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夏平 黄静:孟浩然“无官受黜”故事形成与演变的史源性考察

摘要

《唐摭言》所载孟浩然“无官受黜”故事,历来备受关注。前人虽指出孟浩然见唐玄宗一事不可信,但并未深究故事如何形成。从史源角度切入,发现故事的成型与孟浩然《岁暮归南山》一诗引起唐人特别是落第举子的广泛共鸣,以及王定保编撰《唐摭言》时的文献环境有密切关系。自五代以降,此故事不断变异,其流传路径及文本衍变现象,反映了始源性文献与衍生文本之间的深层次内在关联。从史源考察此故事的形成与演变,有助于深入认识笔记、诗话等文献中的诗、事关系,亦可加深对强文献与弱文献不同性质的理解。

孟浩然“无官受黜”故事形成与演变的史源性考察
撰文|吴夏平 黄静

吴夏平,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黄静,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一、前人研究成绩及遗留问题

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十一“无官受黜”条载孟浩然故事:“襄阳诗人孟浩然,开元中颇为王右丞所知。句有'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者,右丞吟咏之,常击节不已。维待诏金銮殿,一旦,召之商较风雅,忽遇上幸维所,浩然错愕伏床下,维不敢隐,因之奏闻。上欣然曰:'朕素闻其人。’因得诏见。上曰:'卿将得诗来耶?’浩然奏曰:'臣偶不赍所业。’上即命吟。浩然奉诏,拜舞念诗曰:'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上闻之怃然曰:'朕未曾弃人,自是卿不求进,奈何反有此作!’因命放归南山。终身不仕。”

《唐摭言》一书,《崇文总目》《宋史·艺文志》《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遂初堂书目》《四库全书总目》等均记为十五卷,可知流传有绪。此故事是孟浩然研究中的一则重要材料,关注者不少,如陈贻焮、傅璇琮、陈铁民、谭优学、佟培基、徐鹏、王辉斌、刘文刚等均有相关论述。总体来看,已有研究成绩主要集中于三方面:一是一致认为孟浩然遇玄宗故事是后来好事者所为,乃当日不可能发生之事。二是对《岁暮归南山》一诗题名及作者归属有不同认识。三是对孟浩然此诗写作时间看法互异。

关于孟浩然遇唐玄宗一事,前人多认为不可信。陈贻焮《孟浩然事迹考辨》一文说:“《岁暮归南山》明是临归时所作,似不当复有此事,想出于好事人伪托,不足信。”傅璇琮亦认为:“关于唐玄宗见孟浩然的记载,不论《唐诗纪事》,还是《唐摭言》、《新唐书》本传,都是靠不住的,都可以说是小说家言,不足为据。”又说王维开元十七年(729)虽在长安,但未居官,故不可能私邀浩然入内署。即便浩然第二次入长安,其时王维官不过拾遗,亦不可能发生此事。总之浩然“无官受黜”事盖出于好事者伪托,不足信。b刘文刚《孟浩然年谱》于开元十六年(728)条下详辨此事,认为王维当时官甚卑,张九龄执政时方擢右拾遗。一般来说,王维不会伴值内苑,玄宗也不会幸其宅,“总之,浩然向玄宗诵诗之事,纯属好事者的杜撰”。唯谭优学认为《唐诗纪事》所载“明皇以张说之荐召浩然”一说较为可信。此说非谭先生首倡,前人已有类似看法。但其实不足据,本文将于第三节详述。

《唐摭言》所载“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一诗,殷璠《河岳英灵集》卷下题为《归故园作》。《文苑英华》卷一六○题作《岁暮归南山》。《全唐诗》卷一六○亦作《岁暮归南山》,注云:“一题作《归故园作》,一作《归终南山》。”陈贻焮认为诗题当为《岁暮归南山》。佟培基亦从唐人选唐诗以迄今存明清抄刻诸本均载此诗为孟浩然作,判断其作者归属当不误。此诗作者为孟浩然,本无需再论。但清黄丕烈曾将宋刻本与元刻刘辰翁批点本互校,发现元刻本未录此诗:“先是,书友携此书来,余取旧藏元刻刘须溪批点本手勘一过,知彼此善恶,奚啻霄壤。非特强分门类,不复合三卷原次序。且脱所不当脱,如《岁晚归南山作》,《新唐书》所云浩然自诵所为诗也。”是则黄丕烈所见元刻本脱漏此诗,故于跋文中特加辨正。

关于《岁暮归南山》一诗的写作时间,前人有不同认识。徐鹏《孟浩然集校注》将此诗系于开元十六年(728)孟浩然从长安返乡时作。陈贻焮将其系于开元十七年(728)孟浩然科举失利之后,并依据此诗,指出“知他秋时即已思归,但到岁暮才成行”。傅璇琮认为开元十六年(728)冬,孟浩然入京,参加开元十七年(729)正月举行的进士科考试,故系此诗于开元十七年(729)冬离京返乡时。刘文刚列出四点理由,认为此诗当作于开元二十二年(734)冬。是则对诗的作年看法各异。但此诗不可能写作于不同时间。判定其确切作年,当参考其时科举制度。

二、“无官受黜”故事形成蠡测

孟浩然遇唐玄宗的记载,首见于《唐摭言》。那么,王定保编撰此故事所依据的材料到底是什么呢?这里面涉及此书材料来源问题。作者在卷三“散序”中有一段自叙:“定保生于咸通庚寅岁,时属南蛮骚动,诸道征兵,自是联翩,寇乱中土;虽旧第太平里,而迹未尝达京师。故治平盛事,罕得博闻;然以乐闻科第之美,尝谘访于前达间。如丞相吴郡公扆,翰林侍郎濮阳公融,恩门右省李常侍渥,颜夕拜荛,从翁丞相溥,从叔南海记室涣,其次同年卢十三延让、杨五十一赞图、崔二十七籍若等十许人,时蒙言及京华故事,靡不录之于心,退则编之于简策。”

所述诸人中,吴融是王定保岳父,李渥是其光化三年(900)进士考试的座主,王溥、王涣为其族属,卢延让、崔籍若是其科举同年,王定保曾向他们询访京城故事。由此可见,《唐摭言》部分材料来自作者听闻,近于“文献”中的“献”之义,也就是口述或口传文献。此外,还有从他书转引摘抄者。以卷一为例,其中“会昌五年举格节文”条,转录朝廷所制敕令;“述进士下篇”条转摘李肇《国史补》;“散序进士”条引独孤及《河南府法曹参军张从师墓志》;“两监”条转录《唐实录》及李华《寄赵七侍御》诗。这些材料符合“文献”中“文”之义,亦即文字或实物形态的文献。口传或口述文献,因其听闻性质,可称为“弱文献”。国史、实录、墓志、诗文、笔记等史料,因其文字和实物性质,可谓之“强文献”。《唐摭言》所记孟浩然故事,即在此文献环境中形成。

《唐摭言》所载孟浩然所遇之人为唐玄宗,当与其时科考制度和风气有关。《旧唐书·孟浩然传》载其“年四十来游京师,应进士不第”。据王士源《孟浩然集序》,孟卒于开元二十八年(740),年五十二,则其“年四十”当在开元十六年(728)。《册府元龟》载开元十四年(726)六月下敕:“开献书之路,观扬己之人,阙下之奏徒盈,席上之珍盖寡。岂弘奖之义或有未孚,将敦本之人隐而未见?天下官人百姓,有精于经史、道德可尊、工于著述、文质兼美,宜令本司、本州长官指陈艺业,录奏状奏闻。其吏部选人,亦令所司铨择,各以名荐。朕当明试,自观其能。若行业可甄,待以不次。如妄有褒进,必加明罚。”据此,可知朝廷曾令各司、各州长官,以及主持科考的吏部,甄选有儒行学术者,向朝廷推荐。对于被举荐者,玄宗将亲加考选,择优录用。开元十四年(726)十月,又诏:“丘园之俊,罕见褒升,岂朕劳求之意也?宜令都督、刺史,审更访择,具以名荐。”依据唐代科举考试时间的相关规定,这两道诏令提到的择人问题,都需要等到来年才能解决。开元十五年(727)五月,玄宗亲自考核由各州、各司及吏部推荐的应试者,《册府元龟》载本年“五月,诏中书门下引文武举人就中策试。于是蓝田县尉萧谅……等对策稍优,录奏”。本年九月庚辰,玄宗又“御洛城南门,亲试沉沦草泽、诣阙自举文武人等”。这两次由玄宗主持的人才甄选活动,应是对上年诏令的回应和落实。《旧唐书·玄宗纪》载,开元十五年正月戊寅,“制草泽有文武高才,令诣阙自举”。这道诏令未知是否为对开元十四年十月诏令的追敕,拟或为新的选人活动?若为前者,当已在开元十五年九月完成。若为后者,当在开元十六年由玄宗再次亲选。上述科考制度发生于孟浩然“游京师”之前不久,其既欲参加考试,自然非常关注这些敕文信息。据此来看,《岁暮归南山》中的“北阙休上书”应有所指,并非泛泛而论,当与开元十四和十五年敕令中的“开献书之路”“阙下之奏”及“诣阙自举”有关,亦即与此期制举活动有关。诗中“不才明主弃”,亦当与玄宗亲试选人的活动有关。依据前引《旧唐书》孟氏本传,此诗应作于开元十六年诗人参加科考失利后不久。

据上所述,《岁暮归南山》一诗保存了开元时期科举选人的历史记忆。其中“不才明主弃”,将科举失利归为帝王之“弃”,引起落第举子们的强烈共鸣。后世科考失利者,往往通过自比孟浩然而获得一种心理慰藉,同时又通过符号化唐玄宗,使“明主弃”成为他们解释失利的说辞。这种共鸣随着科考竞争加剧而愈演愈烈。笔者据《登科记考补正》统计,从至德二载(757)至天祐四年(907)的151年间,除宝应元年(762)、贞元二十年(804)、咸通十一年(870)、中和四年(884)、天复二年(902)、天复三年(903)停举外,实际开考145年,共录取进士3909人,平均每年录取人数为27人。这个数字比开元、天宝年间平均数28人还低。此期录取人数最多的一年为40人,最少一年仅5人。据《唐摭言》卷一“会昌五年举格节文”条所载,西京国子监送30人,宗正寺20人,东都国子监及同州、华州、河中府合送30人,凤翔、山南西道等道各送15人,其余每道各送10人,可知每年参加进士试者约500余人。录取率约为3%—5%,其竞争激烈程度可想而知。在这种紧张关系之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现象就极为普遍。每年长安落第的数百名进士科举子,其哀怨之声亦可想见。这样一来,他们对前朝落第名人就特别关注,对其传闻也就更加热衷。孟浩然故事当在如此科考环境中生成。

以上是对孟浩然故事生成的历史语境的推测,事实上,故事形成还与其诗歌编选,以及后人绵延不绝的以孟浩然为主题的诗文写作和传播关系密切。孟浩然卒后,其诗歌广为流传。天宝四载(745)王士源为其编集,并撰写序文表达同情,谓其“名不继于选部,聚不盈于担石。虽屡空不给,而自若也……未禄于代,史不必书,安可哲踪妙韵,从此而绝”。特别强调了诗人“未禄”,也就是未得官、未入仕。天宝九载(750),韦縚有感于王士源与孟浩然之间的深情,重编孟集,并将此书送呈秘府。天宝十二载(753)殷璠编《河岳英灵集》,在“孟浩然”的小序中,对其流落不遇亦深表同情:“余尝谓祢衡不遇,赵壹无禄,其过在人也。及观襄阳孟浩然罄折谦退,才名日高,天下籍甚,竟沦落明代,终于布衣,悲夫!”也特别指出诗人的“无禄”和“沦落”。殷璠所选孟诗中有《归故园作》,亦即《岁暮归南山》。略晚于《河岳英灵集》的《国秀集》,也选录了孟浩然诗歌七首。这样一来,经由诸人扬厉,孟诗传播越来越广,由此逐渐形成了一个才高命薄、流落不偶的诗人形象。这个形象再经由后人诗作与流传而不断扩大,乃渐至定型。贞元年间,符载请求时任山南东道节度使樊泽重修孟墓,后人经襄阳时,或过其旧居,或拜谒其墓,或登岘山而赋诗怀念。白居易、施肩吾、张祜、朱庆馀、罗隐、唐彦谦、卢延让、张蠙、李洞、陈羽、司空图、释贯休、释齐己、皮日休等人,均留有追忆诗作。后人多因其人而读其诗,又因其诗而想其人。如杜甫寓居巴蜀期间,由己及人,发出“吾怜孟浩然,裋褐即长夜……每望东南云,令人几悲吒”的感叹。白居易屡次提到孟浩然遭受厄运,“诗人多蹇厄,近日诚有之……襄阳孟浩然,亦闻鬓成丝”,又说“诗人多蹇……李白、孟浩然辈,不及一命,穷悴终身”。不唯如此,他们还在思考造成诗人不幸的原因。如释贯休认为:“孔圣嗟大谬,玄宗争奈何。”此诗正话反说,表面上称孟浩然不愿出仕,实则谓玄宗不重贤才,以致诗人终身不得仕。

上述历史事件和诗歌创作,揆其要义有三:一是论者多关注孟浩然“未禄”“沦落”“蹇厄”的命运;二是将诗人穷困归因于玄宗弃用贤才;三是孟集的编纂和传播,以及后人不断创作的追念之作,使其人其事经久流传,从而保证了时间上的连续性。因此,这些事件和诗作,既是孟浩然故事形成的基本要件,也是故事口传的文字形态。也就是说,口传文献作为“弱文献”,有时又转化为文字记录的“强文献”。这就意味着,此两类文献之间存在互相转化的可能。从这个角度看,王定保将口述故事形成文字并记录下来,实际上也是“弱文献”向“强文献”转换的一个实例。但这只是王定保编撰孟浩然故事的必要条件,而促使其实际写作,则一定还必须具备充分条件,亦即必须有某个偶然事件或某种机缘。考《唐摭言》“无官受黜”条后的“荐举不捷”条所载张祜故事:“张祜,元和、长庆中,深为令狐文公所知。公镇天平日,自草荐表,令以新旧格诗三百篇随表进献……谨令录新旧格诗三百首,自光顺门进献,望请宣付中书门下。祜至京师,方属元江夏偃仰内庭,上因召问祜之辞藻上下,稹对曰:'张祜雕虫小巧,壮夫耻而不为者,或奖激之,恐变陛下风教。’上颔之,由是寂寞而归。祜以诗自悼,略曰:'贺知章口徒劳说,孟浩然身更不疑。’”

《全唐诗》卷五一一载张祜《寓怀寄苏州刘郎中》:“一闻周召佐明时,西望都门强策羸。天子好文才自薄,诸侯力荐命犹奇。贺知章口徒劳说,孟浩然身更不疑。唯是胜游行未遍,欲离京国尚迟迟。”题下原注:“时以天平公荐罢归。”据此可知,张祜曾得令狐楚引荐,本欲献诗阙下,因元稹所阻而未成。王定保撰写“张祜”故事,所利用的直接材料当为张的《寓怀寄苏州刘郎中》。张于诗中说“孟浩然身更不疑”,自比沦落不遇的孟浩然。张祜还有两首写孟浩然的诗歌,一为《题孟处士宅》:“高才何必贵,下位不妨贤。孟简虽持节,襄阳属浩然。”一为《感归》:“行却江南路几千,归来不把一文钱。乡人笑我穷寒鬼,还似襄阳孟浩然。”由此可知,张祜在诗中一直自比孟浩然。王定保在编撰张祜“举荐不捷”故事时,或由张诗而联想到孟浩然。其将张祜事题为“荐举不捷”,孟浩然事题作“无官受黜”,二者同卷,前后相连,应该也是出于二人遭遇类似而互有关联等方面的考虑。

张祜“荐举不捷”一事,可能促使王定保想到孟浩然。此外,前引王定保自叙询访之人中,有吴融和卢延让。据《全唐诗》卷六八四吴融《寄贯休上人》《寄贯休》,卷六八六《南迁途中作七首·访贯休上人》,卷六八七《和皮博士赴上京观中修灵斋赠威仪尊师兼见寄》《高侍御话及皮博士池中白莲因成一章寄博士兼奉呈》,可知吴融与释贯休、皮日休交往甚密。贯休曾作《经孟浩然鹿门旧居》二首。皮日休为孟浩然同乡,曾于次韵鲁望读《襄阳耆旧传》诗中盛赞孟浩然,又请主事者将襄阳浩然亭改名孟亭,作《郢州孟亭记》。卢延让是王定保光化三年(900)进士同年,曾作《吊孟浩然》:“高据襄阳播盛名,问人人道是诗星。”很明显,这些人与孟浩然关系非常密切,熟悉其故事。因此,王定保向吴融和卢延让询访京城旧事时,或曾述及孟浩然故事。

《唐摭言》所载“无官受黜”条下,除孟浩然一事外,尚有贾岛因“肆侮”武宗而谪授长江县尉、温庭筠因“搅扰场屋”而黜为随州县尉两事。作者之所以将此三事合置一处,是因为三人有共通性:孟参加科考失利返乡,贾多次应举而累年不中,温虽中进士但却无辜授恶官。实际上,正如前文所言,这些故事中的人物都已符号化了。玄宗和武宗是指掌控士子命运之人,而孟、贾、温三人则代表科举制度下的不幸者。因此,“无官受黜”条所载虽为三个具体个案,但其实质具有普遍性,是对整个唐代科举制度与士人命运关系的观察和思考。这与作者王定保个人的人生际遇有一定关系。王定保虽幸运地考中进士,但在后来仕途中,特别是在马殷幕府中未得礼遇,或许也是他编撰孟、贾、温三人“无官受黜”故事的一个重要原因。从《唐摭言》所载整体情况看,无论是进士及第后的狂态,还是老于场屋的惨状,都可以见出作者以进士为尊、以进士为高的基本立场。不过,这也揭示了一个重要事实,即在大唐盛世之下,仍有无数寒士的哀鸣。

三、故事衍生与文本变异

《唐摭言》所载孟浩然故事,自五代以降,不断发生变异。其中涉及始源性文献与衍生性文本问题。《唐摭言》作为始源性文献,与衍生性文本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这是因为由《唐摭言》衍生的文本,在再次衍生时又会变成始源性文本,始源性与衍生性是相对而言的。由于孟浩然故事后来演变的情况十分复杂,因此,判断某一个文本的确切史料来源,必须依据该文本所具的标志性特征。而这个标志性特征只能通过比较才能获得。以《唐摭言》作为始源性文献,第一次衍生朝着两个方向变化:一是《北梦琐言》卷七所载“孟浩然赵嘏以诗失意”条,一是《新唐书》卷二○三《孟浩然传》。先看《北梦琐言》的记载:“唐襄阳孟浩然,与李太白交游。玄宗征李入翰林,孟以故人之分,有弹冠之望。久无消息,乃入京谒之。一日,玄宗召李入对,因从容说及孟浩然。李奏曰:'臣故人也,见在臣私第。’上令急召赐对,俾口进佳句。孟浩然诵诗曰:'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上意不悦,乃曰:'未曾见浩然进书、朝廷退黜。何不云“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缘是不降恩泽,终于布衣而已。”与《唐摭言》相较,《北梦琐言》改动主要有三处:一是把王维改为李太白,二是删去孟浩然伏床下的细节,三是增加了“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两句。因此,《北梦琐言》此条的标志性特征是“李太白”及“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诗句。

再看《新唐书》孟浩然本传的记载:“年四十,乃游京师。尝于太学赋诗,一座嗟伏,无敢抗。张九龄、王维雅称道之。维私邀入内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床下,维以实对,帝喜曰:'朕闻其人而未见也,何惧而匿?’诏浩然出。帝问其诗,浩然再拜,自诵所为,至'不才明主弃’之句,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因放还。”《新唐书》改动主要有两处:一是增加了孟浩然曾于太学赋诗,二是称誉者在王维之外增加了张九龄。因此,其标志性特征是“太学赋诗”和“张九龄”。相对于《唐摭言》,《北梦琐言》和《新唐书》都是衍生文本。但是,与后来再次变异的文本相较,二书所载又都成为始源性文献。因此,后来文本据以流传和衍生的始源性文献有三种,亦即《唐摭言》《北梦琐言》《新唐书》。但其流传和衍生的情况又各不相同,以下分别论述。

以《唐摭言》作为始源性文献者,除第一次衍生的《北梦琐言》和《新唐书》外,还有直接将其作为史料来源而转录的。如宋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下“唐明皇初好贤乐士”条,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一八“孟浩然”条,宋蔡正孙《诗林广记》前集卷八“岁暮归南山”条引《漫叟诗话》及《隐居诗话》(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一五“孟浩然”条同),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一五“孟浩然·坐诗穷”条,清吴景旭《历代诗话》卷四七庚集上之中“唐诗·弃”条等,所载均未言及张九龄,而引荐孟浩然者又均为王维,据此判断均本于《唐摭言》。此外,宋朱胜非《绀珠集》卷四“孟浩然诵诗”条直接注明引自《唐摭言》,明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卷七“文人宠遇”条,明何良俊《何氏语林》卷二九“黜免”条,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一二七“因诗放归”条,虽未注明出处,但经文本比对,所载与《唐摭言》几乎全同,当亦以《唐摭言》为本源。

以《新唐书》作为始源性文献而转录者,如宋孝宗时所修《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二四“不遇”条,宋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三九“不遇玄宗”条,宋潘自牧《记纂渊海》卷一二四“凉薄”条,宋《翰苑新书》前集卷六五“自叙”类“不才明主弃”条,均注明引自本传。宋章定《名贤氏族言行类稿》卷四七将孟浩然禁中赋诗改为太学赋诗,虽未注明出处,但据此可知亦出自本传。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一七著录《孟浩然诗集》一卷,注文引《新传》,但又参考王士源《孟浩然集序》,将孟浩然联句之地记为秘省。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二“孟浩然”条所载与晁书相同。据此,知此二书亦出自《新唐书》本传。

以上两种变化相对简单。而以《北梦琐言》作为始源性文献,曾发生了二次和三次衍变。第二次衍变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宋阮阅《诗话总龟》所载孟浩然故事的第二条:“孟浩然曾谒华山李相,不遇,因留一绝而去,曰:'老夫三日门前立,朱箔银屏昼不开。诗卷却抛书袋内,譬如闲看华山来。’一日,明皇召李对,说及浩然事。对曰:'见在臣私第。’急召,俾口进佳句。孟诵:'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明皇不悦,曰:'未尝见浩然进书,朝廷退黜。何不云“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由此不遇。与前所言及《摭言》稍异。又《北梦琐言》载:明皇谓浩然,何不道'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由是不遇于布衣。”依据上述始源性文本的标志性特征,可以判定此条来源于《北梦琐言》,因为故事所述“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两句是《北梦琐言》的重要标志。此条最明显变化是将引荐者改为“华山李相”。阮阅转引时也发现其与《北梦琐言》之异,故特标“《摭言》稍异”。《诗话总龟》所载孟浩然故事共三条,通过文本比对发现,第一条虽注明引自《古今诗话》,但其始源性文献为《新唐书》本传。第三条虽未注明出处,其文字与《唐摭言》基本相同。因此,第一条可归为上述以《新唐书》作为始源性文献一类,第三条可归为以《唐摭言》作为始源性文献一类。

以《北梦琐言》作为始源性文献发生二次衍变的第二种,是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二三所载孟浩然故事:“明皇以张说之荐召浩然,令诵所作。乃诵北阙休上书,南山归弊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帝曰:卿不求朕,岂朕弃卿?何不云气蒸云梦泽,波动岳阳城!因是故弃。”很显然,从记载中的“气蒸云梦泽,波动岳阳城”来看,此条本于《北梦琐言》。其最明显的变化是将引荐者改为张说。

以《唐诗纪事》为基础,在明代又发生了第三次变异。明代拟话本《喻世明言》卷一二《众名姬春风吊柳七》的入话,先引孟诗,接着说:“宰相张说甚重其才,与之交厚。一日,张说在中书省入直,草应制诗,苦思不就,遣堂吏密请孟浩然到来,商量一联诗句。正尔烹茶细论,忽然唐明皇驾到……明皇道:'前朕闻孟浩然有“流星澹河汉,疏雨滴梧桐”之句,何其清新!又闻有“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楼”之句,何其雄壮!昨在朕前,偏述枯槁之辞,又且中怀怨望,非用世之器也。宜听归南山,以成其志。’” 从引荐者为张说以及“气蒸云梦泽,波憾岳阳楼”两句,可知该文所据为《唐诗纪事》。但又对《唐诗纪事》作了改写,增加了一些更为具体的细节,如张说在中书省草应制诗苦思不就、遣堂吏密请孟浩然、烹茶细论等。从《喻世明言》所载来看,故事至此已发生三次变异,其路径为:《唐摭言》→《北梦琐言》→《唐诗纪事》→《喻世明言》。

从上述种种情况来看,孟浩然故事流变与文本衍生,其规律如下:第一次变异有两条路径,一是入正史孟浩然传,一是入小说《北梦琐言》。入正史后,文本相对稳定,其后引录基本无改变。第二和第三次变异主要发生于以《北梦琐言》作为始源性文献的变异。第二次变异有两种情况:一是《诗话总龟》所载第二条,将王维改为“华山李相”;一是《唐诗纪事》卷二三所载孟浩然故事,将王维改为张说。第三次变异发生于明拟话本小说《喻世明言》,主要变化是以《唐诗纪事》为基础增加了较多具体细节描写。这种现象表明:其一,正史是官方史书,作为始源性文献相对稳定;其二,最易发生衍生和变异的是小说类文献;其三,从孟浩然故事整体来看,文本最主要的变化是引荐者。但事实上,这些改动均无可靠文献作为依据。其改动乃由追求故事传奇性所致。《北梦琐言》是笔记小说,性质与《唐摭言》相同。《诗话总龟》所载第二条未标明出处,推测亦当从笔记或其他诗话转录。《唐诗纪事》杂记各种趣事,近于诗话。《喻世明言》是拟话本小说。因此,从书籍性质和编撰动机来看,上述衍生文本均有追求传奇的倾向。一般而言,读者感受到故事之奇,并不在故事本身的怪异,而在于故事的真实,越真则越奇。若读者认为故事不真,则故事虽奇但并不接受。唐传奇往往在结尾增添一段以叙述故事来源,无非是要使读者信其为真。孟浩然故事不断改动引荐者,目的也是如此。前人对此早有觉察,如《历代诗话》载吴旦生评论:“《北梦琐言》孟浩然与李太白交游……《唐诗注》又云明皇以张说之荐召浩然……《诗话总龟》又云浩然谒华山李相不遇……余观所载不一,窃以阑入宫禁或属未然,而急召私第为可据信,似《北梦》之言为长。”b据此可知,吴旦生早就发现改动的主要目的是追求故事的“可信据”。但实际上,由于孟浩然见玄宗一事本身的虚构性,这些改动都是不可靠的。

四、结语

中国古代诗歌与事的关系十分复杂,既有诗中所叙之事,又有作为诗歌写作背景的事。笔记小说和诗话等著述,对诗歌所叙之事尤为关注。以往研究多以这些记载作为诗歌阐释的材料,但这里面可能存在一个长期被忽视的现象,亦即这些事的史料来源问题。实际上,小说和诗话中所记之事,多由诗歌敷演而成。也就是说,事本于诗。本文讨论的孟浩然故事,即为一个典型例子。据前文所述,《岁暮归南山》一诗真实存在,在“无官受黜”故事形成之前,人们对孟浩然的评价,多从此诗生发而来,其中王士源、殷璠、杜甫、白居易、皮日休等人的评价尤有代表性。随着孟诗及其评述之作的不断流传,孟浩然形象渐次成型,与此相关的故事也逐步形成。显然,孟浩然故事的史源性文献是其本人所作之诗。这就提示我们,在利用这些材料时,应特别注意事与诗的关系。

以上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21年第8期,文章不代表《学术研究》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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