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妓家竟有如此繁多的规矩和名堂，令后世叹为观止

清末时节，松江文人韩邦庆以“吴语”写成《海上花列传》一部。此书之妙，令后世叹为观止。

无奈，一部传世之作以“吴语”写成，在我等北方侉佬看来，字全都认得，含义却不识得。好在张爱玲刻意做过一番修改，将其中部分方言转化为“国语”，这才令大众看了个半懂不懂。

后来，电影大师侯孝贤先生将此书搬上银幕，终于使更多人领略到旧时上海滩，那些秦楼楚馆之中的微妙。犹记得有位民国大师说过，妓家也有文化，也有它特有的美，它特有的好。

可惜，笔者是八零后，感受也体会不到那位民国大师所说的美与好。好在笔者肯打听，这不就在老一辈的口中打听出一些所谓的“妓家文化”。若您各位有兴趣，且听笔者“大狮”讲述一点民国妓家的那些事儿。

话说，民国初建之时，各行各业依旧沿用着许多前清时期的传统，就拿妓家来说，虽然受西风碾压东风之影响，兴起许多新鲜时髦的待客之道，但大多数达官贵人，还是中意于过去的规矩。进入秦楼楚馆玩乐，流程一概不变，什么时候“奉茶”，什么时候“进果”，什么时候“递酒”，什么时候“上饭”，都有一定的仪注排场，绝不可躐等造次。

妓家虽为暗门子营生，但也有品级之分，一等名“书寓”，二等名“长三”，三等名“二三”，末等为“幺二”。类如“野鸡”、“流莺”、“散仙”之流，都属不入流的“半掩门”生意，故而不算在内。

就拿《海上花》中的周双珠、黄翠凤、沈小红来说，这三人虽然穿金戴银，有老少仆人伺候身侧，富商名流围绕其左右，但她们的品级只能列为“长三”，一句“长三堂子里花销”，便足以证明她们的身份等级。

“书寓”列为一等，自然有其一等的道理。举凡能在“书寓”中混生计的姑娘，必熟悉琴棋书画，无论是茶道、女红，又或是吟诗答对，无不样样精通。撩拨古筝便能弹一曲《昭君怨》，抱起琵琶便能奏一首《寒宫秋月》，画枝画叶画荷花，写词写诗写名句，颇有古妓遗风。似这等高雅之处，岂是粗鲁之人能踏足的，只有自恃才高八斗的文人墨客才会流连于此。

“书寓”中的女子，皆称为“先生”，再尊重一些，可称其为“校书”，她们并不轻易允许恩客留宿，只以献艺来与恩客交流，与日本的艺伎颇有几分相似之处。

“长三”姑娘，也可称为“先生”，或称其为“倌人”，但绝不可称其为“校书”。虽然在她们的花楼外，也可以挂上类似于“书寓”的名牌，但只能用“某某寓”，而不敢僭称“书寓”。

为何称其为“长三”，那是因为民初之时，举凡“打茶围”、“ 助侑酒”，必须先给大洋三元，故名“长三”。

能当一个“长三”，绝不是泛泛之辈，仅以一部《海上花》，便知其身价可贵，若没有大把大把的钞票，您连喝杯清茶的资格都没有。

而“二三”姑娘，则又逊色“长三”不少。她们在长相方面不见得比“长三”差，但住所环境肯定不如“长三”，也不准在花楼外面挂名牌，能接触到的大阔佬也少于“长三”，若被人“出条子”邀到某处打茶围、喝花酒，索要价码比“长三”少一块大洋，但又比“幺二”多一块大洋，故而称呼为“二三”。

最末等的“幺二”，相对以上三个品级，就显得逊色不少哩。“幺二”又名“六跌倒”，打茶围、喝花酒，只允许先要一块大洋；上干湿果盘，再收一块；留宿又收两块；还要替妈妈和龟奴要出两块，前后六块大洋，就能做一天露水夫妻。故而又得了个“六跌倒”的称号。

至于一块大洋（银元）换算成人民币是多少，说法不一。以围棋大师吴清源的日记所写为例，他称民国初时，他家的佣人一个月的工钱为两块大洋，可供一家三口的吃喝用度。以此来看，民国初期的一块大洋应该高于五百元人民币。 一个末等的“幺二”姑娘一天至少能拿六块大洋，可见这是一个多么高利的职业。

依照旧时档案所写，富家子弟进入花楼“碰和头”，光是一桌酒席就要花费银洋十二元，其中还要给妈妈和龟奴“下脚费”四元，这还不算各种零零散散的小费。

若是“作花头”，也就是摆谱请大席，一桌酒席最低也要花费银洋三十元，“下脚费”还要花费十元，再算上给姑娘的钱，以及各类名堂，还时不时有龟奴、大茶壶、抱台脚的要“抽头”，喝这么一桌花酒，没有一百个银洋，是办不成事的。

杜甫的一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用在妓家身上，不知合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