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隶 / 四六文摘

“隶书者，篆之捷也。”这是正恒《四体书势》之说。许慎《说文解字·叙》道：“秦天经书，涤除旧典，官狱务繁，初有隶书，以趋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实际上，隶书就是篆书的简约与急就。隶书在初形之时，是作为篆书的辅助字体，同篆书的实用功能一样，本能地接转了“佐书”的奴性这一基因(非艺术而实用)。简言之，隶书是手艺人在宗法制度下被人役使，非自觉地在文字实用范畴之内创造的一种醒目、规范且板滞的字体。隶书同简牍书一样，是手艺人在实用目的的驱使下，用老实淳朴且近乎愚昧的非理性思维，以工艺制造式的次序抄录的汉字文本。从此意义上说它并不能因“汉字情结”及与其后转渡书法的关联而进入书法艺术之域。

统观隶书，因实用性之限制，其点画皆实，这许和刻碑因素大有关系。艺术图像所包涵的虚实对立统一，是作品之所以成为艺术的生命行为。隶书点画皆实而缺乏大虚，正是手艺人创造智性孱弱而使隶书进入不了书法艺术的最致命弱点，它只能在极其有限的字型结构，转折勾挑上小打小闹，在限定度之内调节。这个弱点，只有当书法进入人文自觉之后，才能以创造主体的审美之维，把抽象于自然的运动符号，凝定成艺术图像，形成生命的张力。

隶书上承篆籀，下启行草。隶书起源战国，孕于秦代，成于西汉，盛于东汉。尤其是东汉后期，刊石立碑之风盛行，大量碑板和摩崖石刻出现。官方也将这一时期成熟规范的隶书定为通用书体。这时的隶书，已经脱尽篆书的约束，笔画由象形变为符号，汉字的基本笔画已经形成。用笔变圆转为方折，蚕头雁尾，波磔明显。结体已趋扁方，如“八”字左右背分，故称“八分书”。这种整饬规范的分书把隶书推向了高峰，这时期碑刻最多，形成中国石刻的第一次高峰。章法横成列，纵成行，字距宽，行距窄。总体风格显得端庄，厚重，雄浑，典雅，装饰性强。现在我们通常说的隶书就是这一时期的“八分书”。也称汉隶。汉隶将隶书推向了历史之巅。古人评说；“隶法以汉为极，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

隶变在中国书法史上是一次重大的书法文化事件。发生隶变的内在动因是为了适应当时社会发展对文字应用的要求。“隶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字形结构的变化，既是对正体篆书字形结构的改造，这种改造的主要方向是简化；二是书写方式的变化，既是改变原有正体篆书的书写方式，这种改变的主要目的是简捷流便”。字形结构的简化和书写方式的简捷流便构成了隶变过程的核心内容。在这里，字形结构的简化和书写方式的简捷流便，不光为了书写速度的提高，同时因其蕴涵着内在的书写运动态势更加符合人的生理运动轨迹，才使隶书在秦汉之交随着政治的更替最终彻底代替篆书而获得普遍应用的。

隶书的历史遗存主要有二大类：简帛书（书写在竹木简牍和丝绸）；石刻文字（包括碑刻和摩崖）。然而自此以后再无发展，清末以前，人们对隶书的认识还局限在东汉时期盛行的隶书。到了20世纪以后，随着对大量简帛书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填补甚或改写了中国书法的历史，特别是填补了由秦到西汉这一重要时期隶书演变发展的空白。

汉代众多的隶书碑刻的艺术风格多样，艺术变化丰富。《鲜于璜碑》的端正大方，《衡方碑》的方整浑厚，《西狭颂》的方折雄健，《曹全碑》的圆润俊秀，《乙瑛碑》的凝整端庄，《张迁碑》的朴方厚拙，《礼器碑》瘦劲灵动等等。由于碑板和摩崖的地域有别，形制各异，书家不同，因而也表现出不同的风格面貌。碑板位于儒教中心地山东曲阜的孔庙，由宫廷书家在制作平整的石碑上书丹，由高级刻工刻镌而成，因而具有端庄典雅的“庙堂之气”。摩崖刻石处在荒郊野外，多由民间刻工倚山就势，在崖壁上刻凿而成，因而具有朴拙率真的“山野之气”。

何君閣道碑

《何君阁道碑》系东汉光武帝中元二年所刻。这是史有记载，未曾见物的国宝，历朝历代的考古工作者、史学家、书法家梦寐以求的古代文物。说它是碑，是因为史书中记载为碑，实际上是摩崖石刻。刻石镌于高约350厘米，宽约150厘米的页岩自然断面上，上面岩石呈伞状向前伸出约2米，形如屋顶，有效地保护了刻石免遭日晒雨淋。刻石四周随字体变化凿成一不规则梯形，高65厘米，上宽73厘米，下宽76厘米。全文共52字，排列7行，随字形简繁，任意结体，每行7字、9字不等。其铭曰：“蜀郡太守平陵何君，遣掾临邛舒鲔，将徒治道，造尊楗阁，袤五十五丈，用功千一百九十八日。建五中元二年六月就。道史任云、陈春主。”字迹清晰完整，书法风格极具早期汉隶典型特征。结体宽博、横平竖直，波磔不显，古朴率直，中锋用笔，以篆作隶，变圆为方，削繁就简。其章法错落参差，洒脱大度，反映了由篆及隶的演变过程。

孙仲隐墓志

汉隶《孙仲隐碑》，是1983年在山东高密一农户院墙上发现的，从碑文看，为东汉熹平四年所刻，是当前中国出土最早的汉隶。全刻文字不多，共六行。当代隶书名家刘文华评此碑：“虽然说规模小一些，但内容朴实以及它那可爱劲，在汉碑当中是高级的。我们的眼不能老盯着当代书家，而应多临帖，从碑帖中去寻找和恢复其自然状态，像高密出土的《孙仲隐碑》。”

鲜于璜碑

《鲜于璜碑》，纵格17行，字16行，下款与正文平齐，间隔空行。字体以方笔为主，辅以圆笔。笔势沉着，锋芒含蓄；笔法严谨，结体浑厚；笔力遒劲，严整丰腴；取势横扁，宽博厚重，掺以异势，自然生动。整体布局匀称，形态凝重端庄，意近《张迁碑》，但比《张迁碑》更丰腴。当为汉碑“方正派”中极为重要之代表。其笔画肥瘦有度，结字拙巧并存，朴实中更露生机，灵巧处方见精神。

张迁碑

《张迁碑》全称《汉故榖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亦称《张迁表》。碑石原在山东东平州（今山东东平县），今置泰安岱庙炳灵门内。汉中平三年二月刻。明初出土。

《张迁碑》是东汉晚期作品。通篇为方笔，方整劲挺，棱角分明，结构谨严，笔法凝练。书风端正朴茂，方劲雄浑。初看似乎稚拙，细细品味才见精巧，章法、行气也见灵动之气，沉着有力，古妙异常。运笔具有齐、直、方、平的特点。笔道粗细介于二分笔与三分笔之间。波画的提按过渡不甚明显，有别于孔庙三碑的大撇重捺。“于方直中寓圆巧，笔画粗细相间，生动自然”。字形偏于古拙一路，碑中字体大量渗入篆体结构，字型方正，虽字迹多漫漶，然端整雅练，剥落之痕亦复天然，结字运笔已开魏晋风气。结构组合，端正中见揖让错综，灵活变化，殊多生趣，而又沉着方劲。碑阳之字朴雅秀隽，碑阴之字稍见纵肆，皆高洁明朗。学汉隶者，都以此碑为最后范则。然而得其方秀者多，得其凝厚者寡盖，其含蓄内蕴得之不易也。深望智者能得其兼。

近代书家李瑞清认为《张迁碑》上承西周《盂鼎》书风，四周平满，严正朴茂，而且接近楷法，开启北魏《张猛龙碑》、《龙门二十品》一路书法。亦有人认为，“北魏《郑文公碑》、《始平公造像记》等石刻、造像无不与它有着嫡乳关系”。

《张迁碑》的用笔，有时波磔分明，有时四角方折，似完全不讲笔法。对此，清万经的话倒是有点道理。他说：“余玩其字颇佳，惜摹手不工，全无笔法，阴尤不堪。”所说“摹手不工”，应该还包括刻工的不佳，许多魏碑的方折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但《张迁碑》带给我们的，却是一种全新的气象，临习汉隶，如果要求变，则《张迁碑》是极好的范本。它的字体方整中多变化，朴厚中见媚劲，外方内圆，内捩外拓，方整而不板滞，是汉隶中的上品。明王世贞评其书云：“其书不能工，而典雅饶古意，终非永嘉以后所可及也。”（《弇州山人四部稿》）清孙退谷评其书云：“书法方整尔雅，汉石中不多见者。”清杨守敬《平碑记》云：“顾亭林疑后人重刻，而此碑端整雅练，剥落之痕亦复天然，是原石，顾氏善考索而不精鉴赏，故有此说。”又云：“篆书体多长，此额独扁，亦一格也。碑阴尤明晰，而其用笔已开魏晋风气，此源始于《西狭颂》，流为黄初三碑（《上尊号奏》、《受禅表》、《孔羡碑》）之折刀头，再变为北魏真书，《始平公》等碑。”

礼器碑

礼器碑：全称《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此碑是汉代隶书的重要代表作之一，金石家评价甚高。碑文字迹清劲秀雅，有一种肃穆而超然的神采。书风细劲雄健，端严而峻逸，方整秀丽兼而有之。碑之后半部及碑阴是其最精彩部分。艺术价值极高。一向被认为是汉碑中经典之作。

《礼器碑》的笔画瘦硬刚健，收笔转折多处方折，笔画较细而刀法及捺粗壮，构成强烈的视觉对比，而且多少带有一些和居延汉简书法相似的地方。但是它瘦不露骨，不伤于靡弱，显得很有力度。尤其是碑阳书法，更是精美绝伦。而碑侧和碑阴，因为记载捐助者的姓名和捐助钱数，显得要随意得多，大小疏密皆不经意，但反而有一种变化之美。

和其他著名汉碑相比，它不同于《乙瑛碑》的俊美、《史晨碑》的古朴、《孔庙碑》的纵逸、《华山碑》的奇古、《衡方碑》的灵秀、《张迁碑》的方正、《曹全碑》的秀丽。《礼器碑》自有自己的风格在，这也正是它的成功之处。学习隶书，最宜以此碑入手。清王澍在《虚舟题跋》中评此碑说:"隶法以汉为极，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而此碑最为奇绝，瘦劲如铁，变化若龙，一字一奇，不可端倪。"并说:"惟《韩敕》无美不备，以为清超却又遒劲，以为遒劲却又肃括，自有分隶来，莫有超妙如此碑者。"

西狭颂

《西狭颂》摩崖石刻位于甘肃省天井山鱼窍峡中，碑文全称《汉武都太守汉阳阿阳李翕西狭颂》，又称《惠安西表》，民间俗称《李翕颂》《黄龙碑》。颂文主要记载了东汉武都郡太守李翕率众开天井道的历史政迹。

《西狭颂》书法古朴方劲，刚健整饬，用笔多方笔起收，少作提按，取中锋行笔，兼参侧锋作波磔。尤其是笔画转折处外方内圆，方处棱角分明，圆处刚劲深含拗力。此碑在汉隶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其书法篆意楷形，既严劲又灵动。杨守敬评其“方整雄伟，首尾无一缺失，尤可宝重”。徐树钧则说：“疏散俊逸，如风吹仙袂，飘飘云中，非复可以寻常蹊径探者，在汉隶中别饶意趣

乙瑛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