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大学：在一起 （二）
本文根据原作者Yascha Mounk的文章改编而成，该作者从另外一个视角展现了不同大学的教育理念，值得一看。
在我直到博士毕业的高校学习生涯中，我结交了很多朋友。有新兴艺术家和发明家，白人和黑人，肯尼亚人和巴基斯坦人，穆斯林、佛教徒和帕西人。我认为自己的社会环境极其多样化。但这可能只说对了一半。因为，在英国和美国，我几乎不认识没有读过书的人。这样的人基本上被排除在校园大学形成的有影响力的社交网络之外。
英美精英层往往对本国有一种非常奇怪的看法。他们往往对贵族大学或跨国公司董事会中相对较小的不公正现象深感震惊；同时，他们对社会弱势地区或贫困小城镇的生活知之甚少。一位自称社会主义者的学生说， “年薪不到10万美元的话，根本不可能生活在纽约。” 他不知道，大多数纽约人的收入要少得多。
民意调查也显示美国人对彼此了解甚少。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左派，他们在精英大学中占多数，几乎不了解自己的国家。他们认为保守派比实际情况要激进得多，经常将他们称为性别歧视者和种族主义者。同时，他们还高估了美国和自己过着一样生活的人的数量。大多数在大流行期间在家工作的美国人认为，几乎一半的员工都是在家工作。然而实际上，这个比例只有七分之一。
他们这种对自身学术环境之外的社会条件的无知最终转化为对外来拒绝的态度。受过高等教育的英国人或美国人对任何外国文化都公开地居高临下地表达自己的态度，就像对自己国家的社会下层阶级一样。教授和管理顾问可以随意亵渎他们认为的下层人。
然而这在社会和政治上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因为没有什么比被“那些高高在上的人”鄙视更能激起选民的愤怒。希拉里克林顿在2016年谈到特朗普的一半选民是”一筐子可悲之人“。她的这个极端的措辞准确地反映了她对整个社会环境的世界观。
德国也存在文化和经济精英将自己与整个国家脱离的危险。德国政治经常会围绕着某些词语的正确说法而纠结。一些政治家和记者也喜欢嘲笑站在窗前的管事佬、看太多电视或有错误政治观点的同胞。他们甚至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选民在多大程度上被激怒而转向支持右翼民粹主义。
不过德国的这些问题还没有英国那么明显。德国有权势的人通常还是能深耕于自己的家乡，在体育俱乐部等社会机构和社会状况较差的同胞保持一定的接触。
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德国大学的文化有关。由于没有特别杰出的大学，大多数德国人都在离家乡不算太远的地方学习。这些未来的当权派还是有自己的老同学和老师，他们不会像企业的CEO那样不再联系中学和小学同学，只和大学同学和大学教授保持往来。而且由于大多数大学都没有真正的校园，即使是那些远离家乡的学生也更加牢固地扎根于社会中层。这就是为什么德国民主目前比英国或美国民主运作得更好的原因之一。
为了保持这种状态，德国大学也可以干脆什么都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