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头号政坛“不倒翁”，总结出六字做官秘诀，被后世奉为圭臬
文/格瓦拉同志
自古宦门深似海，如何长期保持高官厚禄，其实是一门很高深玄妙的艺术，唯有深谙中庸之道、难得糊涂的人才能做到，这种人往往也被称为“不倒翁”。古代中国政坛上的“不倒翁”为数众多，就清朝而论，首屈一指的当属历事三朝、为官53年的曹振镛。那么，曹振镛有哪些做官秘诀，以至于能长期混迹政坛？
01 位极人臣
曹振镛，字怿嘉，号俪笙、秀溪，安徽歙县人，乾隆朝户部尚书曹文埴之子，出身新安曹氏家族，始祖是魏武帝曹操。有清一朝，汉族勋贵的子孙虽然可以通过荫庇的方式进入官场，但升迁的难度较大，并且不受世人推崇，因此很多有志青年便选择科举入仕之途，曹振镛亦是如此。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27岁的曹振镛考中进士，随即以庶吉士的身份担任翰林院编修，由此踏入仕途。
乾隆帝画像
曹文埴为官持正，深受乾隆帝的器重，因此等到曹振镛入仕后，老皇帝同样对他寄予厚望，很快便将其擢升为侍讲，累迁至侍读学士。嘉庆帝登基后，曹振镛更是步步高升，在短短15年时间里，先后晋升为少詹事、通政使、内阁学士、工部侍郎、吏部侍郎、工部尚书、户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协办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最终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相当于宰相。
嘉庆二十五年（1820），嘉庆帝驾崩，军机大臣们在撰写遗诏时，在其中加入乾隆帝诞生于避暑山庄的内容。原来，民间一直有个传闻，称当年雍正帝在避暑山庄时，喝了鹿血一时兴奋而临幸宫女，然后生下了乾隆帝。如果这种事在私下里聊聊倒也罢了，军机大臣们竟敢写进遗诏里，简直是大逆不道。因此，新继位的道光帝获悉消息后，立刻罢免所有的军机大臣，改由曹振镛担任。
嘉庆帝画像
自乾隆帝统治的晚期开始，清朝便开始走下坡路，而经过白莲教大起义的冲击后，国势更是萎靡不振。不过，处在帝国由盛转衰过渡期的道光帝，却是个因循守旧、疑心颇重的皇帝，非常讨厌倡言改革、锐意进取的臣僚，而对老成持重、八面玲珑的曹振镛大加青睐。正因如此，曹振镛的官越做越大，最终晋升为太傅、武英殿大学士、上书房总师傅，地位达人臣之极。
02 生荣死哀
道光帝对曹振镛的信赖，可以说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根据史料记载，道光帝每次出巡时，都把除军国重事之外的政务交给曹振镛来处理，并且对于他的处理意见，始终都没有做出过更改，如此宠遇，在历朝历代都难以找出第二例。时至今日，歙县民间依然流传着“宰相朝朝有，代君三月无”的俗谚，用于夸耀曹振镛所受的恩宠。
道光帝画像
道光七年（1827年），伊犁将军长龄平定长达7年之久的南疆叛乱，并将叛首张格尔押解至北京。平定叛乱后，曹振镛作为决策人员受到褒奖，不仅晋升为太傅，并且获赐紫缰、在紫光阁树立画像的殊礼。与此同时，道光帝还为曹振镛写下这样一段赞语：“亲政之始，先进正人。密勿之地，心腹之臣。问学渊博，献替精醇。克勤克慎，首掌丝纶。”如此高的评价，朝臣中再无第二人。
道光十五年（1834年），年老体衰的曹振镛病死在任上，终年81岁。道光帝得知曹振镛去世的消息后悲不自胜，不仅亲临吊丧，并且下诏褒恤，赐谥号为文正，入祀贤良祠。从宋朝开始，“文正”便成为文臣死后最荣耀的谥号，而有清一朝仅有8人获此殊荣（汤斌、刘统勋、朱珪、曹振镛、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孙家鼐），曹振镛名列其间，可谓莫大的荣耀。
曹振镛雕像
说句题外话。新安曹氏在清朝属于极为显赫的汉族政治豪门，曾缔造过史上绝无仅有的“五世一品”的神奇纪录。作为其中的佼佼者，曹振镛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踏入官场，到道光十五年（1834年）病死在宰辅任上，前后历事三朝、居官53年，始终受到朝廷的器重，真可谓清朝头号政坛“不倒翁”。
03 流毒无穷
曹振镛在仕途上的极大成功，引起同僚或后进的羡慕，而研究他为何能在长达50多年的时间里始终做到宠遇不衰，很自然便成为当时的热门“研究课题”。根据晚清著名学者朱克敬所著笔记体史书《暝庵二识》的记载，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一向深藏不漏的曹振镛，曾向得意门生透露自己官运亨通的诀窍，总结起来便是六个字-“多磕头，少说话”。
王文韶旧照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曹振镛官运亨通的秘诀被后来者奉为圭臬，后来的穆彰阿、奕劻、王文韶等一大批长期混迹政坛的高官显贵，莫不是他的精神追随者。及至晚清，大小官僚莫不是曹振镛的信徒，他们因循苟且、毫无担当，从不触怒当政者，并以保住荣华富贵为要务，至于帝国和民众的安危根本就不放心上。在这种情况下，晚清局势的糜烂，由此不难想象。
清代有一首名为《一剪梅》的诗，用来讽刺曹振镛极其信徒，其中说道：“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八方无事岁岁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襄赞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真可谓鞭辟入里、入木三分。
张一麐
毫不夸张的说，曹振镛的做官秘诀助长政坛奴化气息，造就了一大帮庸碌无为的官僚，而清朝之所以以近乎沉默、耻辱的方式谢幕，跟这种恶习有莫大的关系。不仅如此，即使进入民国时期后，曹振镛精神的流毒依然并未消除，甚至在1941年，曾做过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的张一麐，还在国民参政会上痛批当时流行的“多磕头、少说话”官场恶习。
参考书目
赵尔巽：《清史稿》，中华书局1998年版。
官修史料：《清实录》，中华书局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