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怎样活才像个人？——读黄玉峰《教学生活得像个“人”》
【按】本文发表于《福建教育》2012年第37期
一、印象
黄玉峰何许人也？我不很明了。
在语文组的一次研讨会上，德高望重的日亮老师竭力推荐黄玉峰的著作《教学生活得像个“人”》，一听这书名，喜欢吹毛求疵的我便暗自嘀咕：这书名怎么这么别扭！
第一种理解，教学生/活得像个人，通俗点讲，就是语文教师应该教会学生怎样像个“人”那样学习生活；第二种理解，教学生活/得（děi）/像个“人”，意思是说，语文教师的教学生活应该像个人那样。
按第一种理解，可以衍生出“学生活得不像个人”这层意思；按第二种理解，可以衍生出“教师活得不像个人”这层意思。放之现实，这两层意思似乎都很有意思。
我很有点不屑：作为一个从教40多年的语文教师，作为一个著作颇丰的语文教师，怎么连个书名也取不好呢？
幸好，出版社的编辑为了消除读者的误解，在封面上特意把《教学生活得像个“人”》分成两行，也就如上文所述第一种理解。
于是，带着这么点偏见，我开始阅读这本书。
书很厚，近400页，约40万字。序言是吕型伟先生写的，不乏褒扬之辞：“是个极有个性的人”“办事认真而谦和的性情中人”“针对中国教育之痼疾，他多次以'鹦鹉救火’的精神发问”“充满活力和热情”“儒雅而才情横溢的”云云。呵呵，看多了，看惯了，每一本著作的序言大抵都是如此，每一个序言的写作者似乎都成了著作者的代言人，我坚定地认为，“一个极有个性且办事认真的性情中人”似乎不太愿意别人给他编织光芒四射的王冠，并且会把这王冠堂而皇之地戴在自己的头上，即便他完全有资格戴上，更何况吕型伟先生还称黄玉峰老师是个“谦和”的人！
我的不屑似乎快变成鄙夷了！
第一章《令人深省的“钱学森之问”》，谈中国教育的流弊，也是老生常谈。中国教育当前的最大问题不是不知道问题，也不是不知道怎样解决问题，而是知道问题知道怎样解决问题却不能解决问题。我们似乎不能责怪中学校长、教育部门官员不懂教育，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也是知识分子出身，怎么会不懂？可是懂了又能怎样？急功近利的教育不一定是教育部门的官员导致的，或许归根结底是社会发展的方向导致的，换言之，这似乎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美国的五六十年代似乎也经历过这样的阶段。
但我对黄玉峰老师的看法似乎有了些许改变，虽然很多人知道中国教育的流弊，但很少有人愿意大张旗鼓摇旗呐喊。几乎所有的中国教师都习惯了“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或者“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正如鲁迅所言：假如有一种暴力，“将人不当人”，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待到人们羡慕牛马，发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的时候，然后给与他略等于牛马的价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别人的奴隶，赔一头牛，则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的盛世。为什么呢？因为他虽不算人，究竟已等于牛马了。
黄玉峰老师似乎是不屑做牛马的人，“教育的高度，决定了一个民族的高度”（第13页）“很多事情，非不能也，是不为也”“一方面，我们号召每一个教师都要有民族忧患意识，尽自己全部的努力。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会忘记，最大的负责人是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话不错，但万民所养的'肉食者’，是不是应该负更大的责？”（第17页）
身处这样的环境，小小语文教师能做什么！随其流而扬其波，哺其糟而啜其醨？黄玉峰老师的呐喊振聋发聩——做一个木铎金声的“大教师”！
他似乎真的是一个极有个性的性情中人，又想起日亮老师说黄老师在一次全国性的会议上，因胸中块垒难平，贸然冲上前台，夺过话筒大声疾呼；又闻其公开课足足上了两个小时，台下听课的学生和专家无人提出异议。没有对民族教育的赤子之心，没有腹中饱满的墨水，是断然不会有这样的作为的！
我的鄙夷已经烟消云散，我怀着点敬畏继续往下读。
二、黄玉峰是语文教学的“叛徒”吗？
“叛徒”永远是相对的，中国青年报称黄玉峰为“叛徒”，本意并不坏，甚至带有些崇高的赞美，因为在这个人人随遇而安的年代，做“叛徒”需要极大的勇气。
“少做训练题，多背诵、多默写名家名篇”“提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提倡大语文、让学生接触诗词歌赋、琴棋书画”，这些是不是“背叛”语文教学的行径？
在语文教学背叛传统的今天，坚持传统就是背叛；在坚持应试教育的今天，不搞题海战术就是背叛；在假话套话满天飞的时代，“我可以不说真话，但我决不说假话”就是背叛……
可是，这个坚持传统语文教学的殉道者却成了当前语文教学界的“叛徒”，不知道这是黄玉峰的悲哀还是我们的悲哀？
被黄玉峰背叛了的中国教育是怎样的？黄老师有很深刻的理解：“我们的教育的确是出了问题。我认为，有五条绳索捆绑了我们的孩子。功利主义，浮躁浅薄，急功近利；专制主义，扼杀个性，奴化教育；训练主义，制造工具，剥夺灵性；科学主义，貌似科学，堂皇迫害；技术主义，专讲技巧，僵化思维。”（第52页）
所以，黄玉峰这本书的第二章便是《谁“背叛”了语文教学》。不过，让我们无比尴尬的是：如果我们认为黄玉峰不是语文教学界的叛徒，那我们自己全都是叛徒；如果我们认为黄玉峰是语文教学界的叛徒，那我们似乎都违背了基本的教学常识。那么，全中国唯唯诺诺的小小语文教师们，黄玉峰是叛徒吗？这虽然比不上发人深省意味深长的“钱学森之问”，但个中滋味也总归是五味杂陈的吧。
黄玉峰披上叛徒的外衣，履行忠贤的职责。他并非语文教学界的叛徒，而是本质的语文教学的忠实维护者。
他强调重视学生的主体意识，更重视教师的独立精神。“教育本质上是教师的活动，没有教授就没有大学，没有教师就没有中小学，教师是一切教学活动的执行者、实践人。学校里，校长出国一周一月、一年半载，学校教学工作照样进行，但缺了教师，一天也不行！”（53页）（此说有偏激之嫌，校长只有一个，教师却有很多个，学校缺一两个教师，似乎也不会有很大的影响。）“作为知识分子，教师应该是有独立精神的人。”何谓教师的独立精神？窃以为，首先得有独立的思想，不僵化，不盲从；其次得有独立的人格，不阿谀，不奉迎；再次得有独立的空间，自由而张扬个性。
那么，我们都有资格做叛徒吗？
那么，我们都应该做叛徒吗？
我想，我没有勇气回答。
曾闻江阴某中学要求语文老师的教案必须按统一标准撰写，且教学内容必须统一，感慨之余，也明白，叛徒的出现也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默默前行，或留下些许淡薄的微弱的光亮，不必像“叛徒”那样张牙舞爪，也不必像先驱那样“炮轰高考”。
黄玉峰先生“鹦鹉救火”式的悲情，惹得同道状如飞蛾，只是语文教学改革之火尚在酝酿。
三、谈“从游”
“期末考试结束了，离公布分数还有几天，别班的学生都紧张地在家等分数。我们班的同学却把分数暂且抛在脑后，开始忙碌地准备体验又一次地'从游之乐’。”
“我认为，没有受过'从游之乐’的熏陶，不能称得上是受到完整的人文教育。”
“什么叫'从游’？简单地说，就是'小鱼跟着大鱼游’。许多大师都曾经讲过这样一个著名的比喻：师生关系，就是'大鱼、’和'小鱼’的关系，大鱼在前引导，小鱼紧跟其后，这就是'从游’，也就是教育。古人拜师，又叫从某某先生游。”
“'从游’式的教育，是非常快乐、非常自得的。这是真正的自主学习。身边有环境可以浸润，前面有榜样可以学习，沿途的风景都是自动映入眼帘、摄入肺腑，而不是被强行灌输入脑中的。”
以上摘自本书第六章的一篇文章《小鱼跟着大鱼游》，文章介绍了黄玉峰老师是怎样带领他的“小鱼”们倘佯在祖国的山山水水里、浸润在人文教育的春风中的。读罢，惊呼：新时代的孔子横空出世！继而，艳羡不已，感叹：我等无才无胆，难望其项背。
但还是抱有幻想：怎样才可享受'从游之乐’呢？
其一、大鱼要足够大。假如只是小鱼小虾，腹中几无物，估计“小鱼”们是不屑于'从游’的。即便迫于各种现实压力，勉强跟从着，也肯定会在后面嘟嘟嚷嚷、指指点点。
其二、水要足够宽。“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在一条狭长的水沟里，容身都困难，估计也是谈不上什么'从游’的乐趣了。诸如“夹缝中求生存”“戴着镣铐跳舞”，也许实在比不上“识时务者为俊杰”。或正如“涸泽之鲋”，断然等不到东海波臣的滔滔大浪；也正如“蚍蜉撼大树”“鹦鹉救大火”，跳进这水沟，还没来得及阐述自己立志“从游”的远大理想，便在这狭长的水沟中搁浅了窒息了。水面够宽，才能容纳足够大的鱼、足够多的不一样的鱼。否则，光是等“红绿灯”就等死了一大批。
其三、水要足够纯。在一条臭水沟里，是谈不上什么“从游之乐”的。常想起治理前的福州的白马河，只见螃蟹横行。鱼，不管是大鱼还是小鱼，似乎都翻了肚皮，后来便难觅其踪。此外，水草等杂物不要太多，否则，大鱼小鱼正欢快畅游的时候，常有东西阻挠：大鱼，你怎么能这样，小鱼跃不上龙门，你负得了这个责吗？这'从游之乐’从何谈起啊！
昨天，读文章《一个中学老师的“教育家梦”》（载于近期《南方周末》），写深圳中学一位普通的语文教师——马小平。
“要赶在灾难尚未毁灭人类之前，把能够应对这种灾难的一代新人给培养出来。”马小平生前曾多次谈到他的教育理念。北京大学的钱理群教授，谓马小平为所识教师中“最具世界眼光”，“可以称得上是教育家”的人。可正是这样的一条大鱼，却又有这样的经历：深圳中学学生李舒扬记得一个细节，家长会结束以后，马老师被很多家长围住，责问他为什么不教课本上的内容，马老师显得很疲惫，甚至有些手足无措。“后来马老师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我去到办公室的时候就看到他在那里泣不成声，非常难过。”
看到这些，总觉得“理想”这个词太扎眼。“然而在这些学校，往往只有极少数教师在自觉地读书，虽然这样的教师是学生心目中真正的读书人，但是他们的价值观与周围的环境往往格格不入，也不为大家接受。无孔不入的功利主义带来的浮躁之风，制约了教师的进步。”（载于《人民教育》，王栋生《我主张“静养式阅读”》）。
享受“从游之乐”，不仅仅取决于大鱼，也取决于小鱼、也取决于大鱼小鱼生长的环境、周遭的氛围。
以前读艾青的《我爱这土地》，总觉得矫情，现在读来，却觉得矫情的是自己：
——然后我死了，
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四、怎样活才算个人？
一本书或一个普通人对社会的影响也许寥寥，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黄玉峰充其量也只是一只相对顽强的个性十足的蚂蚁；但如果我们都坚信匹夫的责任，都相信星星之火的力量，那黄玉峰可以算得上吹响语文教育改革号角的斗士。
我们都知道，一个人改变不了世界，世界总是改变每一个人。所以，黄玉峰的学生，不见得个个像个他所认为的“人”，所以，我们似乎也不必把他的观点奉为圭臬，他和我们毕竟是不相同的。
他振臂一呼，就带着学生“游学”去了，还可以回味“从游之乐”；我振臂一呼，学生嗤之以鼻：都什么年代了，还玩这个，省省吧，好好复习迎考才是王道！
他可以带着学生“赴京赶考”，为写作特长生插上飞翔的翅膀，他还可以在复旦大学校长的面前推荐这个建议那个；学生当然会耳提面命，聆听教导。
黄玉峰有他的特点，有他的特长，当然，也有他的特殊性。于是，他，不可复制。
但，我们，也许可以把他当作一条大鱼，我们就暂时做一回小鱼，倘若足够幸运，也可享受一番“从游之乐”。
然而，更重要的，作为语文教师，我们更应思考“怎样活才算个人”的问题。
作为一个语文老师，自己应该深爱着语文。比如汉字，我们自己是否能够感受到汉字无以伦比的独特的美，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什么最有才华的翻译家也无法把“床前明月光”的内涵准确地用英语、法语、德语等一切非汉语语种表达出来；比如文学，我们自己是否能够充分地感受唐诗宋词里曲曲折折缠缠绕绕的无限情思，我们是否能够充分体会到古代散文中所蕴含的至今为世人称道的思想精髓。倘若我们不随大流，不仅仅把眼光锁定在某一次至关重要的考试，自豪地弘扬语文的美，而且大家都能自觉地这么做，我们大概就不会把自己当作机器了吧。
想起冯友兰先生所谈的人生的境界：只是顺着人的本能或社会的风俗习惯，所做的事并无觉解或不甚觉解的自然境界；所做的各种事，对于个人有功利意义的功利境界；所做的都是符合严格的道德意义的道德境界；超乎社会整体之上，为宇宙的利益而做各种事，并了解自己所做的事的意义，自觉自己正在做自己所做的事的天地境界。
一个语文老师是否也存有类似的境界？语文老师自然不是真武大帝，也许难以达到冯先生所说的最高境界，那语文老师可以达到怎样的境界？
其一，有自我的要求，不满足于条条框框。倘若只满足条条框框，成天地教育学生如何应付考试，那自然是没有任何境界可言的，如确要谈，只能是机器境界。很显然，这样的教学是简单但乏味的。比如，教授《曹操献刀》，就应对一般的考试而言，梳理情节、分析人物、赏鉴技巧即可，学生们当然很机械地认识到曹操的多疑自私。可是，作为名著的价值何在？有很多学生也许认为曹操杀人是有情可原的，而《三国演义》的作者也并没有把曹操妖魔化。要知道，刚开始，仁德的陈宫也参与了杀人。真正体现曹操残忍自私本性的是：在路上遇见买酒回来的吕伯奢的时候，本该倍感惭愧的本想就此逃走的曹操，却中途折返，并且以欺骗的手段杀死手无寸铁的作为他父亲故交的吕伯奢！名著的价值也许就在曲折处细微处！
为何语文老师备课时常常争论不休，而且时间很长、次数很多？我想，很多时候，是因为对现有的某些教学内容或教学知识的诠释难以理解或者理解得不够清晰或者充满质疑。曾有老师谈起自己的同学似乎不曾有这样的经历，我窃喜：我们也许多了很多的乐趣。
这种自我的要求，也许就是陈日亮老师所说的“我即语文”，“我怎么读就怎么教”吧。
其二，有自我的坚持，不顺着社会的风俗习惯。早习惯语文教学界群魔乱舞的语文老师们，早该把那些当做女性服装的流行趋势，只是，女性服装不管怎样变化多端，它终归是女性服装；语文教学五彩缤纷，有时候却变得不像语文。所以，语文老师当有自我的坚持，否则，便极易被妖魔化或者被某个“民女”诱惑走了。
坚持什么？坚持语文的本然。四十八年前，叶圣陶先生作为教育部副部长和全国人大代表专程来福建视察，亲临福州一中，并题词：何以为教，贵穷本原（然），化为践履，左右逢源。（后叶圣陶先生嘱陈日亮老师将“本原”改为“本然”，详见陈日亮《我即语文》中《亲聆叶圣陶》一文。）这所谓的本然，便是语文的本来的样子，通俗点说，语文课就是语文课，跟其他课不一样。
如果要我来理解语文的本然，我觉得那就是一种美感。语文是让学生感觉到美的课程，这种美与其他课程是不一样的。比如悲剧之美，没有听说过其他课程有所谓悲剧之美，只听过学生因为某些课程而不断遭遇“杯具”之后，无法谈美感。而阅读《故都的秋》《祝福》《黛玉之死》，却让人在悲戚之余，沉浸其中。当然，涉及考试，语文似乎与其他课程无异。
其三，有自我的乐趣，并不总是陷入苦海。每听前辈谈及语文，总是眉飞色舞神采飞扬，仿佛年轻一辈所感受的语文教学之苦，他们从未曾感受。我想，岁月过滤的大多是不快，渗漉而下的总是乐趣。孟子认为：“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我等凡人，只得其一乐。至于其二乐，不违师德，摸摸良心似乎也可得。至于其三，可遇而不可求，如果降低点“英才”的标准，也可得。“英才”们偶尔冒犯，有时犯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错误，如果想想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故事，就能释怀了。有一次，罗斯福家被盗，丢了了不少东西，朋友们纷纷写信安慰他，罗斯福却说：“我得感谢上帝，因为贼偷去的是我的东西，而没有伤害我的生命；贼只偷去我的部分东西，而不是全部；最值得庆幸的是，做贼的是他而不是我。”
当然，我们不总是用精神胜利法安慰自己，语文教学自有其乐趣。与古人神游之乐，与美文邂逅之乐，与思想碰撞之乐，与同道共鸣之乐。上了一堂好课，读了一篇美文，解了一个难题，都有其乐。教授《孟子》，舜同父异母的弟弟象千方百计想谋害他，可是，舜为天子之后，还安排他做诸侯，既富且贵。学生很是不解，贵为仁者，怎能纵容此等不仁之人？师生一番争论，其实答案很简单：象罪不至死，舜是仁德之典范，儒家提倡推己及人，先得善待亲近之人。此番神游之乐，既有碰撞，亦有共鸣，他物不可及也。
以上既是个人的追求，也与各位共勉，愿我们这样普普通通的形如蚂蚁般的语文教师，在自己的教学园地里，充分享受属于我们自己的乐趣。
五、反思
近年来，语文教学改革不断，但是质疑也不断，缘何我们听到的看到的大多是“批判”“破坏”而不是“赞美”“建设”？
有孙绍振“炮轰语文高考”，有王栋生“不跪着教书”，有黄玉峰“教学生活得像个人”，几乎都把矛头对准了“考试制度”。但是，他们似乎都没有提出更合理的更有效的更有价值的“制度”。
窃以为，重建的开始都是破坏。只有砸开铁窗，才可能呐喊；只有呐喊，才可能唤醒；只有唤醒，才可能改变。
只是破坏将无法重建。我们是否也都该只沉浸在“炮轰”“批判”的快意恩仇中？别忘了，我们都这片土壤中生存。破坏得体无完肤了，我们也只好赤裸裸。倘若我们先看不起语文教学，能奢望他人看得起吗？因而，破坏之后，应该力所能及地为语文教学改革尽自己微薄的力量。
有人质疑批判者之所以慷慨激昂是为了让自己显得特立独行一点，我很确信鲁迅先生当年也曾遭受这样的中伤，但我们似乎都不会怀疑鲁迅先生批判国民性的目的是为了让自己特立独行一点。
于是，我仍然向孙绍振、王栋生、黄玉峰致敬，因为每一个批判者似乎都更加痛苦，痛苦就在于他们不甘心沉沦在痛苦中但又不得不在苦痛中挣扎。而更多人，在苦痛中变得麻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