂。这种深蓝色玻璃的质量比绿色玻璃要好，比无色透明玻璃的质量要差一些。
黄色玻璃残片3块，仅占总数的1.6%。质量一般。这3块残片都是玻璃瓶或杯的上凹底部。
这批玻璃残片没有一件可以完全复原，所以讨论玻璃器的确切器形比较困难。但是从残片可以看出分属以下几种器皿：鼓腹水瓶、香料瓶、直筒杯、碗或盘、胆形瓶。
鼓腹水瓶 扬州城队将52块绿色残片粘接起来，成功地复原出1件水瓶的腹部和底部（图一 ：1、2）。虽然这件水瓶的颈部以上无法复原，但器形基本上是清楚的：球状鼓腹，长颈，底部明显上凹，并有加工时粘贴金属杆的痕迹。最大腹径23.5厘米，腹部壁厚1-1.3毫米。这种器形的玻璃水瓶在伊斯兰早期器物中经常能见到。我国内蒙古奈曼旗辽陈国公主墓出土的长颈水瓶也是这种器形，只是时代稍晚。
香料瓶 没有1件可以复原，但从2块颈部残片、2块底部残片和1块肩部残片可以看出大致器形：直颈、折肩、鼓腹、平底。香料瓶的尺寸明显小于鼓腹水瓶，高度约在10厘米上下，腹部壁厚2~3毫米。我国定州静志寺塔基曾出土一件完整的玻璃香料瓶，其器形及玻璃质量与扬州的这类残片很相似。
直筒杯 没有1件可以复原，但从2块口沿残片和2块底部残片可以看出器形：直壁、口部稍内敛、唇部内折卷、平底、底部有加工时铁杆顶底的痕迹（图一：3、4、6）。扬州玻璃残片中约有十余块最薄的玻璃片都是这种直筒杯的壁部。直筒杯是伊斯兰玻璃中的常见器形，我国陕西法门寺地宫曾出土过类似的玻璃直筒杯。
碗或盘 没有1件可以复原。4块口沿残片和1块底部残片是属于这种类型的器皿。口沿部的作法很有特色，外翻卷一圈成圆唇（图一：5）。从口沿的弧度可以复原碗盘的直径，最大18厘米。这种碗的底部也明显上凹，有加工痕迹。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玻璃盘与这种器皿十分相似。
胆形瓶 4块深蓝色玻璃残片是属于胆形瓶的。其器形与暖水壶的瓶胆十分相似：细颈，腹部橄榄形，圜底。法门寺地宫和定州静志寺地宫各出土一件这种深蓝色玻璃胆形瓶。
扬州出土的这批玻璃残片中有9块表面加工有纹饰，其中2块为刻花玻璃，另外7块为刻纹玻璃。
刻花玻璃2块，均为无色透明玻璃，表面用砂轮打磨岀弦纹（图一：9）。由于残片太小，无法看出纹饰的主题，很可能是刻有几何纹的高级香料瓶的一部分。我国曾出土过数件刻花玻璃瓶，但年代上都晚于这2块残片。
刻纹玻璃是指用钻石之类的工具在玻璃表面刻出阴线纹，7块残片表面都刻有抽象的针叶纹（图一：7、8）。从残片的弧度看，有的属于盘子的内表面，有的属于水瓶的外表面。这7块残片的玻璃质量一般，比刻花玻璃的质量要差。我国法门寺地宫出土的8件刻纹玻璃盘是伊斯兰玻璃中的精品。
从这批玻璃残片反映出的器形来看，都是典型的伊斯兰玻璃。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个推断，笔者选了2块面积小于1平方厘米的残片送交中国建筑材料研究院玻璃陶瓷测试中心进行化学成分分析。样品1是绿色残片，表面附着风化层。样品2是淡绿色薄片，表面有虹彩现象。史美光高级工程师完成了检测分析工作（表三）。化学分析结果表明，这2块残片均为伊斯兰玻璃中最常见的钠钙玻璃。
扬州是唐代一座繁荣的大都市，也是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来华经商的不少，扬州专门开设有波斯胡店。据《旧唐书·邓景山传》记述：“上元元年（760年）因神功大掠扬州，杀死大食、波斯胡商二千余人”，可见当时扬州的外国商人之多。考古发掘者推测出土玻璃残片的遗址为波斯邸胡店：“这座民舍房址旁邻罗城南北大街，又临近城内官河，地当交通要道，而且基址内不仅出有黄金和大量的国内诸多窑口的产品，还伴出有波斯孔雀蓝陶器、玻璃器皿……根据这类遗迹，当非普通的住宅民居。我们有理由怀疑它兼有商业用房——邸店、旅舍，该房址或为波斯邸胡店。”这个推断是有道理的。
公元8~10世纪，伊斯兰玻璃制造业在伊朗高原、阿拉伯半岛及北非一带已达到了相当高的制作水平。扬州玻璃残片中的18块残片的质量很好，是伊斯兰世界生产的高级玻璃，代表了当时的高水平。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玻璃质量很一般。这些质量一般的残片从弧度上看多为器形大器壁薄的水瓶、碗、杯等器皿。很难想象怎样才能将器壁仅有1毫米左右的易碎玻璃容器安全运抵中国。这批玻璃残片分属很多个体，没有一件可以复原。这种现象使我们想到伊斯兰玻璃业经常将破碎的玻璃片运到很远的地方后，再进行熔融，加工成品。地中海土耳其的塞尔斯马尼港口附近发现的11世纪的沉船上就装载着2吨玻璃料块和1吨准备回炉再生产的破碎玻璃。扬州出土的这批玻璃残片有可能是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运来的破碎玻璃，准备在扬州进一步加工成为成品。
玻璃考古三则研究的对象都是不显眼的小东西，如果通过比较研究，能够补上中国玻璃史上某个缺环，能够为东西交通史添上一点儿新资料，能够引起文物考古工作者的重视，从文物中发现更多古人活动的信息，本文即达到了目的。
辽宁朝阳北塔出土的玻璃瓶中瓶，
一件罕见的伊斯兰玻璃器
伊斯兰的玻璃在宫廷中被广泛使用
云中观奇 大同市博物馆
东罗马玻璃器文图｜大同日报融媒
摄影｜景行大同 李航
文案编辑｜贺英
资料提供｜王雅玲 王利霞
论文｜安家瑶
论文配图｜安家瑶 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