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L新视野 | 视角：拱玉书老师——博观约取，玉汝于成
导言
秋意渐浓，在这样一个叶落满地，日光杲杲的时节里，大家在外院的生活也层次分明地展叠着，有日复一日的繁忙，有偶尔淡白的焦虑，也总有踏实而温煦的幸福。
本次“视角”栏目中，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外国语学院西亚系教授拱玉书老师。拱老师真诚地分享了他的生活体验、人生经历，以及在语言学习和学术研究中积累的感受与体会。希望能在这个不断转凉的天气里，给身处“外院大家庭”中的你带来一些或宏观或具体的启发，漫渐人心的温暖和“步履不停”的坚定。
嘉宾简介
拱玉书，1957年生，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西亚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专家成员。
教育背景：
1982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外语系，获得英语语言文学学士学位；
1985年获得东北师范大学历史学（世界上古史）硕士学位；
1992年获得德国慕尼黑大学（亚述学）博士学位。
代表作品：《日出东方——苏美尔文明探秘》、《西亚考古史》、译注《吉尔伽美什史诗》等。
研究方向：古代西亚历史与文化、艺术与建筑，古代东方文学，楔形文字文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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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您本科就读于东北师范大学英语系，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专业？
当时选英美语言文学专业是一种现实选择。我初一还没有读完就因为有一技之长正式参加了工作，成为家乡文工团乐队的一员，到1977改革开放时，我已经工作了四年。这期间，为了实现成为演奏家的梦想，不分昼夜地刻苦练琴，数理化想都没想过，只利用到外地演出的路途乘车时间和一些不方便练琴的休息时间读了一些小说。
1977年，我满怀憧憬和忐忑参加了高考，报了中文系，因为发现自己除了会中文外什么都不会。我自然名落孙山了，因为那年报考中文也要考数学，而我数学几乎交了白卷。第一届高考失败后，在高人指点下，我转报英语专业，因为那年报英语专业不用考数学。我从零学起，拼命学了半年英语，边学还要边工作。但命运还是眷顾了我，让我如愿以偿地进入了东北师范大学英语系（刚入学时还叫吉林师范大学）。“文革”期间，我的家乡蛟河县来了一批北京下放的知识分子，他们被下放到这个偏远的县城教书，我说的高人就是这些人。教我语文和政治的王老师夫妇（都姓王，一个中国人民大学毕业，一个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和后来教我英语的马老师（东京帝国大学毕业）都属于下放的“高人”。在当时县城的中学生眼里，他们就是“神”一般的存在。大批学生受益，我只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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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大学期间有怎样的学习体验呢？
你们这代人可能都难以想象，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激情迸发的年代，金色年华遇到了改革盛世，校园充满朝气，大学生意气风发，胸怀抱负和理想，求知如饥似渴，甚至觉得睡觉都是浪费时间，我应该属于这类人。我上大学时（1978年）已有近5年的工作经历，之前做梦也没有想过这辈子能上大学。我对这次学习机会格外珍惜。当时流行的电影《望乡》《流浪者》等我一概都没有看，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学习上。
东北的冬天冰天雪地，我穿着一双磨露底的皮鞋，每天都要在没人的地方疯狂地朗读英语和背诵课文。经常在从食堂往教室走的路上遇到同学，问我“吃的什么？”，我经常回答不上来，因为边吃边背单词，根本不知道吃了什么。现在回想起这段经历也很感慨，哪来的这么大劲头？想想还是有原因的，那就是因为有理想，有抱负，有憧憬，而没有抱怨。其实，那时各方面条件都很差，12个人住一个寝室，一间十多平米的房间12张床，上下铺，夜里总会有一两个人打呼噜，隔一会儿就会有一个人去上厕所，冬天披着衣服，一路小跑，嗒嗒嗒的拖鞋声由近而远，又由远而近；每人一个油脂麻花的饭袋，女生的好一些；每顿饭基本是一饭一菜，饭菜烩在一起吃，男生一般都狼吞虎咽，几口就吃完了。生活简单单调，但没有人抱怨，好像还都很满意，都很乐呵，都精神抖擞地学。那个时代大多数人都这样。我很幸运，大学毕业那年还收获了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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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那您是在怎样的契机下接触到了亚述学并且开始从事该领域的学术研究的呢？
中国的亚述学是1985年随着东北师大成立“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才开始逐渐建立起来的。我大学毕业时，虽然没听说过“亚述学”，但学贯中西的史学大家林志纯先生的名字在东北师大却是人人皆知。当我面临报考研究生方向时，一位历史系的老师建议我报考林先生的研究生，因为林先生不仅名气大，而且代招出国留学生，我学了四年英语，自然报了出国留学生，目标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东方学研究院。后来因为政治试卷差一分不及格，结果出口转内销了，成为林先生的正式学生，留在国内研读。林先生招收的学生分几个不同方向，我被分配搞亚述学，从此我就上了亚述学这条船，乘风破浪，几经风险，还好，最后平安着陆。
因为林先生那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特聘研究员，也带世界史所的研究生，所以把我也放到北京一起培养，结果是我的硕士研究生阶段的学习都是在北京完成的，上课地点分别在北大、社科院世界史所和社科院研究生院。研究生最后半年回东北师大写论文，毕业后留校当助教，还不到半年，就去德国留学了，一去就是八年。先是在哥廷根大学，季羡林先生留德十年的地方，后来转到慕尼黑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后，直接来北大工作，如今已经将近三十年。1998年开始招收第一届硕士，2002年招收第一届博士。截止目前，已毕业16名硕士，10名博士，几十年的努力有了一些成果。
图｜慕尼黑大学（图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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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们了解到您除了英语外，还掌握了德语、阿卡德语、苏美尔语等，您分别是在什么阶段开始学习这些语言的呢？
阿卡德语和苏美尔语是亚述学的必修语言，这两种古代语言既是亚述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也是主要的研究工具。从1985年起，在林志纯先生领导下的东北师大“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就开始聘请外国专家教授各种古代语言，包括阿卡德语和苏美尔语。从1985年起，我就在东北师大跟外国专家学习这两门语言，出国后继续学习了很多年。
在硕士研究生期间，我的导师林志纯先生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邸文老师专门教我们两三个人德语；请著名学者、后来长期担任社科院世界史所所长的廖学盛先生教我们希腊语，我也学过拉丁语和日语，甚至还学了几个月阿拉伯语，但这些语言的学习都半途而废了，如今都不敢对人说自己曾经学过。但回过头来看，这种浅尝辄止式的学习至少有一点好处，那就是让我对这些语言产生了一些感性认识。感性认识不体验是不会有的。
我曾用德语和英语发表过一些论文，也用这两种语言在德国和美国做过学术讲演。英语和德语基本过关了。法语学了很多年，但在法语上下的功夫还是不够，目前凭工具书勉强能看专业论文。对中国而言，亚述学是舶来的学问，几个西方大国的亚述学有近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而且第一手材料都掌握在他们手里，我们必须首先学习他们的语言，而后才能研究。所以，在亚述学领域从事研究，英语、德语和法语是必备的语言工具。我们要求学生，研究生期间，除英语外，至少要再学一门外语，德语或法语，能兼顾更好。现在的学生学习条件好，人也聪明，有的学生在研究生期间已经掌握了几门外语。后生可畏，来者肯定胜于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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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学习这些不同语言的过程中，您有哪些特殊的感受？
不同人对学习外语会有不同感受，同一个人在不同阶段学习外语也会有不同感受。学第一门外语和学第二门外语的感受会大为不同，学古代语言和学现代语言也有很大区别。总的说来，学第一门外语比学第二门外语难度要大，即使第二门外语与第一门外语毫不相干，因为至少在方式方法上你可以驾轻就熟。如果第二门外语与第一门外语属于同一语系，可借鉴和借助的东西就更多了。学现代语言比学古代语言难度要大，这是因为二者的要求和目的不同。学现代语言一般要求能听、说、读、写、译，而学古代语言一般要求能识读即可。如此说来，会几门相关的外语，掌握几门相关的古代语言，也不是什么难以企及的事情。
外语也好，母语也好，永远学不完，永远达不到最完美的程度，实际上也不需要达到最完美的程度。对绝大多数学外语（包括古代语言和现代语言）的人来说，外语只是工具，多学一门就多一种工具。学得好，这种工具就好用一些；学得不好，也是一种工具，但用起来可能会蹩脚一些。作为现代学者，只要研究工作涉外（外国文学、文化、历史、哲学、艺术等），就都要备一个语言工具箱，工具箱里的语言越多，工作起来就越得心应手，能解决的问题就会越多。这和孔子说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是同一个道理。否则会出现尴尬局面：遇到了问题，但无力解决，是因为工具箱里没有合适的工具。我就经常陷入这种尴尬。我多么希望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古希腊语和拉丁语都是我得心应手的工具啊！在此，我不妨对年轻人现身说法：趁着年轻，多学几门外语或古代语言，有百利而无一害。空闲的时候还是应该少玩手机，多学点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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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您是如何保持多语种言应用能力的呢？
远远谈不上多种语言应用能力，能用德语和英语表达学术观点，交流也没有太大障碍。这得益于我本科学英语，工作后又到美国哈佛大学访问了一年。而学习阶段在德国连续生活八年，工作后又获得德国洪堡基金的资助在德国从事研究一年有余，这样累计在德国学习生活十余年。有了这样的经历，工具箱中的这两种现代语言基本可以运用自如了，古代语言——苏美尔语和阿卡德语——也可以随时拿来使用，保证了科研工作正常运转，如此而已。我的语言工具箱里工具不是很多，遗憾却不少。遗憾也许是人生的组成部分，我的人生中这个组成部分从不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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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我们注意到您很多的研究成果都体现了“比较”的视角，比如您在论述苏美尔文明里的“ME”时，把它与中国哲学中的“道”做了类比；在研究楔形文字起源时，也关注到其与《说文解字》中“六书”的相似之处。这些想法是由何而来？
人都是在某种特定文化背景或文化传统中成长的，一举一动，一思一念，无不带着文化烙印。无论你在哪里，做什么，文化都伴随着你，因为文化是你的一部分，是分不开的。这个意义上的文化其实就是修养。
当你走进一种古代文字体系时，你发现这种文字体系中的符号有四种类型：象形、指事、会意和形声，而这四种类型反映的是四种造字法，作为中国人，你能不想到许慎的“六书”吗？何况这种古代文字体系中也有“假借”字，甚至有“转注”字！楔形文字不但有汉字中常见的这六种类型，楔文文献中还有“说文解字”文献，所以，我用“六书”和“说文解字”等汉字学概念来描述楔形文字势在必然，也自然而然，这种比较的视角不是先入的，而是后生的。通过比较，楔文结构和造字方法变得更加清晰，反过来，楔文作为一种参照系也为汉字学提供了一些新思路。我们在撰写《苏美尔、埃及及中国古文字比较研究》（科学出版社，2009）期间，负责汉字部分的葛英会老师常说楔文给他很多启发。
“ME”是苏美尔文明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宗教和哲学概念，在楔文文献中出现频率很高。一个世纪以来，这个概念备受学术界关注。西方学者把“ME”解释为“神威”、“世界秩序”、“文化财富”，等等。我发现他们的理解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我在读文献时，每遇到这个“ME”时总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于是我便开始特别关注这个概念，搜集到一定数量的证据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认识。2017年发表在北大学报的文章“论苏美尔文明中的'道’”表述的就是我自己的观点。我认为苏美尔人称之为“ME”的这个概念内涵丰富，包括几个层次：一、用来表述天地母，即天地万物最原始的推动力；二、用来表述某些物质和精神中固有的规律和本质属性；三、用来表述内含或拥有这种规律和属性的物质和精神。三个不同层次的含义用一个词表述，给现代学者带来理解上的困惑，以致于学术界对这个概念一直感到莫名其妙。
苏美尔人的“ME”里面有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神韵，中国哲学中的“道”虽然不能与苏美尔人的道完全对应，却能最大限度地传达这种神韵，所以，我建议在中文著述中把“ME”翻译成“道”。但“道”对西方学者不适合，在国际学术平台，还是应该采取“概念自主”的原则，“ME”就是“ME”，内涵解释清楚即可。
我认为，我对楔文的研究和对“ME”研究都不是比较研究，而是基于本民族文化背景对非本民族文化的研究对象的思考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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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您认为在这种跨文化比较中有什么需要特别关注的吗？
比较研究是非常必要的，有比较才有鉴别，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都可以拿来作为开展比较研究的依据。但必须注意两点，一是不能为比较而比较，二是不能过度，什么事情都有度，过度就会走向反面。
上世纪初，随着英国学者史密斯发现泥版中的“洪水故事”和英、法、德、美考古学家在众多考古遗址都有重大发现，西方学界出现“泛巴比伦主义”（Pan-babylonism），在德国还出现了“巴比伦与《圣经》之争”（Babel-Bibel-Streit）。以德利奇为代表的一些有影响力的学者认为“《旧约》不仅在文学上，而且在宗教和伦理上都依赖于巴比伦文化”。毫无疑问，作为古代西亚地区众多文化中的一分子，希伯来文化在很多方面都受到巴比伦文化的影响，在度量衡、宗教仪式、风俗、戒律等方面都可以找到受到影响的实例，在文学方面更有几乎一模一样的洪水故事和弃婴故事，创世思想和过程也有类似之处，但由此而全面否定《圣经》的原创性和权威性就超越了可以接受的“度”，物极必反，结果德利奇反而成为众矢之的，《圣经》与巴比伦文化的比较研究遭到严重挫折。从上世纪二十年代起，这两种文化的比较研究几乎成为禁地，直到今日也很少有二者间的比较研究。
人文学科中的很多问题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但有一个无形的“度”或“公约”在约束着每一个研究者，违约或不适度就会遭到口诛笔伐。这个实例给我们一个启示：比较研究很必要，不能放弃，可以大胆比较，但要慎做结论。
上图为拱玉书老师的最新译作《吉尔伽美什史诗》。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出版年: 2021-1
内容简介：《吉尔伽美什史诗》是人类历最早的长篇叙事诗，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的瑰宝。史诗情节连贯，环环相扣，跌宕起伏，扣人心弦，更有现世与冥世通联，人与神直接面对，想象丰富，说理深刻，人物性格鲜明生动，语言朴实、形象、优美。今之读者，读之恍若现代杰作，一种古今兴感、若合一契的感慨油然而生。（部分摘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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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二十一世纪以来，亚述学在中国不断发展，北大现在也开设了包括“亚非古典学”方向在内的古典语文学项目，吸引了一批有学术热情的同学。在您看来，亚述学在今天有什么独特的价值？我们在这个时代为什么要继续学亚述学？
经常会有人问学亚述学有什么价值等类似问题。根据我的观察，问这类问题的人有两种，一种是真的不知道人文科学的存在价值，一种是“明知故问”，听听我的说法而已，你们属于这一类。这个问题在北大是不需要回答的，要回答也轮不到我。北大的文史哲历史悠久，而且全国领先，上世纪九十年代又引进了亚述学、赫梯学和埃及学，近些年，一些富有情怀和远见的老师又在积极推进西方古典学和亚非古典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这些实际存在和实际行动就是对学科价值问题的最好回答。
我国的涉外文科（外国语言、文化、历史等等）总体来说还是很薄弱的，空白点很多，大力扶持和发展文科是非常必要的。目前，我国的文科投入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我国文科教学和科研人员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文科的发展情况直接关乎国民素质，甚至关乎国家的兴衰存亡。北大在发展文科方面理应领军全国，垂范天下。设立古典语文项目，推进古典语文的教学与研究，可被视为北大在这方面付诸的行动，作为学生和教师的我们都应该大力支持。
至此，再次衷心感谢拱玉书老师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并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充满洞见和启发性的视角。
谢谢各位的关注和陪伴！
期待在下一期“视角”栏目与大家再相遇！
采访 | 学术发展部 邵冠瑜、郏一苇
文案、编辑 | 学术发展部 郏一苇、邵冠瑜
（特别鸣谢：拱玉书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