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启功先生
也谈启功先生
智效民先生在公号“老智有话说”里面发了一篇《启功的反思》，其中谈到启功先生的大致经历：
“启功虽然没上过大学，却大部分时间在大学教书，这与他早年经傅增湘推介，受业于陈垣有关。参加工作后，他先是受聘于辅仁中学担任国文教员，随后又进入辅仁大学，由助教起步、经讲师晋升为副教授。1949年政权更迭以后，辅仁大学因属于教会学校被取缔，他只好在代之而来的北京师范大学任教。从此，中国教育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
接下来又谈到 启功的所谓“大彻大悟”：“在经历一系列政治运动和人生苦难以后，启功先生终于大彻大悟。所以他1977年在《自撰墓志铭》中，对自己有这样的描述：“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生平，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这种风趣幽默的智慧，是常人难以企及的。”
我一直有一个偏见，却又总是屡试不爽：中国历代文人都习惯于给人树碑立传讲好话，以至于想当然地给出各种溢美判断。几年前智效民先生发表过一篇极力赞美曹聚仁的文章，我很不客气地建议他读一读曹聚仁 1957年至1960年关于吴祖光等人的一系列文章，然后再评论这个曹聚仁。智效民先生难能可贵地接受了我的尖刻批评。他这次关于启功的所谓“大彻大悟……常人难以企及”之类的评语，似乎还是犯了老毛病。
大概是1999年的时候，有一个叫羌滨建的朋友要给中国教育电视台拍摄制作一系列的人物专题，临时拉我去采访启功。启功先生对着镜头，一开口就赞美当时的北师大党委一把手 袁贵仁：“我已经好多年不接受采访了，你们这次找到了袁贵仁 书记，袁 书记的话我还是要听的，所以我就答应了。”
谈到 自己的书法，启功先生说：我现在的书法主要是 文革期间写大字报练成的。几个派别的人都找我给他们抄写大字报，我也不敢不写。我当年写的字，送给同事们都没有人要。到了香的港回归之前，袁贵仁书记带着我去香的港举办大型书法展览，李嘉诚、霍英东他们都来捧场，一下子就把价格抬上去了。我的字就这样开始值钱了……
谈到香的港，启功先生突然来了精神，满面春风地给我们说起了闲话：“前两天，我们学校几个80多岁的老教授碰到一起，大家谈到校园里面的闭路电视突然不给转播香港的凤凰卫视了。 香的港 不是已经回归了吗，那么，凤凰卫视就是咱们自己的卫视了，为什么不给转播了呢？”
启功先生谈到学术和教育时，很动感情地缅怀了陈垣老师对于他的栽培。年轻摄像突然插了一句：“启功老师，您的全名应该是爱新觉罗·启功吧？”没有想到长得像弥勒佛的启功先生勃然大怒：“什么爱新觉罗，我姓启名功，与爱新觉罗没有半点关系？”
陪同我们采访的一位出版社的老先生赶紧出面劝说，才平息了启功先生的愤怒，采访也只好到此为止。我本人对于启功先生仅有的一点好感也因此荡然无存。这次采访的影像资料后来如何处理，我再也没有关心过。我一直耿耿于怀的是，一个80多岁的老名人，怎么可以像演川剧一样反复变脸呢？
北大那位像鹤一样的著名朋友，在他的朋友圈发布了落款时间是2006年2月22日的一篇和启功先生商榷的旧文章，其中的内容恰好可以和我的采访经历相互印证，摘抄如下：
读《中国青年报》（2006年 2月13日）的一篇报道，新近出版的一本访谈录（《大师谈艺录》，曹鹏编，南方日报出版社）里，启功教授对于陈垣颇多回护，但是对于陈寅恪却评价不高，认为前者是一个好教师，但后者的著作并没有多少教育的价值：“比如陈寅恪先生研究柳如是、研究《再生缘》……就是不念《再生缘》对史学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借题发挥，发什么挥？所以我觉得，寒柳堂啊，什么'再生缘’、柳如是等，对于直接教学、对学生好像没有必要……说实话，陶铸对陈寅恪先生那是很优待了，陈校长在北京也没有受到那样的优待。”……
其实，对待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是保证他们的学术自 油 由与人格独立；单纯物质待遇方面的优厚……不过是一种羞辱而已。陈寅恪为杨树达著作作序，但因某种原因，书出版时陈序却必须删去（见陈寅恪致杨树达，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六日，《陈寅恪集/书信集》，三联版页177）。学术自油由被如此践踏，住进小楼，修条平路，又何“优厚”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