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阔的世界中做一个不狭隘的人

我们所生活的现代社会，是一个所谓的文明世界，随着工业文明的进展以及城市化的不断推进。一个人孤立起来生活的世界，貌似越来越不现实更难以实现。

于是，我们开始将自己投身于一个个小型熟人社会构成的浩瀚无垠的陌生社会体系里。

可见，人是群居动物，即便那些自称深居简出、特立独行的人，也不可能彻底摆脱群体认同的需要。庄子那种“与天地精神独往来”的境界，听上去高远玄妙，令人膜拜，放到今天的社会来看，多少有些反人性，猫做得到，人更做不到。

我们每个人，生来都不是作为个体而存在的，而是天然就被嵌套在许许多多的群体当中。作为中国人，我们需要对中国这个国家有自豪感。作为某一个省份或是地区的人，我们常喜欢把当地的高人，或者是历史上诞生过的哪怕是跟该地区有过一点瓜葛的名人挂在嘴边。

在过去，作为北京西城区人，他们会拿轻蔑的口吻谈论南城，让《城南旧事》成为笑料。这是每个人在基因里自带的情感模式，是我们的天性。由这种天性既可以衍生出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乡土情结，也可以衍生出夜郎自大、地域歧视。前者和后者，并不像字面上那样泾渭分明、正邪不两立。

我们可以走上大街，随便拉一群人，把他们随机分成两组，每个人很快就会对本组的同伴产生群体认同，对另外一组人产生陌生感和抗拒感。这在心理学上叫做“内群体偏袒效应”。

认真说来，眼界越窄，排外心理就越强。即便在一些细枝末节上，比如在吃豆腐脑浇卤的地方，会觉得吃豆腐脑放白糖是粗鄙无文的蛮夷行径，当然，反之亦然。人的口味主要是由母亲在怀孕时期的饮食特色造就的，其次是受周边环境的影响，倒也没有客观上的高下优劣之分。但是，智能马桶和秫秸秆儿，手机和大嗓门儿，孰优孰劣，至少绝大多数人都有一致的标准。

所以，站在今天来看，西方的物质文明超过中国，这是没人可以反驳的。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每家每户用到的冰箱、彩电、洗衣机，大大小小的家用电器，上下楼要坐的电梯，上下班要坐的汽车，哪一样都不是中国本土的发明，但“百姓日用而不知”，因此而沮丧的人显然不多。即便是文盲老太也有一种大局观——即便不能清晰地表达出来，隐隐然也知道这些科技都属于“人类文明”，不分国界。

用“大局观”看问题，想象一下正有外星人入侵地球，那么我们和所有的外国人，或者说是“洋鬼子”，转眼间就变成了同一个群体，“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站在更高处反观原来的问题，问题也就不成其为问题了，这是庄子的办法。但究竟站在多高才合适，这往往不是个人能够控制的。如果当你站在宇宙的高度，觉得地球这一粒小小尘沙存在与否都无所谓，那么你就会遇到很大的麻烦了。

换个角度，让我们想想西方的物质文明从何而来，这才是真正伤感情的问题。这就像我们探究圆滚滚的果实从何而来，注定会顺藤摸瓜地找到枝条、主干、树根和土壤。地理环境的特殊性、政治结构的特殊性、文化根底的特殊性，所有这一切，都是土壤和根茎之类的东西。洋务运动注定没有后劲，道理就在这里。

这就一定让人沮丧吗？士大夫阶层一定要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操守才能保持尊严吗？其实倒也未必，因为更大的“大局观”可以轻易冲垮这样的沮丧情绪，比如，马克思主义。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当我们喊出这样的口号，请注意，群体被重新划分了——旧有的国家、民族的属性被排列在阶级属性之后，所以我们不觉得马克思是“洋鬼子”，反而把“孔老二”当成阶级敌人，而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

看嘛，沮丧与否，取决于你的群体认同，而群体认同是可变的，既可以主动地变，也可以被动地变。换言之，内群体偏袒效应永远在发挥作用，这是我们先天的认知模式，我们注定都有着帮亲不帮理的心理倾向，这是可以克制，但不可消弭的。然而，究竟哪个群体才是你的“内群体”，或者说你究竟属于哪个圈子，这就没有一定之规了。

对东西方文化的划分，只不过是太纠结于“内群体”的结果。如果把“群体的界分标准”换成无产阶级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或者其他什么分类法，那么东方和西方的边界也就自然消失了。

当我们自愿选择处于什么样的群体内，我们自然会为身处的这个群体无偿“代言”。在盲目代言的同时，我们自然就会产生某种偏袒。而这些偏袒从某种意义上讲很可能也是一种狭隘的表现。只是，身处在该群体内时间久远了，无法敏感到自知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